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对公共卫生治理提出的挑战

从2003年SARS到今年暴发新冠疫情相距17年，期间中国城市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城市人口集聚度更高

例如，武汉市户籍人口从2003年的781．2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906．4万人。同时，老年人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截至2019年，武汉市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全市老年人总数的比例超过了10%。高密度的人口使病毒更加容易在群体间扩散，此次疫情期间就出现了不少社区聚集性的病例。老年人抵抗力较弱，接触病毒携带者后感染病毒的概率较大。

2．人口流动性更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数量和迁徙频率日益增加。以铁路和航运为例，全国全年铁路旅客发送量和民航业完成旅客运输量分别由2003年的9．7亿人次、8 759万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35．7亿人次和6．6亿人次，分别增长3．7倍和7．5倍。便捷的交通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叠加春运，使疫情扩散更快、更广。例如，SARS传播轨迹是由河源到中山再到广州和北京，内地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 327例，死亡349例。新冠病毒在短短一个月内由武汉迅速扩散到湖北省和全国，累计确诊病例8万2千多例，死亡4 600多例。(https://www.daowen.com)

3．互联网高度发达，移动终端普及率更广

2003年年底，中国网民数为7 950万人，而到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其中城镇网民规模为6．3亿，占比达73．7%。网络空间极大地延展了人们的舆论空间，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一旦出现谣言，群众恐慌的传播能力更强。

这些变化无疑加大了高密度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难度，给城市重大疫情的防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以发现，我国在重大疫情和城市公共卫生治理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疫情事前控制以及初期的事中控制上。一是健康饮食理念普及不够，管理引导有待加强。SARS是通过野生动物感染和传播的。野生动物并非病毒的“罪魁祸首”，而是人们不健康饮食方式的“受害者”。二是地方政府危机应对能力有待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初期对疫情的研判不足，舆情监督和引导能力亟需提升。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群众认知的局限性或群体诉求的多样性，舆情中既有理性的思考和建议，也常常存在不实信息甚至谣言，监督引导不够就会引发混乱。三是城市应急医疗点和物资体系储备存在不足。体现在应急医疗医院、医务人员、医疗物资储备不足、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不足、接受捐赠流程繁琐、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经验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