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与超大城市

诸大建

作者：诸大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原文首发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众号，题为《同济经管7位教授聚焦疫情下政府治理与企业重生大挑战》，2020年2月6日。

类似2003年北京爆发SARS，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出了一个老问题老争论，中国要不要发展1 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两种旧有观点以新的形式表达出来。中小城市派说，超大城市发生疫情成本巨大，因此要控制超大城市发展；超大城市派说，疫情发生与城市规模无关，北上广深可以继续做大；我的看法是城市疫情与治理能力有关，中国超大城市发展取决于领导力。(https://www.daowen.com)

中小城市派或分散型城市化派认为，假如疫情发生在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控制和管理肯定比超大城市容易得多，即使封城也不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影响也不会扩展到全国和其他国家。2003年的北京SARS和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应该引起对城市化道路的高度反思。结论是我们现在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太多了，出路是减少超大城市数目和规模，在中心城市周边发展中小城市。

超大城市派或集中型城市化派认为，城市规模大与负外部性有相关性，但是，科技与管理可以最大程度削弱它们的影响。城市规模本身是中性的，就如高铁出问题，不是高铁本身有问题，而是管理和技术有问题。同时强调人口规模对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是有正面作用的，结论是疫情爆发不是要叫停超大城市发展，中国只要技术和管理能力可行，不但要增加1 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且北上广深等城市可以进一步向3 000万人口和4 000万人口城市发展。

我是中心外围城市派和整合型城市化派，我不同意城市规模大与疫情发生有必然联系，小城市可以有大疫情，大城市也可以有小疫情，关键是治理能力；同意城市疫情发生与否及其规模大小与城市治理能力有关，而不是与城市规模有关，但是城市规模越大治理能力挑战越大，中国城市现在都想当超大城市，但是治理能力却跟不上去。结论是，中国需要发展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1 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达到10个以上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单个中心城市发展到3 000万人口以上的规模需要避免；发展1 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特别需要有高超的治理能力和高层次的超级城市领导人，所谓好的治理能力就是事先能够防范风险，事中能够化大为小，事后能够举一反三，没有这样的领导人和城市治理能力，盲目发展超大城市会带来全局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