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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隐语的造词方式，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隐语几乎动用了汉语所能提供的所有的造词手段来创造隐语词汇，采用了语音学造词法、文字学造词法、词法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修辞学造词法、综合式造词法等。但是对于隐语的语音形式、词义架构、词语的内部结构等方面的特点则关注甚少；即使个别学者有所涉及，也是泛泛而谈，举上一二用例，遥指一下，让人不甚了了。为了弄清上述问题，我们决定选择一部较有代表性的隐语词典，做一番穷尽式的考察、统计，看看隐语在语音形式、词义架构、词语的内部结构等方面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经过对孙一冰主编的《隐语行话黑话秘笈释义》（收词最少）、钟敬文主编的《语海·秘密语分册》（收词最多）以及曲彦斌主编的《俚语隐语行话词典》（收词介于前两者之间）等三部辞书的比较、选择，最后我们选择了较有影响的《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下简称《词典》）作为我们考察、统计的对象。

《词典》共收录隐语词语11262条。在对这11262 条隐语词语的语音形式、词义架构、词语内部结构等方面的状况逐个分析、考察、综合、归纳之后，我们对隐语的一些基本特征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5]。

在语音形式上，《词典》中的隐语以双音节形式最为常见，共有6516个，占了一半多；三音节的次之，共有3271 个，占了将近1／3，双音节、三音节加起来共有9787 个，占了总数的87%。剩余的其他语音形式只占13%，其中单音节的，有813 个，占了剩余的一半多；四音节的，有573个，占了剩余的近2／5；其他音节形式总共只占不到1／10（详见表1）。这样，我们对隐语的语音形式的初步结论是：二、三音节处于第一层次，是隐语词汇基本的语音形式。一、四音节处于第二层次，是隐语词汇较少选用的语音形式，《词典》100 个词语中分别仅有7 个和5 个是选用了这种形式的。五、六、七、八音节处于第三层次，是隐语极少选用的语音形式；尤其是六音节形式比较罕见，《词典》1000 个词语中不到1 个选用这种形式；七、八音节更是极其罕见，《词典》11262 个词语中，7 音节的仅2 个，8音节的仅1例。

在词义架构上，《词典》中的隐语一如我们原先估计的：词义架构简单、清晰，单义词语占绝对优势，多达90%以上，多义词语很少，而且一般也是双义词语，词义派生脉络应该很明了。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竟然还存在为数尚可观的三义词语以及一部分四义词语、五义词语乃至六义词、七义词、八义词；在14 个八义以上的词中，除了4 个九义词之外，还有5个十义词，2 个十一义词，1 个十三义词，1 个十四义词，1 个十五义词（详见表2）。而且，绝大部分多义词语的意义之间并不存在派生、源流关系，但它们同我们平常讲的同形同音词，如“风化1——风化2”、“生气1——生气2”等，又不太一样，因为同形同音词之间毫无联系，而这些词语之间多多少少总有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这恐怕也就是《词典》编者将它们处理为多义词语的原因吧。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状况，个中缘由，我们发现，主要是由以下几种情况造成的：

（1）不同行业或群体用同一个词语指称不同的事物。这种情形最为常见。如“边”有3个表数目的义项：蚕茧行以“烟、足、南、常、马、青、尺、边、脚、台”表“一”到“十”，“边”表“八”；棉花行以“了、败、川、晓、丸、龙、汤、千、边、欠”表“一”到“十”，“边”表“九”；粮食行则以“只、祥、撑、边、母、既、许、烘、欠、阿”表“一”到“十”，“边”表“四”。又如“半月”，卖膏药业喻指“弹弓”，玉器行喻指“玉耳环”，海鱼行喻指“青蟹”。

（2）不同地区的同一个行业或群体用同一个词语指称不同的事物。如“光子”，华北地区犯罪团伙用来指称“眼睛”或“眼镜”，东北地区犯罪团伙则用来指称“玻璃”。又如“里怀”，北京盗窃团伙用来指称“内衣的上兜”，东北盗窃团伙则用来指称“内衣的下兜”。

（3）不同时期的同一个行业或群体用同一个词语指称不同的事物。这种情形虽有，但比较少见，因为同一个行业或群体所使用的隐语往往有着极强的继承性，一般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如“白扇”，旧时北方的盗窃团伙用来指“盗匪中的参谋”，现在东北盗窃团伙则用来指“白天入室盗窃”。又如“吃尿泡饭”，旧时四川黑道用来指“警察敲诈妓女、嫖客的钱财”，现在四川黑道则用来指“将内地女子拐卖到沿海地区卖淫”。

（4）同一个地区的同一个行业或群体用同一个词语指称不同的事物。如“吃二馍”，旧时河南戏曲界既用来指“戏班分账以后，将剩余的钱给照顾对象”，也用来指“配角演员之所得”。又如“叉抹”，黑龙江犯罪团伙既用来指“吸鸦片”，也用来指“扎吗啡”。

当然也存在几个义项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现象。如“白钱”，旧时北京江湖诸行用来指“贼”，现在北京犯罪团伙用来指“扒窃”。又如“尖嘴子”，旧时东北地区江湖卖艺行用来指称“鸡”，现在东北犯罪团伙指称“妓女”。再如“污兰”，旧时东北土匪用来指“对同伙撒谎”，现在东北犯罪团伙则用来指“同伙私下隐瞒盗窃的钱财”。

凡此种种，均造成了隐语中出人意料地居然有那么可观的三义及三义以上的词语。(https://www.daowen.com)

从词语的内部结构来看，隐语的内部结构有以下四种情形：（1）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合成而构成的词语，这类词语最多，占了将近92%。（2）由一个语素构成的单纯词，这类词相对较少，只占不到8%，其中尤以单音节单纯词为主体，竟占了该类词的99%；其他单纯词则极少，我们只发现了9个叠音词，[6]5个连绵词，1个音译外来词，1个拟声词。（3）由一个或几个词与动态助词“了”构成的“了”字结构。这类词语很少，每1000个隐语词语中只有5 个，对隐语的基本结构特征的归纳起不到什么作用。（4）由几个词与结构助词“的”构成的“的”字结构。这类词语极少，每1000个隐语词语中才只有两个半，对隐语的基本结构特征的归纳也同样不起什么作用（详见表3）。此外，还有2 个带“着”的结构（砍着、漂着）和2个带“啦”的结构（叠啦、查啦）。

在由几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语中，通过词根复合形式构成的词语是最多的，约占所有合成词语的将近90%；其次是通过词根和词缀“老、子、儿、头”等组合而成的附加式合成词，约占所有合成词语的10%；最少的是重叠式合成词，每1000个隐语中只有3 个是采用这种方式构词的（详见表4）。

下面，让我们关注这9279个通过词根复合形式构成的词语的内部结构状况。

在通过词根复合形式构成的词语中，内部结构为偏正关系的词语最为常见，占了总数的一半多；其次为动宾关系的词语，又占了总数的1／3；两项加起来，竟占了总数的将近90%（详见表5）。

我们在讨论现代汉语口语词与书面语词的差异时，对口语词与书面语词的内部结构也做过一个类似的统计，结果是口语词中以偏正式和动宾式最为常见，前者占了45%，后者占了21%，而书面语词中则以联合式和偏正式最为常见，前者占了47%，后者占了32%。[7]我们还对方言词的内部结构做过一个类似的统计，结果也是以偏正式和动宾式最为常见，前者占了52%，后者占了28%。[8]可见，隐语词，从内部结构情况来看，较接近于口语词，而且与口语色彩明显的方言词的情况极其类似。个中缘由，不说也很清楚：隐语的创造和使用者均是文化水平极低的一拨人，不少还是文盲；而且，隐语主要是应用于口头交际领域。

当然也还是存在差异：方言词中，联合式居第三位，补充式、主谓式极少，分别只占1%；口语词中情形相似，补充式、主谓式最少，分别占1%；而隐语中，居第三位的是主谓关系的词语，补充关系、联合关系极少，分别只占2%和1.5%。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我们以为，主要是词和语的差异在内部结构上的反映：口语词、方言词均为词，词以双音节为主，主谓式很难有所作为，联合式倒是可以一展身手；而隐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音节或三音节以上的固定短语，主谓结构可以一展身手，而联合结构则由于其结构的松散性倒是很难有所作为。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隐语中异名同指的现象极为普遍，如指称“行骗时的助手”的至少有“漂点的”“敲托的”“敲买卖的”等，指称“小流氓”的至少有“小泡儿”“小晃儿”等，指称“小扒手”的至少有“小弟”“小鬼”“小佛爷”“小皮子”等，指称“白天入室盗窃”的至少有“闯子钱”“白扇”等，指称“女人乳房”的至少有“尖山”“吞子”“球子”“气老儿”_等_，指称“用色相引诱他人，从而敲诈钱财”的至少有“扭发条”“仙人跳”等，指称“乞丐”的至少有“靠扇”“靠死扇的”“逼柳琴的”等。最多的是指称“女流氓”“玩弄女性”“发生两性关系”的异名同指隐语，举不胜举，如以指称“女流氓”的为例，至少有“小妹”“小偏”“小扔”“画儿”“马儿”“花儿”“马子”“马马”“皮蛋”“肉包”“老梭”“老蜜”“梭叶子”“雀子”“野妓”“圈子”“女飞飞”“女晃儿”“嗍嗍”等，这还远不是《词典》中的全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隐语是处于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人员创造并使用的，是不同层面的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