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不是重大疫情产生的根本原因

高密度特大城市相比人口疏散的中小城市和乡村，有着更高的聚集经济效益，但也会增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的可能性。

高密度特大城市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存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口的高度集聚及其健康的异质性，多样化的城市生活环境和方式，容易孕育重大疫情，贫困区域首当其冲。第二，人口的频繁接触和高度流动性，会加剧病毒的扩散和传播。如果叠加重大节假日，问题将更加严重。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则会成为传染病向国外传播的门户和通道。第三，人口的高密度和高流动性，加上发达的网络环境，使得疫情信息和恐慌情绪传播力更强，一旦应对不当，就会出现居民囤积物资、厂商哄抬物价等现象，严重时引发社会动乱。(https://www.daowen.com)

城市化本身是人口和其他要素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外溢效应、经济和公共服务规模效应，以及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不断提高的过程。高密度城市意味经济技术基础好、公共设施齐全通达、教育医疗条件好，信息传递灵敏、市场潜力巨大。这些对重大疫情的防治具有积极的作用。事实是，高密度城市的传染病死亡率通常要低于其他地区，同时居民的健康水平也普遍高于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市发布的2017年城市健康指数显示，内地健康综合指数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珠海、上海、深圳、长沙、宁波、广州、杭州、南京、泉州，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高密度城市。

实际上，重大疫情的防治取决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还受城市地理、居民教育水平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高密度只是构成城市重大疫情风险的外部条件，不是公共安全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没有必要对城市高密度现象产生恐惧而强制地去密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