眼泪的味道
蜷缩在那里，白底蓝花的睡衣裹在身上，样子很平常，脸色也宁静，在那张自己的床上睡着，他永远地睡了。
2014年夏天的那个早晨，一行泪静静地流在我的脸上。
记得那是1984年的春天，他嬉笑着来到我面前说，戏的初稿我写完了，你来成稿吧。戏里主角的独白得你来写，你有词儿啊！
那阵子，为了参加沈阳市首届艺术节，我们正在合作写一出话剧。
我满脸高兴地看着他。
我欣赏他。
欣赏他是从写戏开始的。
1977年从部队退役后，我在沈阳市大东区文化馆工作。一共才十几个人的小单位，我是创作组的光杆司令。
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啥事不能干，也不怕啥事不会干，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忙活。用如今的词儿就是忙并快乐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文化人的好时候。那时候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又多彩。因为要参加沈阳市举办的戏剧会演，文化馆在全区范围内征集剧本。
正是那时候，我认识了他，一个爱写戏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剧本是歌剧《心声》。
写歌剧的时候，他还在沈阳市第一中学教书。我在学校大门口等他，看着他笑眯眯地朝我走来，不时地拍打一下身上的粉笔灰。那天中午，我去他家蹭饭。
一座砖头垒的楼，好小好老。木板搭的外楼梯，让走在上面的人心直颤。推开门，我吃惊地看着屋内。仅有五六个平方的小屋被一张大床占满，一个小柜、一张小桌，地上有两个人都不好转身。我的天，就在这个屋子里，他和自己的姥姥、妈妈生活了二十多年。
我还记得那天吃的是挂面。一边吃我一边在想，他怎么在这个小屋子备课？怎么在这个小屋子里写的剧本啊？说真的，那顿饭我没吃饱，却腹内胀满。
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没抱怨过自己的生活。但他却和我抱怨自己的工作：课太多了，学生们还找他补习，真是忙得没空干自己爱干的事——写戏。
我突生所想。
歌剧《心声》在会演中得了创作奖，是二等奖。我和领导说，要是我们有时间再从容些修改，剧本会更好，奖项会更高。领导问那咋办？我说得要人。我和领导说，有个老师挺合适，他自己也愿意来咱们这儿干这个活儿。
后来没了下文。
后来我当了文化馆副馆长，主管业务，于是我们的愿望达成，他调来文化馆，接替我做了创作组长。
2014年夏天的那个晚上，望着遗照中他那张带着微笑的脸，手中捧着他的日记。他写道：那一年我得到了李长武的认可，调到大东区文化馆搞创作。
烛光，这是什么样的烛光啊。我记得小时候的烛光。那时候的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电灯是什么，漆黑的晚上，除了晴朗夜空中的月光，也只有那一点烛光能把眼睛点亮。白天疯玩忘记了写的作业，只有在妈妈一声叹息中点亮的烛光里完成。夜里醒来，朦胧中是还在缝补破旧衣裳的妈妈在微弱烛光中那瘦弱的身影。然后哇，黑暗中的梦想都是光明。
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在一起修改剧本，正是兴时却突然一片漆黑。那时候有电灯的城里停电也是常有的事。然后我们就点燃早已准备好的蜡烛，他在烛火上点燃香烟，我们在闪烁的烛光中和缥缈的烟雾里继续我们的创作。
多少个日夜啊！
今天这个夜晚，也是烛光闪烁，也是香烟缭绕，可他却再也不能醒来。
老弟呀，何止是认可，那是欣赏，那是喜欢！不知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只是我从来没和你说过。
男人之间不用那么肉麻嘛。
我现在想说，可是你听不见了！
他来文化馆做上了自己喜欢的事。我们也就天天在一起工作了。20世纪80年代，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充满思想解放的中国空前活跃，思想如飘忽的风，忽而从四面袭来，忽而又向八方散去，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政治经验，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知识群体突然一齐涌现，他们再也不甘禁锢的寂寞，充满了追索新观念的激情并跃跃欲试。
我和他正是在那个时间段里混在一起。
那时候真好，那时候真年轻。
我们走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革命委员会的标牌、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动乱过的城市，显得平静又安详，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梦想和憧憬就要张开飞翔的翅膀了。我们朦胧中觉得，新的生活开始了！
他来文化馆后我们一起组织开办了“万泉诗社”“星期五小说小组”“剧本创作笔会”“业余作者深入生活采风”等一系列创作活动。
我们一起商量工作计划，一起策划活动方案，一起带队开展活动。纷纷繁繁、拉拉杂杂、忙忙活活、热热闹闹。
最难忘，我们一起上学。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那时候他来找我，说他好想读中央戏剧学院。他还真去报考了戏剧文学系，通过了初试，复试时下来了。他从北京回来后，我们见面时他有点沮丧，依稀可见他眼中闪烁的泪光，至今让我难忘。
几年后我们联系的作者中的辽宁大学的青年教师说，他们中文系要办夜大了，想要去的话他可以提供考试题参考范围。我们都报了名。在准备考试的那些日子里，他就是我的语文老师。什么“主、谓、宾”“定、状、补”，这些可是他拿手的。我认真地听着他讲理论，同时还听他告诉我一些小窍门，既帮助记忆，又适合应对考试。
白天要工作，晚上一起复习听他给我讲课。昏暗灯光中他那稍有得意而微笑的样子，就如同此刻在这烛光里。
那会儿，我真的像学生似的佩服他。(https://www.daowen.com)
后来我们一起去辽宁大学读书，一起度过了四年夜大生活。
人就是这样，初相识，交相知。
在文化馆工作的时候，我们创作组有一个自己办的小报，叫《万泉》。创刊号上的万泉两个字，还是我所题。那可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书法家或是一个什么人物，只是因为兜比脸干净，不好张嘴请名角儿，才自拉自唱，自我欣赏的。
他来以后，我们就一起办报。因为他认识铁岭印刷厂的人，为图便宜，不嫌路远，《万泉》就在那儿生产了。于是，每个月我们二人一定要在下稿和校对的时候去铁岭印刷厂，成报后工厂会用车把报纸送来沈阳。
沈阳到铁岭的路有一百多里。那会儿不比现在，火车跑得慢。我们从沈阳上车，弄一只烧鸡，买一瓶白酒，一路上吃鸡、喝酒、聊天。两个小时后到了工厂就干活儿，完活儿了坐火车回家吃晚饭。
他小的时候，父亲离开家，丢下了他和他妈，还有他妈的妈。一直到他结婚前的二十多年，两个女人一个男人，祖孙三辈相依为命。他的日常生活和同时的人相比，不算苦。用他的话说，那会儿吃的、穿的、用的，家里全可他自己。妈和姥姥疼他，宁可自己受罪也不让别人瞧不起一个没爸的孩子。等他长大了才知道两个女人为他受了多少苦。
我在车上听他说自己的过去，看他低下头用衣袖掩住自己的眼睛。
不知为什么，那会儿我就只想用心体会“泉”这个字的深意。噢，对了，我那时候还想到了女人手托水罐的那幅名画。
善良的人一定懂得苦难。
——他善良。
1984年，沈阳要举办艺术节。
那光景我离开了文化馆到文化局工作。那会儿的生活中有个插曲。深圳在全国招人，他动了心，我们俩都报了名。那边来人外调，单位不放人，那就安心干自己的活儿吧。过年的时候我们俩在一起喝酒，说得最多的是改革。年轻脑子活，胆子大又好奇，想加入那个改革的潮流不成，咱就写个改革的戏，参加沈阳艺术节吧。
我们一起商量好了故事，他写初稿，然后交给我成稿。写戏是累活儿，初稿更难。他点灯熬油苦干了半个月，把戏交给了我。
那个戏里有我们两个人的经历，也有我们共同的感悟，更有我们自己的心事。
开始构思戏的时候没给戏起名。用我们的话说，先有了孩子再起名吧。可戏成了总得有名了吧？他说这活儿你来干吧。
那晚上我还得给女主角儿补写一段独白。我很入戏。那个不得志的女人的境遇和她遭受的委屈，让我心潮难平，泪水掩面。一大段台词一挥而就。放下笔，我走出家门，初春的风拂干了我脸上的凉泪。我静下来想戏的名，百思而不得。
第二天，我们见面说戏。我要给他念一遍，他说不用，自己看吧。看着看着，他自己念起了那段独白。
他那激动的样子我从来没见过。更没见过他流泪。可那会儿，他读完了那段台词，把剧本摔到桌上，却泪水满面。
太好了，有了，剧名有了，就用这段台词里的那句话。
——泪，是甜的！
那是1984年的春天。
写戏的过程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今天早成了记忆的碎片。可是那一刻却成了我记忆中的永恒！
《泪，是甜的》在首届沈阳艺术节上得了大奖。
他是第一作者，代表我们上台领奖。我盯住他的双眼，因为我又见他眼中闪烁着泪光。
后来《沈阳日报》转载了这部话剧。用主编的话说，作为一级党报，全文刊登一部戏，这是绝无仅有的。
此时此刻，我坐在窗前，望向刚刚降临的夜晚被斑驳的灯光迷离，一如我纷乱的思绪。寂静陪伴着，淡如月光一样的回忆，一点一滴，往事重生般在纸上一页一页地铺开……
模糊。不是忘记，是因为那个年轻的岁月让生命的节奏快如季风般地刮过青涩头顶。那是怎样的，无论快乐还是痛苦，都来去匆匆的日子啊！我仔细地拼凑着过去的记忆，一如连接我们曾经的生命轨迹。
后来，我去沈阳市艺术创作研究室做了专业编剧。
后来，他去了辽宁体育报社当了记者。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们各自生活着。
再后来，我们又有一次合作。他约我一起给盘锦的一个剧团写了一出评剧，为的是参加中国评剧节。那会儿我们又都回到了起步的原点。他是辽宁省剧协的秘书长，我在沈阳评剧院做院长。
一晃几十年啊，生命在细微地变化中，生活在不断地变化着，一切都在变化中向前走着。
再后来，中风让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热爱的事业和执着的岗位。
本来想他能安度晚年，可今天，他却静悄悄地走了。
夜幕降临。沈阳这座沉淀了太多人情和故事的古老城市，让人心魂荡动。这是我们生活、成长的地方，这儿，是我们的故乡，这里有我们的亲人。
他走了。看着他的遗照，想着他的浅笑，忆起他的泪光。张洪伟呀——
眼泪是什么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