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债券”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应该说，目前支持“新冠债券”的意见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债务共担，这是一条经济和法律红线，却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欧盟是否真正一体化的象征。

当欧盟2012年对欧元债券说“不”时，并不是因为反对欧洲一体化，而是为了保持欧元区的稳定：债务责任不可失控。欧盟不能为成员国不负责任的财政决策承担责任，这里存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由于欧元危机是一场“人祸”，受冲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错，因此避免用一种可能蕴藏道德风险的方法去救助一场因道德风险而起的危机，这是有说服力的。而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却是一场“天灾”，任何成员国都有可能遭受无差别冲击，因此此次疫情危机中并不包含上述道德风险。发行“新冠债券”，以共同债务的形式来共担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这反而成为欧洲团结一致、共度时艰的最直接表态。

正如支持“新冠债券”的德国绿党主席哈贝克（Robert Habeck）所言：“国民经济在遭受重创之后很可能陷入严重衰退并引发失业潮，此时各国必将推出迎合已经像毒草一样在欧洲蔓延的民粹主义口味的经济刺激方案。这导致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拒绝债务共担原本是出于保持欧盟稳定的合法性考虑，但现在，这种拒绝行为本身却威胁到欧元区乃至德国的稳定，由此，拒绝债务共担迷失了其根本目的，变成了为拒绝而拒绝。”

其实，八年前曾来势汹汹的欧元危机虽然已经平息，但当时出台的欧洲稳定机制、欧洲稳定公约等措施只是治标而未治本——欧元区成员国发展不均衡这个深层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从上述有关“新冠债券”的争论也可看出，欧盟已俨然分化成南北两大贫富阵营。而德国此次提出的“三支柱战略”仍然没有突破当年救助和纠错措施的局限。众所周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机制是欧元区的根本性缺陷，要治欧元区发展不均衡的“本”，就必须在财政协调上有所突破，而“新冠债券”正是朝着欧元区共同财政迈出的重要一步。(https://www.daowen.com)

日前，来自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的11名法学家联名提出了一份发行10 000亿欧元“新冠债券”的方案。按照他们的构想，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的一部分将提供给各成员国，如供成员国用于其在医院基础设施上的开支、在重新工业化战略上的投资，以及设立针对中小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例如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安全基金。另一部分资金则将用于所有成员国都参与的欧洲共同项目，比如，为所有国家提供更好的卫生服务以预防可能爆发的下一次大流行病、改善欧洲的数字基础设施、联合安置难民，以及为严格独立的公共广播网络提供资金、进行气候保护方面的投资（如投资欧洲铁路网）等。法学家们建议，每个成员国都应按其承担欧盟预算的比例来偿还新冠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另外，欧盟应可以自己征税，如针对金融交易或航空运输的税，所得税款专门用于偿还债券。他们强调：“这不是对弱者的施舍，而是保护欧洲共同项目免受无差别威胁。”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欧洲能作为一个整体走出这场危机，并变得更加强大，“从而能够克服那些暂被搁置但始终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虽然这份建议带有学者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借“新冠债券”建设欧洲共同财政的路径与意义。毕竟，欧洲一体化是一项宏伟的政治工程，欧洲的团结是为了面向未来，而不只是修修补补把成员国捆绑在一起。

目前，就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救助方案，欧盟层面已经召开了若干次“马拉松会议”，进行艰苦磋商。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目前所讨论的方案基本符合上述“三支柱战略”。的确，德国以强大的实力在欧洲拥有极大的发言权，但同时也背负了巨大的责任和期望。近日媒体上已经有批评指出：默克尔在有关疫情的首次电视讲话中只字未提欧洲，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他的讲话中着重描述了欧洲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和责任。

2020年7月1日，德国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将把默克尔推上欧洲危机管理领导者的位置。从欧债危机、欧元危机到难民危机，德国可以说是一个称职的危机管理者，但除了短期的技术性解决方案之外，是否还能拿出长期的发展方略，尤其是在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民粹主义暗流涌动的大背景下，德国是否能够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促进欧洲的团结和共同繁荣，这可能要打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