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公教群体生活费用指数变化
大后方有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群体，即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与农民截然不同，因为没有自己的产品，收入来源主要是固定薪资，因而成为最易受通货膨胀影响和打击的群体。他们收入相对固定，即使是按照生活费指数进行调节，其增速也远远小于物价上涨速度。
公教群体对物价的认知颇为深刻，知识分子是国家脊梁，特别是高校教师群体，他们能够从专业角度解释论证经济现象，一大批著名学者，比如吴大业、钱大钧、方显廷、何廉、周有光等，或通过实地调查，或组织呼吁请愿，或写书立著，对当时通货膨胀提出了全面论证以及相应建议，因而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都能深刻认识货币、物价和通货膨胀的联系。他们对于物价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普通民众，而是从学理上进行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从社会心理上来看，他们的焦虑和担忧都出于物价疯涨以及生活水平的低下。以他们的洞察能力，能够比较准确地分析和预测未来的物价走势，其所采取的行为也可能会更具有前瞻性和合理性。然而，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他们即使有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物价引致的生活困苦也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他们因为战事发展而迁徙到大后方，艰苦的生活条件与日趋上涨的物价，促使他们的心理逐渐发生变化。
为了研究公教群体的生活支出变化，本部分采用城市生活费指数作为标准，该指数是衡量城市居民消费资料价格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民国统计资料中，绝大部分城市所采用的生活费指数包括一般生活费指数、工人生活费指数、公务员生活费指数、公职人员生活费指数，等等，但是缺乏教师群体生活费指数的统计，只在少量期刊上有教师生活费指数的相关数据，而且大多集中于抗战胜利之后这一阶段，在抗战期间的比较少见，主要有《南开统计周报》等。但是公务员生活费指数的统计相对较多，考察时期区间较长，基本涵盖了抗战前后时期。在城市选择上，多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为主，但也有少量关于其他省份如甘肃省主要城市的公务员生活费指数的统计，比如《甘肃省八县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12]。基于上述各因素考虑，关于公教群体的生活费指数，本部分就以公务员生活费指数近似代替。
选择重庆作为考察对象，以《南开统计周报》作为数据来源，基于以下原因考虑：一是重庆的政治经济地位，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在此期间成为中国后方中心，人口迅速增长，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重庆人口仅有475.968万，而到了1942年增加到766.617万[13]。二是统计资料的完整性，公教人员生活费指数的资料比较缺乏，而《南开统计周报》不仅有连贯的生活费指数，统计年份区间为1937年至1944年3月，而且统计了公教人员的收入指数，它将收入区分为货币收入和真实生活情况两类，分类统计具体而详细。
具体来说，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一般包括食物、衣着、房租、燃料和杂项等五大类。其中食物类有23种，主要分成米粮、肉类、豆类豆制品、蔬菜和调味品五类；衣着类包括7种，包括棉花、白土布、青土布、青布、衬衣、线袜和皮鞋；燃料有6种，如煤和木炭等；房租是以每一间房的每月租金计算；杂项类主要包括肥皂、纸烟、报纸等，共有8种物品。[14]具体见表3-8。
表3-8 1940—1943年重庆公教人员生活费指数
数据来源和说明：表五：重庆各级人员生活费指数[J].南开统计周报，1944，（1）：21—22.其中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为基期，基期值1，1943年数据进行了调整，原刊中是1943年的月度数据，为了简洁，只取1943年的年度平均值。增长倍数系笔者自行计算得到，为1943年与1940年数值的比较。
表3-8中，很显然总生活费指数增长极快，1943年的总指数相比1940年增长了约19.17倍，此数也即公教人员花费在生活上总体成本的增长倍数。再细看每个细分类别的增长差异，衣着类增长最快，为24.19倍，远高于其他类别，而房租类却只增长了9.17倍。
生活费水平飞速增长，再看一下公教人员真实收入水平的增长情况。所谓真实收入指数，是由公教人员每月所得货币收入除以下一个月生活费指数而得到，之所以除以下一个月的指数，是因为公教人员的薪资在月底才发放[15]，消费在获得收入之后才进行，存在一定时滞。其真实收入水平变化情况见表3-9。
表3-9 1939—1943年重庆公教人员真实收入水平
数据来源和说明：表七：重庆市教职员及公务员真实收入指数[J].南开统计周报，1944，（1）：25—26.以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为基期，基期值1。
表3-9中的真实收入水平指数中，教职员的总指数涵盖了所有教师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中，大学教师真实收入下降最快，1943年的收入指数仅为0.089，相对来说，要远低于中小学教师。公务员收入也如同大学教师，1943年下降到0.088 1。可见，公务员与大学教师群体所受通货膨胀影响最为深远。也正是因为公教群体生活受到如此明显的影响，他们的社会心理才会变得如此敏感，能够真实反映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