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对威尔第与普契尼歌剧创作之影响
刘 双
世界歌剧的历史是从意大利开始谱写的，歌剧自1600 年左右在佛罗伦萨诞生至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全世界的歌剧发展几乎都是不可避免地在意大利歌剧的影响下进行的，意大利歌剧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威尔第与普契尼的歌剧创作有着极其相近之处，他们都十分敏感、十分准确地观察和透视着身边的社会情况，用符合社会心理的思想指导歌剧创作，但是，他们之间又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自当时社会形态的差异。政治经济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艺术创作，影响了他们对人、对社会的认识方式和程度，并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使他们作品的社会价值有所区别。虽然他们的歌剧都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歌剧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思想联系起来，又把他们之间由于所处的环境差异而导致的作品的不同来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更准确地学习研究歌剧的发展、研究歌剧的特点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比较研究同样也应成为我们研究整个音乐历史发展的重要视点，如果我们孤立地局限于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人的作品、离开他所处的环境去研究他和他的作品，往往是不够全面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声乐的时候，在研究声乐的重要艺术形式歌剧的时候，必须全面地研究歌剧发展的整个过程，同时也要抓住重点来进行研究。本文试从社会环境对威尔第与普契尼歌剧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一、社会环境对威尔第歌剧创作的影响
威尔第于1813年出生在意大利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布塞托，家境贫寒。他所处的时代是意大利人民饱受外来统治，没有自由的时代。从1494年法国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之后，法国等国家在意大利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和占领，意大利人民处于近四个世纪的受压迫的痛苦之中，他们反抗外来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逐渐高涨。在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之下，从19世纪初开始的民族独立运动空前激烈，1829年7月，烧炭党人在那不勒斯举行武装起义，并一度取得了政权。1831年成立了以马志尼为首的青年意大利党，并先后在数个城市和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但都由于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而以失败告终。这种斗争活动一直持续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从罗马撤军，意大利人民才获得自由和独立。威尔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民族独立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行动。他不仅是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名支持者，还是一名直接参加者。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他的歌剧作品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的歌剧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
威尔第在成长过程中饱尝艰辛。1832年夏天，他曾请求通过考试进入米兰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而被拒绝，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只能一面工作一面继续艰难地学习音乐，寄人篱下、生活拮据的情况使他逐渐形成了男子汉的信念和刚毅性格。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成长为坚定的民族运动战士。然而，新的共和国并没有摆脱专制统治，也没有使意大利人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一切都助长了意大利人更加渴望自由、渴望民主的民族愿望，在威尔第的一生中，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驱使他一步步走上歌剧大师的顶峰。
从表面现象来看，政治的纷扰往往干扰艺术的发展，但实际上并不能阻碍艺术的发展进程，而且往往在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反而能够产生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品。经历了拿破仑帝国引起的欧洲战争之后，贝多芬开创了欧洲音乐的新风格，欧洲的音乐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并已经开始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征。在歌剧方面，18世纪是意大利喜歌剧作曲家奇马罗萨和帕伊谢洛的全盛时期。前者的歌剧《秘密婚礼》和后者的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罗西尼的同名歌剧问世之前最受欢迎的喜歌剧，也是当时意大利乐坛的两颗明珠。意大利歌剧在度过了这一段繁荣时期之后便日趋没落，人们逐渐喜欢描写人情的、音乐华丽的歌剧，罗西尼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他成了最受欢迎的音乐家。罗西尼的歌剧以其独特的华丽抒情的风格风靡了整个欧洲，在他的两部歌剧《坦克雷迪》和《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取得惊人成就之后的十年间，他一直致力于意大利歌剧的复兴和改革。尽管他在37岁就停止了歌剧创作，他却以惊人的才智建立起一整套歌剧写作的模式。他丰富的配器风格和精雕细琢的音乐旋律，改造了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的音乐语言，创立了有利于快速作曲的曲式，使歌剧摒弃了以往较为自由和即兴化的特点，而走向一种较严格的规范。比罗西尼稍后的多尼采蒂、贝利尼，以比他更加细腻、精巧、抒情的风格继往开来，在意大利歌剧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上最为迷人的时期，他们的努力促使了歌剧艺术的大发展，同时影响到了“美声”歌唱技术的大发展，历史上称之为“美声唱法的全盛时期”。威尔第就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威尔第一方面继承了罗西尼等人留下的歌剧传统，另一方面又努力使自己所有的歌剧都充溢着独特的风格。在他所接受的音乐教育中，强大的“美声风格”必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留下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他的一生中都是创作的基本准则，即人声是歌剧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法，这是意大利歌剧的准则，从歌剧诞生开始到普契尼的出现，歌唱始终是主线。威尔第的音乐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立场上发展的。同时，他也充分发挥乐队的作用，在他创作的歌剧中，管弦乐超越了仅仅为声乐伴奏的功能，而具有了戏剧性，它同声乐旋律一起共同担负起表达各种情绪的任务，从而增强了旋律的力量，以表现戏剧情景、渲染舞台形象。但是，从整体来看，声乐仍然是他歌剧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一方面，威尔第与和他同时代的德国歌剧作家瓦格纳的区别比较明显。
他开始的几部歌剧作品带有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师的风格痕迹。例如，他的第一部歌剧《奥贝尔托》，无论是结构还是音乐的写作，都与罗西尼等人的风格十分接近。
威尔第的第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歌剧是他的第三部歌剧《纳布科》。这一年，威尔第连遭不幸，病魔夺去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意志消沉，“我的家庭毁了，而在这些痛苦中，我还不得不履行约定去写一部喜歌剧”，而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写出来的歌剧《一日国王》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民族的危难、家庭的不幸、事业的失败，威尔第几乎失去了全部的信心。偶然的机会，斯卡拉歌剧院的经理给了他一个剧本，歌剧主人公对祖国在异族压迫下所发出的反抗之声唤起了威尔第刚强的信念。“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威尔第心里涌动的不灭的音乐信念和民族解放的激情在歌剧中淋漓尽致地得以体现。
这部歌剧的上演，让饱受奥地利统治压迫的意大利同胞发自内心地认同，并使他们压抑许久的情感得以释放，在观众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据说当时听众从剧院出来后狂热地上街游行，甚至肇事，当局不得已出动警察镇压。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威尔第在《纳布科》一剧里挑起民族运动的狂热，不过从威尔第留下的信件中，确实可以看出威尔第的确关心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他从未把自己的音乐同他所处的社会分离开来。歌剧《纳布科》从一个方面助长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和激化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此，全意大利人民对威尔第歌剧的期待除了情绪的宣泄以外，也酝酿着爱国民主运动的精神。接下来威尔第创作的《伦巴底人》 《福斯卡里父子》《麦克白》等都是爱国主义主题的歌剧，威尔第借历史故事和政治事件宣扬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像一个不知劳累的工匠，不停地工作，这也正好符合了公众对他的期待。这一时期中，他的作品很多，但无一不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热情。时代给予他与后世的人不同的机会，因为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影响着欧洲的每个角落，任何事情都在这场大革命中受到深刻的影响，音乐必然也在其中。在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中，人们不可能还陶醉在罗西尼、贝利尼的爱情缠绵中，华丽和柔情已不合时宜，人们需要的是激情、自强和斗争的热情。“我首先是一个意大利人！在这样的天空下，难道我能够写出《特里斯坦》那样的歌剧吗？” 威尔第的歌剧能够给予人们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1850年至1860年，是威尔第呼应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创作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将歌剧紧密结合戏剧和文学），也是威尔第作曲日臻成熟的时期。从他与当时文学作家、剧作家的通信中发现，威尔第的确精研了不少文学与戏剧作品，他特别钟爱莎士比亚的戏剧，并且深刻了解如何结合戏剧与文学、如何让音乐自由地发挥。这十年间的作品至今仍上演不辍，如《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命运的力量》等。稍做留心便可发现，这些歌剧竟不约而同是“谋杀”“死亡”“复仇”等晦暗的主题，或许这仍与威尔第心系当时意大利到处发生的流血独立运动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威尔第通过这些歌剧的创作，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不同社会层面的人物，比如，他在描写宫廷中强颜欢笑的弄臣，描写灯红酒绿掩饰下的妓女的内心世界，揭示人性的真实等方面，与前一阶段火一样的歌剧相比，更加深刻和细腻。其音乐也逐步形成了有比较鲜明特点的威尔第式的语言风格。自从1862年《命运的力量》后，表面上看，好像威尔第不如以前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歌剧创作，作品数量明显减少，但他的每一部歌剧都是力作，像《阿依达》《奥赛罗》都是分量很重的歌剧，也有为愉悦自己而写的《法尔斯塔夫》。他曾经是激烈的革命战士，也曾经当过议员，和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他曾经对国家充满希望，但是新的意大利王国并未能将他所希望的“复兴运动”的崇高理想付诸实现。这或许也是威尔第创作热情消减的原因。
威尔第主要的创作精力都是在歌剧方面，他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一首《安魂曲》和几首宗教歌词的配乐、一个歌曲集、一首弦乐四重奏。他沿着前人的路，在意大利传统的基础上稳步前进，从不激进地试验新的理论，他向着目标和技巧的洗练一步步挺进，终于把意大利歌剧带到了空前绝后的尽善尽美的境地。威尔第的艺术生涯实际上就是多尼采蒂以后50年的意大利音乐史。
二、社会环境对普契尼歌剧创作的影响
与威尔第相比，普契尼的确幸运得多，他185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音乐世家，1880年考入米兰音乐学院就读。这时候的意大利领土统一已经基本完成，并已成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事业已经成为过去，人们开始了相对稳定平静的生活。在这种安逸中，意大利的作家和观众不再像以往那样关心和热衷于以英雄主义和重大的社会事件为题材的作品。人们更加注重作品本身，更加追求故事本身的情节和音乐的抒情因素。在这种环境中，艺术往往是发现和体现现实，更深地挖掘人性深处的东西，描写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各个方面。在歌剧创作方面，普契尼所处的时代相比威尔第的时代更加丰富多彩，除了威尔第把意大利歌剧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为后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之外，各民族以及国家的音乐艺术繁荣也给普契尼以更多借鉴吸收的可能性，其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因此，虽然他的歌剧所描述的范围不如威尔第的那样宏大壮丽，却往往更深刻，更能够感动人心，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反思。所以，普契尼的音乐更加抒情细腻。如果说威尔第的歌剧能够震撼人心的话，普契尼的歌剧则能够感化人心。
威尔第作品中的爱往往是比较博大的，饱含着民族和国家的爱，譬如前期的作品和中期的《唐·卡洛斯》、后期的《阿依达》等。有家族、宫廷之间的情感，如《命运的力量》《西蒙·波尔涅格拉》《弄臣》《厄尔南尼》等；有男女之间的爱情，如《茶花女》《奥赛罗》等；也有描写父爱母爱的《弄臣》《游吟诗人》等。应该说，威尔第歌剧所涉及的人间的情感和斗争范围比较宽，层次也比较多。
普契尼的歌剧洋溢着不同于威尔第的清新风格，虽然没有威尔第歌剧那样大气磅礴、那样深刻，但其以抒情性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听众，无论他们来自哪一个阶层，都能感受到普契尼歌剧所特有的真诚、自然和亲切。因为普契尼歌剧所描绘的人和事，往往就像发生在他们身边一样。普契尼的作品虽然没有威尔第那么多，他一共创作了12部歌剧，却几乎每一部都代表了他的水平，都是他充分考虑之后的精心之作（威尔第还曾写过为应付约稿的急就之作）。在普契尼的歌剧中，有戏剧化的矛盾冲突、热烈而紧张的舞台气氛、抒情而伤感的音乐风格，还有寻常百姓的心理和身边琐事的悲剧，以及他对平凡生活中小人物的同情，这些无一不打动人心。无论是歌剧男女主角的爱情悲剧，还是音乐中的异国风韵，全都会在戏剧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渗入每一位听众的心灵深处。普契尼似乎在每一部歌剧中都把男女之间的爱情这一主题放在首位：《波西米亚人》写抒情的、诗一般委婉动人的爱；《托斯卡》写的是浪漫的爱和变态的爱之间的抗争；《曼侬·莱斯科》和《西部女郎》写的是真挚的爱；《蝴蝶夫人》写的是异国情调忠诚的爱；《图兰朵》写的是残虐的爱最终被真诚的爱所感化。总而言之，普契尼以他多少带着女性化柔美的风格，用旋律勾画着人间世态，勾画出了一个寄托了他的精神世界，但是又属于所有喜爱歌剧的人的艺术世界，正如他笔下的托斯卡所唱的那样：“为艺术，为爱情。”
三、结语
威尔第与普契尼两位大师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异以及他们不同的个性造成了社会态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在威尔第的歌剧胸怀宽广，饱含着对祖国、家庭的爱，普契尼的歌剧则更多地描写人间感情；威尔第的歌剧更富于戏剧性，普契尼则更具有抒情性；威尔第的创作风格为浪漫主义，而普契尼的创作风格则属真实主义。
普契尼的歌剧作品缺少威尔第式的崇高气质、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他的歌剧更多了些许多愁善感，这是两人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形式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他们共同具有的戏剧性才智和歌剧创作技巧是很少有作曲家能与之匹敌的。普契尼创作的歌剧虽然没有多少政治色彩，没有多少崇高理想，但这些作品流畅、优美、平易近人、适合演唱，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并且深入人心，这已足够。
威尔第的创作情绪与社会时局密切相关，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关心时政，创作了不少“应时作品”，如《伦巴底人》《列尼亚诺战役》等，还创作了一首爱国歌曲《吹起号角》；普契尼的生活时代不需要像威尔第那么关心社会和民族命运，只是一心一意地描写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虽然普契尼缺少威尔第式的崇高气质，但他的歌剧洋溢着不同于威尔第也不同于瓦格纳的清新之风，洋溢着他特有的真诚、自然和亲切。
两位作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个人审美观不同，所以两位作曲家的歌剧作品在思想观点、艺术风格和社会价值上都有所区别。威尔第的歌剧胸怀宽广，作品中饱含了对祖国、对家庭的爱，普契尼的歌剧胸怀相对狭小，局限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两位大师都钟爱悲剧，但威尔第的歌剧具有戏剧性，普契尼的歌剧则具有抒情性。威尔第坚持自己的风格创作浪漫主义歌剧，普契尼的创作风格相对多样，创作真实主义歌剧。如果说威尔第的作品是直击心灵、震撼人心，那普契尼的作品就是肝肠寸断、感动人心。作为威尔第的继承者，普契尼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威尔第之后意大利歌剧的最高水平。
（2008年12月发表于《人民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