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不平和愤恨
只有通过深入分析农民心理，才可能看到他们对于物价上涨的看法和态度，从他们的心理或者说心态中，看到物价上涨带给他们的切身体会和感受。许多史料和民国期刊报纸中有对当时农民反应的记载和报道，他们虽然文化水平有所欠缺，但也会在村子里寻找一个代表在报纸上发表呼吁，代表他们的心声。
1937—1945年期间物价带动粮价上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质利益，相反使得农民承受更多的负担，原因在于粮价上涨出售所增加的所得，根本无法抵销其他生产资料所增加的成本。但是在城市里，人们可能对农民的生活存在一定误解，他们会认为农民会得利于粮价高涨，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如四川省巴县蔡家乡农民余思齐在1944年给《农民通讯》的信中写道：
自从抗战以来，物价一天高过一天，法币一天低落一天，许多不明白农村情形的人，都觉得农民有的是谷米杂粮，每年可以变卖无数的金钱，他们的生活是相当富裕的，谁知道适得其反。[16]
这篇名为《农民的生活》的信函，单纯从行文来看，似乎不是出自普通农民之手，因为从文化水平来看，当时的一般农民难以达到如此表述的程度，作者余思齐也许是该乡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也许是农民请的其他文人，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他所反映的事实和要表达的思想。从这个刊物的介绍来看，它定位于农村刊物，主要是反映农民生活，比较贴近农民生活，所发表的文章也比较通俗易懂。显然，所谓农村可以存储粮食以减少物价上涨的冲击，其实是不可信的，反而是“适得其反”。从中能够看到农民认识到生活水平的下降，并对此现象颇具怨言，甚至认为被深度误解。农村虽产粮食，而且粮价的确在不断上涨之中，但农民并没有因为物价上涨而获得红利，相反却承受更多损失。
这是因为，粮价虽不断上涨，却远落后于工业产品的上涨程度，“剪刀差”现象越来越严重。据1942年重庆的调查，以1937年为基期，基期值100，重庆11种食料类的物价指数为4 046，而4种衣着类的物价指数已增长到7 099.5，后者增长是前者的1.75倍[17]。在桂林，差距则更为明显，食料类物价指数为4 827.8，衣着类物价指数竟涨到12 346.2，后者增速约为前者的2.56倍[18]。如果没有对农村整体物价进行调查研究，也许会让人有一种错觉，即农产品价格处于上涨之中，对农民来说应该有利。但是如果深入探讨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变化，则可理解农民产生这种心理的必然性。
农民产生这种心理，实属自然，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首先，粮食产量下降。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曾依据几千个农民的调查报告，做出一张历年农产统计表，调查数据基本出自成都平原。根据数据，1939年至1944年成都平原米粮产量下降32%，小麦产量下降24%，油菜籽产量也下降35%。只有玉米产量增加60%，原因在于农民收不起米而只好多种玉米充饥。[19]大后方农民主食以米粮为主，米粮产量下降成为农民增收的第一个障碍。
其次，粮食囤积。以四川为例，成都平原稻田面积有380万亩，但80%不归农民所有。这个80%的数据来自四川建设厅1939年发表的《农情报告》，成都平原80%以上米谷买卖都靠商贩。不但各市场米价操纵于这些商贩手中，就是米市供给也全由商贩们控制，一个小地主可以做米贩，一个茶馆老板也可以做，米贩在家里、碾房、船上等任何地方都能进行囤积。地主中的大户同时也是私人银行的大股东。银行、商人和地主，可称为“三位一体”。他们囤米居奇的方法十分巧妙，一个地主可以随着他田产的分布而建立若干公馆，这些公馆就是他们囤米的地方。[20]
最后，生产成本增加。所谓成本，除了种植所需的生产资料，比如种子、肥料和人工等，还包括政府种类繁多的苛捐杂税。民国学者张西超对物价高涨下的农村经济进行了较多关注，并且引用了一个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张西超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第二届重庆“农民经济研究会”年会上的一个报告，该报告作者在四川某佃农家中生活过一年，对佃农经济生产具有切身体会。这个佃农家的农场面积相当大，共有水田21亩，1940年因为地主加租，每亩加1斗，共计增加租米费210元，此外一年中所付出的壮丁费、寒衣捐、航空捐、难民救济捐、稻草费以及征工等代金共368元。同时兵差方面所出的劳力，在那一年中又有机场和公路建筑、防空设备、送稻草等，折合工资至少45元，出钱和出力两项共计413元。至于农耕方面，肥料、种子和人工等，因涨价而增加的支出，约460元。一年开支增加约为873元，而这一年中因为农产品涨价而增多的收入却只有630元。两相比较，佃农人家不仅没有得到米价高涨的利益，反而要负债240元。[21]
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品价格上涨。米价虽然上涨，但人工、肥料、种子和日用品价格上涨更快。据《大公报（桂林版）》报道，有人调查了广东南雄农村，1937年以前法币每元可买白米4斤半，到1942年只能买到8两半（每斤16两），米价相较于1937年以前涨了7.5倍左右。可是在同时期，盐每斤自5角涨至9元，共涨至18倍；花生油自3角涨至6.5元，涨至近22倍；废铁每担自15元增至400余元，涨幅约为26倍；农具价格也随涨26倍。至于肥料价格的飞涨，更为惊人，人粪每担由2角5分增至20元，涨至80倍；猪狗粪每担自3角5分涨至35元，涨至100倍；小便每担自6分涨至9元，共涨至150倍。[22]农业生产成本飞涨，即便粮价有上涨，农民收入也不见涨。因此米价高涨时期，一般农民反而越加节省，自动减少购买，造成农民购买力反而越加低落。
一方面是粮食减产，另一方面是粮食生产成本剧增，农民生存压力日益增加。1939年大后方粮食减产是造成其后物价突然上涨的重要原因，农民痛苦心理进一步加重，从《农民通讯》中可以找到另一篇反映农民心理的文章，透过这篇文章，似乎可以看到农民的呐喊，但其中又透露出他们对于国民政府的期盼。
自抗战以来，物价渐渐高涨，一般农村的人民，在抗战初期，稍积有余资，都还能马虎维持最低生活。最近几年来，遭受天灾的损失、地主的压迫、粮价的上涨，使我们的生活竟陷入痛苦万分的境地里，尤其是今年粮价的飞涨，更加厉害，二月份内的食米，每市斗仅售洋二百元。直到现在五月份，已经售到七百元，这种粮价的飞涨声中，我们农村人民的容颜，都表现着惊惶失措的态度。不知如何逃出这一个艰难困苦万分的关头，然后与自然界奋斗。
我们处在这堕落不堪的生活里，所受到的痛苦，就是饥饿寒冷疾病，我们的生活更加难堪了，这都是受了经济力压迫的缘故。我们每餐吃的都是养分最少的杂粮和野菜，内含丰富蛋白质同肉类的食品简直没有见到，所以营养不良。(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在这生死存亡的农村里，呻吟悲哀的呼声，不断地向社会人群里吐露，天天盼望政府的仁德早日到来，援救我们出这凄惨残酷的火坑。而达到快乐的环境中，这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万幸了。
巴县一品乡农民李俊忠[23]
李俊忠的言论，凸显了农民在物价上涨时期的内心恐慌与无奈。天灾人祸不期而至，地主压迫和粮价上涨都成为农民的负担。因而，很多农民用打油诗表达内心痛苦，词句简单朴素，但为心理的自由流露，毫无掩饰。
谁个不知稼墙难？半由人力半由天。
去年大水今年旱，几许农夫赚了钱？！
农民知识本来低，万苦千辛只自知。
屋漏连遭秋夜雨，家人无揭尚啼饥。[24]
农民苦，说不完，农民生活实堪怜，三餐粥饭未尝饱，常年少吃油和盐。
农民苦，说不完，农民破屋两三间，人畜同居最可惨，若逢天雨更难堪。
农民苦，说不完，地主势力悍如官，豆谷棉花收去外，年年要加押租钱。[25]
上文引述的三首诗，署名均为老农，很有可能是杂志社以老农的名义写的，直白地表达了农民在物价上涨、农业歉收及地主重租多重压力之下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