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农村物价增长情况
在大后方，除了城市居民之外，还有一个群体特别值得关注，即西南地区的农民，他们在通货膨胀中损失很大，当时有学者甚至认为抗战军费全为穷人所出，穷人为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3]。相对于城市民众的投机保值手段，农民的力量显然要弱小很多，更不用说与财力雄厚的企业家相比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对冲物价疯狂上涨的手段和途径，特别是佃农阶层，通货膨胀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与地主阶层的矛盾，两者间的博弈完全不对等，力量差距悬殊。
本部分对于大后方农村物价上涨情况的分析，也采用物价指数变动进行说明，农村地区物价指数，与前文所采用的指标存在一些差异，本部分基于数据可得性及可靠性，采用农民所得以及所付物价指数，以它们的实际值和相对值来衡量分析农民实际购买力的变化。此外，还以四川为例，借助租佃数据说明地主阶层在通货膨胀中将损失转移给佃农的途径。
农民所得物价指数，即农民出售农产品以及畜产品等相关产品的物价变动指数，体现了涉农产品物价涨跌情况。《中农经济统计》统计了大后方主要省份农民所得物价指数，数据比较完整，数据统计始于1933年，而且对每一个省份相关指数的构成进行了详细说明，都是取1937年平均值为基期值100，使得区域数据横向比较成为可能。
这些数据都是通过调查而得到的，具有客观性和较高准确性。以四川为例，调查的县份包括乐山、遂宁、仁寿、资中、渠县、荣昌、壁山、万源、奉节、凉山、涪陵、江津、古宋、理番、平武、昭化等；所得物价指数的调查物品包括小麦、大麦、小米、玉米、大豆、豌豆、黑豆、高粱、芝麻、花生、烟叶、麻、棉花等。[4]虽然在不同时期，调查区域和物品种类存在一定差异，但由于调查地区数目和物品较多，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相对而言，还有一种所付物价，即农民为获得相关商品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购买商品的价格，这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或农用品与消费品价格，可以理解农民为生产所进行的必要投入。根据购买商品价格变化而编制的指数，即为所付物价数据。这种指数是由实地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的，如四川所付物价指数调查的物品包括面粉、猪油、芝麻油、盐、红糖、茶叶、蓝土布、白洋布、火柴共9种，而生产资料或农用品则包括水牛、黄牛、马、骡、驴、石膏、镰刀、锄头、熟铁。[5]其他省份调查方式和种类也是大同小异。
根据所得和所付物价指数，可得到农民购买力指数，用所得物价指数与所付物价指数的比值表示。它是一个动态时间序列，其值随着农产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物价波动而产生变化。其实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并非一般物价水平的涨落，而是出售农产品能换购农用品和家用品的数量，即二者的比价。简单来说，农民购买力指数的值大于100，也就是所得物价增速快于所付物价，表示农民购买力在上升，反之亦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指标虽然可以反映农民购买力升降变化，但也有不足之处，即它没有考虑产量，比如灾荒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会引起粮价上涨，相应地会促使所得物价指数有所提高，可能会造成购买力水平偏高。
在调查编制大后方农民所得和所付物价指数时，可能在样本容量或对象差异等方面存在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农经济统计》涵盖了大部分大后方省份农民所得和所付物价指数。这些数据对于本书研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首先是它们覆盖面广，如调查区域广，从西南到西北主要省份都有详尽调查；其次是调查对象较多，在农产品样本选择上，基本包括了当时农民主要的生产和消费资料产品，具有全面性；最后是时间连贯性，统计年份基本上都始于1933年，一直延续到1947年，除了个别省份及月份数据缺失之外，绝大部分地区的数据都比较完整，因而为横向和纵向对比提供了可能。
具体来说，大后方农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为了全面体现大后方农村物价变化，这里选择考察有数据可查的八个省份，西南有四川、西康、贵州和云南，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每个省份农民所得与所付物品都有相应分类，一般来说，所得物价的统计包括农产品和畜产品，所付物价的统计包括消费品和农用品。上述八个省份农民所得、所付及农民购买力指数水平可见表3-6。
表3-6 1940—1945年大后方八省农民所得、所付物价指数及农民购买力指数情况（1937年=100）
续表
数据来源和说明：根据《中农经济统计》1945年第6卷各期农民所得和所付物价指数计算得到。农民购买力指数为所得物价指数与所付物价指数的比值，所有数据以1937年为基期（100）。(https://www.daowen.com)
根据表3-6的数据，对此进行可视化处理，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各省在1940年至1945年间相关指数的变化，为了表达简洁，这里只取农民购买力指数这一个指标，其变化趋势如图3-2。
图3-2 1940—1945年大后方八省农民购买力指数变化趋势
结合表3-6和图3-2，以1937年为基期，将基期值100作为参考线，大致可以把1940年至1945年间的这八省农民购买力水平分为三类，或者说分为三个档次。第一类为购买力水平高于100的省份，从图中看到，主要是西南的云南、贵州和西康，绝大多数年份处于参考线水平之上，只有西康1943年为96.2，略低于100，云南农民购买力最低水平发生于1941年，其值也为104，是高于参考水平的。第二类为有起伏变化的省份，从高于100的水平降到100以下，这些省份主要有四川和陕西，它们都是在1942年达到峰值，分别为118.5和120.2，而从1943年开始就跌到参考水平之下。第三类为基本处于参考线水平以下的，主要是西北区域的甘肃、宁夏和青海三省，它们中最高的也只有甘肃在1941年达到了99.8，这三省中宁夏的数值最低，1944年仅为48，也即农民所得物价还不到所付物价的50%。
大后方农民购买力指数，从1937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各省间变化出现明显差异。从上文三类划分可以看到，在参考线水平之上的省份农民购买力较战前有明显提高，而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目前学界对于此期间农民购买力水平的升降，还存在不同观点。较多学者认为，由于物价不断上涨，社会各阶层受到不同影响，农民所得与所付物价上涨速度的差异，导致农民生活状况不断改善。[6]但也有研究认为农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主要以金陵大学农经系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在四川温江、乐山、宜宾、合川四县进行调查，发现在支付地税、缴租之后，农民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7]特别是在通货膨胀形势加剧的情况下，因为存在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8]，农民购买力呈现下降趋势[9]。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温铁军等有不同的解释，认为即便如此，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也要快于其他物品，总体来说购买力上升。[10]
从图3-2中，可以看到后方八省农民购买力存在变化，但也并非简单的增长或下降。总体来看，除了云南大部分年份处于增长状态之外，1941年至1944年间大多数省份农民购买力呈下降趋势。
接下来，需要思考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民购买力指数的另一方面，即农民购买力指数上升了，是不是意味着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或者换句话说，农民购买力指数能否成为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如果仅仅依据购买力指数，如农民所得物价水平高于所付物价水平，就得出结论认为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种逻辑和结论显然值得商榷，因为其忽略了出售农产品所得增长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农民所得增加了，但其实是产量减少导致“物以稀为贵”，从而促使农产品价格上升，最终使得所得物价指数增长。这种因为减产而增加的农民购买力，严格来说，不能称为真正购买力，而只是数值计算结果。张嘉璈在其著作中，认为供给因素是后方通货膨胀产生的重要因素，对物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1940年大后方遭遇了严重的粮食歉收，粮食价格急剧上涨，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加猖獗的囤积粮食行为。[11]特别是西南地区所受影响更为显著，因为西南地区主食是大米，水稻产量急剧下跌导致西南省份农民所得物价“上涨”，从而形成购买力指数上升的假相。
以四川省为例，来看一下1939年至1945年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变化。考察农作物包括籼稻、糯稻、玉米、高粱和红薯，这5种农作物是四川农民的主要粮食，从它们的产量可以间接判断农产品供求减少与价格上涨的关系。从统计资料来看，准确数据并不多，只有少数期刊中有部分年份的产量估计，表3-7中的数据主要来自《川农所简报》。
表3-7 1939—1945年四川省主要农作物产量估计值 单位：千市担
数据来源：四川省历年夏作产量最后估计[J].川农所简报，1946，7：1.
表3-7中可以看到，主要农产品中，玉米、高粱和红薯产量波动较小，而水稻产量出现很大波动，这对于以米粮为主的四川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籼稻产量由1939年的130 237市担减少到1940年的60 779市担，降幅达到53.3%；糯稻由1939年的12 351市担减少到1940年的7 059市担，降幅为42.8%。由此可见1940年四川农作物产量下降幅度之大。而且这种下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3年，所以从图3-2中可以看到，在粮食下降年份农民购买力指数处于上升阶段。农民购买力指数仅仅是农民所得产品与所付产品的价格比值，而价格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产量减少，因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农民购买力上升就意味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实际上，农民真实的生活水平是不断恶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