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讨论在构式语法的框架下展开，默认构式语法的基本信条，包括：1）构式自身是有意义的[23][24][25]，构式的意义与动词的意义有不容忽视的交互关系〔2〕；2）（语义）范畴并不总是边界分明的，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呈现为原型范畴，内部有典型成员与边缘成员[26]；3）“所见即所得”，句法并不存在内部层级，亦不承认所谓的“空语类”〔3〕；4）语言的本质是基于使用的，依存于情境的语言输入及输入频率，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处理和新用法的产生[27]。从上述这些基本信条出发，构式语法研究大都采用自底而上的模式，基于真实语料的方法本质上区别于生成语法。其中，“类型频率用例频率（type-token frequency）”统计是一种常用方法。用例频率是指某个具体的词、短语或其他语言成分在语料中的出现频率；而类型频率指的是在同一构式中，不同语言成分在同一位置出现的频率[28]。与之相关，动词与构式的交互关系往往反映在动词对构式的忠实度上（faithfulness／contingency[29]）。有的动词与某特定构式关系特别紧密，在该构式中有极高的类型频率。比如英语中give对双宾语结构极为忠实，而leave 虽然也能进入双宾结构，在其他结构中的出现频率更高[30]。

用构式语法的眼光来看以往对于反宾为主句的研究结论，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如果语义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明确边界，那么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之间可能本身也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Harbsmeier[31]和Hsveh[32]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另外，尽管大西克也[33]承认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的对立，他基于《史记》的量化研究结果却明确显示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只能理解为原型范畴。

表1　作格动词在“施-动（AV）”和“受-动（PV）”结构中的类型频率[34]

仅从表1的情况来看，即使同被划为作格动词，目标动词出现在“受-动”结构（本文中的“反宾为主句”）中的频率也确实高过出现在“施-动”结构中的频率，19个动词的分布特征依然呈现明显差异：“伐”“得”和“用”的“施-动”用例显然不容忽视，而能进入宾语不出现的“施-动”结构事实上是中性动词的特征。除此之外，大西克也[35]还在《史记》中发现“杀”出现在“施-动”和“受-动”中的类型频率是相同的，以至于无法归类。如果用原型范畴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相对于“幸”和“辱”这些从来不进入“施动”结构的动词，“伐”、“得”和“用”是比较不典型的作格动词，而“杀”正好介于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两个原型范畴之间。

为了考察汉语中最早期的反宾为主句，本文将先秦汉语确定为研究范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在第一个步骤中（本文的第三部分）量化分析了《孟子》全书中反宾为主句的特点，同时抽取出反宾为主句中的高频动词；在第二个步骤中（本文的第四部分）先确定了一些语义上具有代表性的目标动词，然后在国家语委语料库（http：∥www.cncorpus.org／）中找到目标动词在先秦文本中的所有语料，标注每一条用例的句式以找到反宾为主句，通过计算反宾为主句的类型频率占目标动词用例频率的百分率来估测这些目标动词对于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基于两个步骤的研究结果，本文的第五部分重新讨论了汉语中的所谓“作格动词”，并引入了动词无常性（verbal lability）的概念。第六部分总结先秦汉语反宾为主句的形式和功能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