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17世纪的日内瓦（1621年—1650年）
1621年秋，一支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出现在格劳宾登州。神圣罗马帝国将军安东尼·冯·巴尔第隆·迪特里希斯泰因[1]很快以“另一个荷罗孚尼”的名声而闻名于十辖区同盟。安东尼·冯·巴尔第隆·迪特里希斯泰因率部横扫瑞士，烧杀抢掠。夹缝中的人民不得不屈膝投降并宣誓效忠于奥地利大公国。方济嘉布遣会[2]修士们随军前来，他们鼓动人们重皈天主教并驱逐改革宗神职人员。普拉蒂高的农民们虽然躲进了茂密的森林，但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森林成了军火库。农民们砍下沉重的木棍并在一端镶上了大钉子。在农民们与奥地利大公国的早期战争[3]中，这些武器曾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又将发挥作用。农民的武器已经鸟枪换炮，原来的长刀变成了匕首，原来的镰刀换成了长矛。1622年的圣枝主日[4]，农民们袭击了奥地利大公国军营，杀死了四百人，并将其他人赶出了瑞士。格劳宾登州的新教教徒立刻起来响应这些农民。阿彭策尔州也派兵增援他们。
安东尼·冯·巴尔第隆·迪特里希斯泰因虽然已经撤退，但很快又率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卷土重来。在得胜之后，安东尼·冯·巴尔第隆·迪特里希斯泰因在旧瑞士邦联全国各地开始了残忍的屠杀，老弱妇孺无一幸免。人民衣食不保，国土满目疮痍。安东尼·冯·巴尔第隆·迪特里希斯泰因的士兵们甚至抢走了教堂的吊钟。在幸存的难民中，一部分人逃往其他国家，另一部分人或死于瘟疫，或躲入森林销声匿迹。各天主教州幸灾乐祸，而同病相怜的旧瑞士邦联新教人士则深感有心无力。苏黎世市市长约翰·海因里希·瓦泽[5]致信称：“亲爱的盟友们，不要指望我们能够给予任何帮助。我们已经自顾不暇。目前，你们只能尽最大努力拯救格劳宾登州于水火之中。”
对于格劳宾登州而言，不幸中的万幸是，获得里申阿尔卑斯山脉通行权后，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在意大利王国横行霸道耀武扬威，终于激起了法兰西人的怒火。一支法兰西军队出现了。紧随其后的是苏黎世州、伯尔尼州和瓦莱州的军队。苏黎世州、伯尔尼州和瓦莱州终于向被压迫的盟友伸出了援助之手。最终，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再次被驱逐，而瓦尔泰利纳回归意大利。奥地利大公国被迫向格劳宾登州纳贡。162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派遣一支四万人的军队入侵格劳宾登州。一时间，武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自由似乎荡然无存，但仍有一部分格劳宾登人没有放弃希望，并最终得救。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
三十年战争[6]的新教英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虽然在瑞典王国领土上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7]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最后还是被迫从瑞士撤军以防卫国境。当最后一批神圣罗马帝国军队退出瑞士边界、最后一批奥地利大公国堡垒被摧毁时，欣喜若狂的格劳宾登人民开始欢聚一堂。格劳宾登人民重新建立起祖先们在达沃斯和特伦斯村宣誓缔结的古老同盟[8]，从此再也没有重蹈17世纪上半叶的悲惨覆辙。几年后，格劳宾登人收复了他们的领土。1639年，全面和平协定在米兰达成。格劳宾登州的旧瑞士邦联成员身份得到了充分承认，但有一项附带条件，即天主教会将保留其在博尔米奥、瓦尔泰利纳和基亚文纳的权力。而施瓦本战争之后，奥地利大公国彻底失去了十辖区同盟的统治权。和其他同盟成员一样，十辖区同盟也获得了自由。达沃斯仍旧是军事重地，它自古以来的荣誉得到保留。国民议会仍然在达沃斯举行。三同盟的旗帜和案卷资料也永远保存在达沃斯。
旧瑞士邦联各州尽管并未像法兰西一样在三十年战争的黑暗时期里陷入悲惨的深渊，但度日如年。宗教信仰差异造成的分歧虽然不像旧瑞士邦联各州在卡佩尔对垒时[9]那样严重，但同样波及广泛。旧瑞士邦联各州将全部金钱投入外交和军备，同时将全部时间花在徒劳无功的议会讨论上。天主教教徒极力反对改革派的一切诉求，而改革派则不分是非地反对天主教教徒的每一项主张。天主教教徒与西班牙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为伍并从中获益，而新教教徒则站在法兰西王国一边。因为法兰西王国与西班牙王国水火不容。这样一来，面对受迫害的格劳宾登人，伯尔尼州和苏黎世州坐视不理也就不足为奇了。
旧瑞士邦联各州只在一点上团结一致，即出于自卫本能坚决不允许荼毒旧瑞士邦联的外国军队进入本国领土。然而，在这一点上，各州依旧软弱无能。瑞典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曾经先后驻军施泰因、苏黎世、沙夫豪森和巴塞尔主教区，给当地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对于瑞典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做法，旧瑞士邦联各州政府只是做了软弱无力的抗议。正当旧瑞士邦联政府奴颜婢膝地致信瑞典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将领时，旧瑞士邦联农民积极介入，以武力反抗表明对掠夺者的抗议。
一次次唇枪舌剑和厉兵秣马的结果却是赋税的日益加重和民怨沸腾。1641年，对苛捐杂税忍无可忍的伯尔尼埃曼塔尔乡民终于发动了起义。伯尔尼州集结重兵，前往各城镇平叛。而在苏黎世，一项倒行逆施的房产课税也引发了类似的暴动。因为克诺瑙和韦登斯维尔人民拒不缴税，闻风而来的军队便占领了村庄，解除了村民的武装，然后处死了发起暴动的首领，并对两座村庄处以巨额罚金。
还有一件令旧瑞士邦联地方官员感到烦恼的事是大量“流离失所者”的到来。“流离失所者”是指那些在三十年战争中家园被毁的日耳曼人或伦巴第人。对于一个人人都想安居乐业的国家而言，流离失所者的存在和治理无异于千钧重负。与一向受旧瑞士邦联百般维护的吃苦耐劳的他国难民截然不同，这些流浪汉东奔西窜，四体不勤，并且到处煽动人们反对地方官。流民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后竟让旧瑞士邦联成了过路之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龙潭虎穴。旧瑞士邦联不得不对流民采取严厉措施。在阿尔高州的布雷姆加滕，一年之内有二百三十六个流民因不同罪名被处决。受到惊吓的流民们惶惶不安，一度销声匿迹。
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动乱，将目光转向卢塞恩州。在所有大城镇中，似乎只有卢塞恩逃过了其他主要城市都曾经经历过的动荡。卢塞恩湖畔美不胜收。似乎只有皮拉图斯山云雾缭绕的峰顶上飘来的暴风雨才会惊扰到这里的平静。
弗拉克蒙特山
弗拉克蒙特山[10]下，
是埋葬本丢·彼拉多[11]的卢塞恩湖。
……
片石投湖，风暴骤起。
大雨倾盆，电闪雷鸣。
古籍有载，众所周知。
可怕的卢塞恩湖里掩埋着，
受诅咒的本丢·彼拉多的鬼魂。
在卢塞恩，人人都知道本丢·彼拉多的尸体经台伯河[12]、罗讷河和莱芒湖漂入卢塞恩湖，并在湖面上引起可怕风暴的传说。来自萨拉曼卡[13]的一名学生解救了这一个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湖泊。传说这位学生用强大的法术压制住了本丢·彼拉多的鬼魂。鬼魂被迫骑上一匹黑马跳进湖的深处，并且只有在每年的耶稣受难日才能从湖中升起。结局当然是这名学生获胜。本丢·彼拉多的鬼魂归于平静，除非有人说他的坏话或将石头扔进湖中搅扰他，本丢·彼拉多的鬼魂才会再次出来作祟。我们以埃德温·阿诺德[14]的描述告别皮拉图斯山：
翡翠海岸之上红云缭绕，
他骄傲地孤立于翡翠海岸。
他似阿尔卑斯山脉的国王，
脚踏辽阔的疆土，
挺立于天地之间。
来自北方海岸的风暴，
携遮天蔽日之势，
将狂暴的怒火，
发泄在翡翠海岸的峭壁上。
峭壁哀鸣似在诉说，
听者闻之，铭刻于心。
金光笼罩的山顶上，
有一个负罪的灵魂。
这是一桩远古的冤案，
永不会得到宽恕。
士兵手持武器守候在侧，
守护死去的耶稣。
当暴风雨击打峭壁，
鬼魂将驾驭波涛，
横扫过湖水，发出声声咆哮。
本丢·彼拉多哀叹着末日，
向暴风雨诉说着冤屈，
呜呼哀哉，不忍卒闻。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5]的签署标志着欧洲宗教战争[16]的结束。在和约签订之前的谈判会议中，虽然旧瑞士邦联并未参战，但仍然获准派出一名代表参会。依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最终放弃了要求旧瑞士邦联各州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成员的所有主张。虽然在名义上，旧瑞士邦联仍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帝国行政区[17]”，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势力在旧瑞士邦联已经所剩无几。旧瑞士邦联保留了公共建筑和钱币上的神圣罗马帝国雄鹰标志。神圣罗马帝国法庭仍然是旧瑞士邦联的终审法庭。在此次谈判上，旧瑞士邦联取得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旧瑞士邦联巴塞尔代理市长约翰内斯·鲁道夫·韦特斯坦[18]。约翰内斯·鲁道夫·韦特斯坦的机智与活跃及朴拙的性格使他能在宫廷内部的尔虞我诈中明哲保身。约翰内斯·鲁道夫·韦特斯坦并未因为自己的功劳接受各州的报酬。虽然约翰内斯·鲁道夫·韦特斯坦一直洁身自好，但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大使盛情款待了约翰内斯·鲁道夫·韦特斯坦，对他推崇备至，并将他称作“旧瑞士邦联之王”。
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约翰内斯·鲁道夫·韦特斯坦
荣归故里之后，约翰内斯·鲁道夫·韦特斯坦逐一到各个村庄宣读旧瑞士邦联获得独立的宣言。欢庆的锣鼓声和号角声宣告了旧瑞士邦联的自由得到欧洲承认这一令人欣喜若狂的事实。自此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再将旧瑞士邦联各州称作“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忠心耿耿、敬爱备至的州”，而是称作“坚强、坚定、令人尊敬和受人爱戴的州”。(https://www.daowen.com)
约翰·伊夫林
至于三十年战争期间的日内瓦，笔者在《约翰·伊夫林日记》[19]的几页中找到了几张关于日内瓦的精美照片。日记中描述了，在1621年，约翰·伊夫林[20]从意大利回国途中参观日内瓦的见闻。约翰·伊夫林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座位于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王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城镇。这里的居民们熟练掌握三种语言。这是一座坚不可摧、防守森严的城市。部分城市建在高地之上。城中的房屋并不丑陋，房屋高处有木制的回廊。无论春夏秋冬，人们都要经过房屋高处的回廊，因而回廊下方的地板会严重变形。虽然城里有许多书商，但书籍的质量令人生疑。除了书籍，这里还有本地制造的手表、水晶和上好火枪等主要商品出售，所有的食物都物美价廉。市政府的房子用石头砌成，它的门廊前有四根黑色大理石柱。在同样用黑色大理石制成的台子上，镶嵌着日内瓦市徽。市徽下方有半鹰半匙的盾牌图案，中间还有一句格言——‘黑暗过后是光明’。
“城镇周围的土地不像许多普通绅士的乡间农场那样宽阔。这些土地，特别是靠近萨伏依一侧的土地，一直都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一旦遭遇任何包围，旧瑞士邦联军队可以马上赶到……
“参议院大厅里，有十四个骨灰坛。这些骨灰坛是人们在清除防御工事中的泥土时挖出来的。离城不远是一片广阔的田野，当地人称之为‘战神广场’[21]。与如今的罗马战神广场[22]相比，这个广场或许更加名副其实。每到星期天，在晚上做完祈祷后，这些一丝不苟的市民会允许孩子们锻炼臂力、练习远距离手枪和十字弓射击。孩子们表现得极其专业，他们的熟练程度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孩子……广场旁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铁圈球，但需要用肘部转动。这里还有一家保龄球馆、一家酒馆和一家餐馆。还有人在这里骑马。这里曾经也是公开处决那些死刑罪犯的地方，尽管这些罪犯是在另一个国家犯下了罪行……
罗马战神广场
乔瓦尼·迪奥达蒂
“周日，我聆听了穿着长袍、披着斗篷、戴着帽子的乔瓦尼·迪奥达蒂[23]博士用法语进行的法兰西式布道。虽然教会政府严格遵循约翰·加尔文和泰奥多尔·贝扎制定的长老会教规，但长老会教规并不像苏格兰和英格兰地区教规那样死板。下午，多才多艺的青年、杰出的诗人、牛津大学首席教授拉尔夫·莫里斯[24]先生在宽敞的哥特式风格的圣彼得大教堂布道。这里以前是一座众多牧师进进出出的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内有四座塔楼。其中一座塔楼上随时都有哨兵站岗，另一座塔楼上则装有大炮。教堂内部很讲究。一尘不染的窗户上画满了圣人的画像……
“周一，我应邀去了一个质朴的小花园。花园里有许多稀有的郁金香、银莲花和其他名贵花卉。罗讷河[25]穿城而过，将半个城市变成了郊区。人们仿效巴黎，将日内瓦称作圣热尔曼[26]郊区……在两座横跨罗讷河的木桥上，有几架水车和几家商店。商店大多是铁匠铺和刀具店。这两座木桥之间有一座岛。岛的中间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塔楼，据说这座塔楼是恺撒大帝命人建造的。另一座桥的尽头是薄荷园，园中有一个漂亮的日晷。当我再次经过市政府门前时，我看见铁链上吊着一条大鳄鱼。一间屋子的墙上画着七位士师[27]，除了中间一位有手，其他人都没有手。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塔楼的尽头有一座设备齐全同时保存完好的军火库。
“晚饭后，拉尔夫·莫里斯先生带我们去了圣彼得大教堂的神学院，那里的建筑很漂亮。学院有九间教室、一个学生集会用的大厅和一座很漂亮的图书馆，而教学楼位于学院内的一处洼地。神学院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一本非常古老的《圣经》和一份用古老的僧侣体[28]写就的手稿。这本《圣经》大约有三百年的历史，经文用法语写成，字迹看上去非常粗糙。学院里还有教授们的宿舍。我还去了医院，那里很宽敞。然而，主教的宫殿现在已经成了一座监狱。
“日内瓦并不以美女众多著称。即使在离阿尔卑斯山脉较远的日内瓦老城区，淑女们讲话也是声若洪钟。但我们的队长威廉·雷爵士[29]狂热地爱上了萨拉丁先生的一个女儿，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位女士接受自己的爱意，并为此拒绝了去法兰西的想法……虽然患病的我没有感到不便，但那是一个异常炎热和令人不快的季节。旅途也崎岖不平。”
约翰尼斯·开普勒
这就是约翰·伊夫林对日内瓦的印象。令人欣慰的是，“一丝不苟”的日内瓦人通过骑马和打保龄球，甚至通过谈恋爱得到放松。“体面的教堂”里的窗户粉刷一新，同时画满了圣徒的图像。当然，对圣徒指名道姓仍然是一种罪过。在此时期，日内瓦取得了全方位的巨大进步。约翰尼斯·开普勒和尼古拉·哥白尼在日内瓦公布了各自的重大发现。勒内·笛卡儿也在日内瓦声名鹊起。日内瓦成为整个欧洲的科学发源地。胡果·格劳秀斯[30]的著作也传入日内瓦。胡果·格劳秀斯的国际法著作取代了马基雅维利主义[31]。1611年，日内瓦大学设立了哲学教授职位，1628年，又设立了数学教授职位。
尼古拉·哥白尼
与此同时，在瑞士东部，工业开始蓬勃发展。苏黎世的丝绸闻名遐迩。在里昂的市场上，圣加仑和阿彭策尔的亚麻布广受欢迎。在讲罗曼什语的几个州，法兰西文学的一缕光辉照亮了人间的黑暗。格劳宾登地区涌现出土生土长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年轻时曾经身体力行地参与他们所记录的历史。一时之间，对立的天主教和新教停止了宗教冲突。孩子们既可以跟随改革宗——归正教——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32]，也能畅行无阻地前往各天主教州做弥撒。
【注释】
[1]安东尼·冯·巴尔第隆·迪特里希斯泰因，曾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担任神圣罗马帝国中央军步兵指挥官。
[2]方济嘉布遣会，属天主教圣方济会分支。
[3]指三十年战争期间旧瑞士邦联对战奥地利大公国。
[4]圣枝主日，亦称棕枝主日、基督苦难主日，是圣周开始的标志。
[5]约翰·海因里希·瓦泽（1600—1669），曾任苏黎世市市长，17世纪中期旧瑞士邦联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
[6]三十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
[7]马蒂亚斯（1557—1619），以“奥地利的马蒂亚斯”而闻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自1612年起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8]指前文15世纪时迪森蒂斯地区起义后，迪森蒂斯修道院院长与人民最终在特伦斯村圣安娜老教堂达成永久契约。之后，三同盟相继成立并逐渐形成了现今的格劳宾登州。
[9]指卡佩尔战争，瑞士宗教改革运动中爆发的战争。旧瑞士邦联中信奉天主教的卢塞恩州、乌里州、旋维茨州、翁特瓦尔登州和楚格州结成联盟，阻止苏黎世邦在公共领地上传布新教。最终，苏黎世邦军队落败。新教领袖乌尔里希·茨温利战死。
[10]弗拉克蒙特山，皮拉图斯山的别称。
[11]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总督。根据新约圣经所述，本丢·彼拉多曾多次审问耶稣并判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而受到诅咒，后被杀死并丢进意大利锡比利尼山脉中的一处冰湖中。此湖后被命名为本丢·彼拉多湖。以上均为传说，并无依据。
[12]台伯河，又译特韦雷河，位于意大利中部，是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
[13]萨拉曼卡，位于西班牙西部，是萨拉曼卡省的首府，属于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坐落在托尔梅斯河北岸，是闻名世界的大学古城。
[14]埃德温·阿诺德（1832—1904），英国爵士，诗人、记者，以作品《亚洲之光》著称。
[15]《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指1648年5月至1648年10月于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内的奥斯纳布吕克市和明斯特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标志着欧洲一系列宗教战争的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结束了欧洲历史上有近八百万人丧生的动荡时期。
[16]欧洲宗教战争，指三十年战争。
[17]帝国行政区，15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改革中建立的行政单位。除选侯领地和皇帝世袭领地之外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划分为六个行政区。
[18]约翰内斯·鲁道夫·韦特斯坦（1594—1666），旧瑞士邦联外交家、巴塞尔代理市长，曾代表旧瑞士邦联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9]《约翰·伊夫林日记》，记录了约翰·伊夫林从1640年（当时他还是学生）到1706年（他去世的那一年）的成年生活期间，有关17世纪英国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生活的珍贵史料，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20]约翰·伊夫林（1620—1706），英国作家，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21]此处指日内瓦城外的战神广场，现已不复存在。
[22]罗马战神广场，位于意大利罗马，在古罗马时期是一个公有的地区，在中世纪，战神广场是罗马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23]乔瓦尼·迪奥达蒂（1576—1649），出生于日内瓦的意大利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和翻译家，是将《圣经》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成意大利语的第一人。
[24]拉尔夫·莫里斯（约1500—1570年），英国著名教士，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1523年毕业，1531年开始担任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的秘书。
[25]罗讷河，欧洲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瑞士境内，流经日内瓦湖及法国东南部。
[26]圣热尔曼，现为圣日耳曼昂莱，法国巴黎西部的一座城市，位于法兰西岛地区的伊夫林省。
[27]士师，《圣经旧约》中记载的以色列的部落首领，意为“审判官”或“拯救者”。
[28]古埃及时期书吏用来快速记录的手写体，与同一时期发展的圣书体关系紧密。
[29]威廉·雷爵士（1625—1669），阿什比第一任男爵，英国政治家，1645年至1660年曾多次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
[30]胡果·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基督教护教学者，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和海洋法的鼻祖，同时也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其《海洋自由论》为当时新兴的海权国家如荷兰共和国、英格兰王国提供了相关法律原则的基础。
[31]尼古拉·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代表作《君主论》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
[32]《海德堡要理问答》，又译《海德堡教义问答》或《海德堡探题》，出版于1536年，改革宗信仰中著名的信条之一，是新教加尔文宗的教义问答书，在教授加尔文主义基督教教义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