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囤积心理的逆转
抗战时期物资缺乏，囤积居奇一直都是奸商操纵物价的手段。农民其实也是囤积的受害者，他们虽然不具备基本经济学常识，但是最起码的生活常识让他们知道囤积造成物资紧缺和物价上涨。他们认为从沦陷区过来的游资在农村从事不正当的商业，造成许多物资价格迅速上涨，这种心理可从一张漫画窥视一二。《战时后方画刊》是1940年创刊于成都的一份抗战画刊，内有较多关于抗战救国的漫画、诗歌和短文等，是了解后方民众社会心理的重要来源，其中有一幅关于大后方游资从事不正当商业的漫画，见图3-3。
图3-3 大后方不正当商业
显然，图3-3中的游资正在大后方从事的不正当商业，大多数就是所谓的投机囤积行当，这种行为对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从画中的农村花盆被踢倒就能看出。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农民，基本都反对囤积居奇。作为消费者，他们对于投机商人普遍具有憎恨心理，认为后者是“利用时机大发国难财的不肖之徒”[26]。1940年3月经济部成立平价购销处，其意图在于取缔商人居奇和囤积操纵市价的行为[27]，该机构所制定的平价标语如“居奇操纵是犯罪的行为”“操纵物价的人们：你们未发国难财，先犯居奇罪，及早觉悟，勿贻后悔！”等[28]，不仅体现了政府对投机囤积的定性，也间接反映了囤积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农民阶层也不例外地痛恨这种投机行为。
但是，这种心理在抗战时期物价上涨过程中发生过逆转，也就是市民或者农民对于囤积不再是痛恨，而是产生了借机囤积的心理。对于农民而言，他们从事囤积或许不如大投机商那样可占有很多的物资资源，但是可以利用生产的农产品从事相对较低层次的囤积。此处所谓低层次，是相对于专业囤积商人而言，农民无论财力还是货物渠道，都无法与后者同日而语，因而视之为相对较低层次的囤积。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农民参与囤积是基于全民的危机心理，因为抗战形势并不明朗，而物资缺乏却是每个民众都能察觉的事实，因而也就不难解释全民囤积的现象了。
农民作为消费者，担心物资来源阻断，因而竭力购存现货，以保障未来的消费。同时，他们也是生产者，出于危机心理，深恐危机深入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影响其生产能力，所以一方面尽量收买原料，一方面囤积成品不出售。
云南大学教授赵晚屏对战时广西农村进行了调查，他在报告中写道：(https://www.daowen.com)
农民自己手里有了钱，看着都市米价不断上涨，他们开始囤积粮了。去年（1939年）雒容的谷价只合四元一担，年尾涨至八元，今年四月涨至十一元。现在又是收获的季节，谷价回落了一点，到六元一担。谁能知道今年年尾和明年年初的谷价将涨至如何程度呢？农民对这一个坐得的利益是闭着眼睛的。农民有一点财力的现在都在囤谷，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雒容县惠爱村信用合作社共有股金七十元，照中国银行在当地的规矩要把这笔钱存在银行里，给以九厘的月息。合作社理事主席对于这一个规定表示十分遗憾，他说：“这一笔款子如果存放在我们自己手里，今年买一点谷，明年谷价涨时再卖出去，我们的利益不比月息九厘更大吗？”
当我们问村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如果他有了余钱将做什么用处呢，他回答说要买一些谷子放在家里，待明年价钱好的时候卖出去。他还说，他现在有货便囤，有什么货便囤什么。[29]
从这段引用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农民对于囤积的新心理。1939年大后方粮食歉收导致粮食价格上升，连农民也发现囤积粮食是合算的行为。在广西，农民已经形成一种观念，认为纸票（法币）不断贬值，而且知道通过囤积粮食是最易赚钱的途径。农民可以从对身边物价的感受中知道货币在贬值，囤积心理是出于一种本能或经验，与经济学知识多寡无关。
不仅在广西，在大后方其他地方也同样出现农民囤积行为。费孝通1941年在昆明西郊一个农村做过田野调查。他认为物价上涨很快，“两年前（1939年）的冬天，还没有人想到米价会跳会飞的时候”。
一天，一位李大哥请我吃饭，我的房东老太太陪着我去。饭前我们偶然走到他家的仓房里去瞧一瞧，老太太一见李大哥的存谷只剩一小堆了，急着向他直喊：“怎格把谷子都卖了？要用钱还是去借，还怎格要得？”我接着说，“借钱要加利，要米上街子去买，怕哪样？”老太太解释，“我们这地能不卖谷子就不卖，谷子最要紧，旁的哪样也靠不住。”[30]
连农村老太太都很清楚囤积米粮是“最要紧”的。在普通的老太太看来，借钱要付息都不如囤米来得更实惠。正因为百物价格飞涨，农村囤米也逐渐深入人心。农民的心理从痛恨奸商囤积转变为经营力所能及的囤积，对象主要是米粮。囤积心理具有蔓延性，人们从身边小事可以看到货币已经开始贬值，害怕“钱更不值钱”的危机心理逐渐成为农民所关注的共同话题，所以，当一个人开始囤积物品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起来作囤积的竞赛，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