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唤我奔向远方
人人都想安排自己的人生，然而大部分人的人生却不由自己安排。以我的一生来说。我降临人世之大事，非我意愿，乃天地灵气之聚合。我的求学，是被家长按社会运行惯例送入小学。而升初中，升高中，上大学，俱是按部就班前行。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得自己找工作，我们是服从国家计划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很幸运地被留在本学院任教。参加工作时是见习助教。一年后经过考核转正为助教。然后好好工作，等待升级，亦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主观安排。直到有一天，命运伸出个小指头来拨弄我，打破我平静的、随波逐流的生活，强迫我为自己安排出路。那年我44岁，已经是人到中年。
从读书4年、教书22年的高校离开，背井离乡，拖家带口，奔向人地生疏的远方，出现如此大的变故，后来回顾，我意识到这是不可抗拒的命运作弄，不怪任何人，更不能怪我自己，所以没有必要像老太婆吐苦水那样细说根由。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涉及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办学方向性的问题，系里领导不能收回成命。而我是别无所求，只坚决请求系里放我走。以前曾多次请求调动均因理由不充分未能成功。这次双方都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系里领导只好放人。及至给我放行，我不几天就陷入苦恼。因为此前我完全没有联系出路，事到临头才知道世事举步维艰。
我去武汉的几所大学求职。与我接谈的因为是同行都认识我，有过交往，很欢迎我去工作。但是，他们很抱歉地说，他们只是管业务的，管不了住房。学校现在没有住房给我。我可以先去工作，可是得暂时还住在原校，等有住房再搬去。这是实情，不是游词婉言挡驾。我想到人已经调往别处工作却还赖在原校占了住房，天天与不愿意见面的人碰面，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有房搬走，这是非常难堪的。我只能丧气而退。
有意思的是我还去了一所军事院校。我完全无人介绍，是自己闯去的。接待我的是两位着军装、戴眼镜的教官。他们也是欢迎我去，说学院正缺教英语，尤其是能把关的教师。我去了可以得到营级待遇，授中尉衔。我听了正高兴，他们诚恳地说：“不过，我劝你不要来，这不是你们（说的是你们）知识分子待的地方。我们教几何（不是我的同行），在台上讲，两点之间可以连一条直线，而且只能连一条直线。教室后面听课的军代表立刻站起来批评说，‘不对，我们打枪都是讲三点一线。你为什么说两点一线？’”
受了几番挫折后，我去过武汉外国语学校试一试运气。武汉外国语学校是中等专科学校，从大学往中学调，这是退而求其次，我想只要不离开武汉就可以。对这小小的请求，命运仍然摇头。真叫人沮丧。
在找出路联系调走的这期间，我的恩师李华矩教授找院长谈，要院里与系里谈，挽留我。有年轻同事说，你不要走，跟他们闹。有的劝我忍一口气，不要走。下一批就轮到我提副教授，轮到派我出国学习。有忠厚长者告诫我，调动非小事，得看准了。就像泥地行走，踏出第一步前，须看好第二步。
这期间，我整天感觉喉头不舒服，说不清是发胀还是紧缩，像是有东西梗住。我用手抚顺，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得癌症，那样会被人笑话的。
这期间，我在待走状态，已经没有安排我正式的工作，对于周围一切我只是局外人。我很清闲，却无法进行工作——为公的或为私的工作。我无法思考，脑筋里重复着无意义的话：不该这样对我。生活让我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上好人比坏人多，坏人比好人厉害。
受了打击，不会挣扎，只会发出无用的哀叹歌哭，这是中国千古文人的通病，无数传世美文诗篇就是这样产生的。实际上我受的打击真的是微不足道，我后来明白，这是命运推我走，不走不行，而且不离开武汉不行。命运唤我奔向远方。
这期间，我不知道，距离武汉千里之遥的南方边陲小镇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变化要改变我的命运。如果我说我的命运由那颗在我诞生的时刻照耀我的星辰决定了，你可能不相信。如果我说我的命运在1840年就决定了，你可能不相信。如果我说我的命运在1911年就决定了，你可能不相信。如果我说我的命运在1937年就决定了，你可能不相信。如果我说我的命运在1949年就决定了，你可能不相信。如果我说我的命运在1976年就决定了，你可能不相信。事实是1984年，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命运说，你去深圳吧，去吧，发生一点小事，就是为了让你不得不走，就是为了让学校顺利放行。想通了你就不要怨天尤人，只怨你的命吧。于是我就去了。如果我说那一年我的命运改变了，你会相信的。
那天晚上，我去中文系教授周乐群家闲聊。我们碰巧住在同一栋教工宿舍的同一门洞，不是这原因我那天也不会去，也就不会发生调来深圳的事。我落座只一会，他的邻居来叫他去接电话。那时候，曾任系主任的他，家中没有装电话。电话普及到武汉的家庭是1990年以后的事。他接完电话回来告诉我，电话是他在深圳的一个朋友打来的，说是深圳招聘组到了武汉。如果他想调去深圳，赶快去联系。他那时也正是不如意，在找出路。他说想去找深圳招聘组看看情况，只是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落脚设点。真是太凑巧了，我那天白天刚听朋友说，深圳招聘组住在汉口花桥旅社。周乐群说他不认识汉口的路。我向他详细说明乘哪路公交车转哪路，下车后步行多远过马路，他还是不清楚，我只好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带他去。
次日，我陪周乐群来到位于汉口解放公园路的花桥旅社，深圳招聘组下榻办公的地点。深圳于1980年8月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很快，亟需大量建设人才，市政府就派出招聘组到全国各地聘请。由于广东省经济发展快，吸引大量人才涌去，一时出现“孔雀东南飞”现象。招聘组到了武汉，是武汉一时传播的热门新闻，所以我才有可能听朋友谈及。在招聘组办公室内，我看到来应聘的人很多，几个接待室都站满了人，情况就像医院门诊一样，医生与一个人谈，围了很多人听。见了招聘组的人，周乐群受到热情接待，招聘组的人员给一张表让他填了以后，就与他介绍情况。那人说的是些什么，我不太在意。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转机就在于此。然而听到他说深圳将给应聘去的人月薪300元，住房三房一厅，我就动心了，福至心灵，当即要了张表来填。我正是迫不及待地要找地方去，这么好的机会能不抓住吗？仅仅说月薪300元就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我当时是讲师，月薪为87元，加上所有的奖金补贴每月收入不足百元。那时候1斤大米1角2分钱，1斤白菜3分钱，1元钱就算大数目。每天数着几角几分，紧紧巴巴地过，每月等到发薪能接得上气就不错了。
与我接谈的是张祖武老师。他说看了我填的表，我符合条件，即应聘的人如果是有中等职称的，必须是45岁以下。仔细听我介绍了我的情况以后，他很满意，让我过几天带妻子来再谈一次。第二天我就按约定去了，这次接谈的人增加了宋尚忠主任。他们当场拍板要了。直截了当，不打官腔，那时我就体会到了以后国内盛传的“深圳速度”。后来到深圳我才知道把我招聘去的这二位与我同一学院，张祖武也是教英语的，宋尚忠是院办公室主任。
不该你去的地方，撞破脑袋也进不去，该你去的地方会为你敞开大门，这与那个地方是好是坏无关。我6月份联系，8月份接到调令，9月份就举家南迁了。多年以来凡事屡屡碰壁，我感到没有什么事情像这事这么顺利，而且是这么大的事。
真的是峰回路转，否极泰来。万事皆有机缘巧合。若是不受打击我不会有走的念头，我就走不了。若是学校不是事先就已经放了我，我还要提出申请调动，还不知道能否批准，我也走不了。若是深圳招聘组不来到武汉，我也走不了。若是那天周教授接电话时，我不在他家，错过机会，我也走不了。若不是那天白天听到朋友说有关招聘组的信息，我不能带周教授去，我也走不了。若是得到信息迟了几天，招聘人数已经满了，我也走不了。调动成功，出走武汉，需要这么多的机缘巧合，能不能说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然而，我不能说一切归诸命运，人只是受命运裹挟滚滚前行，因为个人的努力是决定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我不是平日勤奋，具备条件，招聘组不会理睬我，机会将擦肩而过。机会只眷顾有准备的人。
接到调令，已经是板上钉钉，不会有变故，心里踏实了，我就忙着办理调动手续和搬迁杂务。须带走的东西要包装，带不走的得抛弃。书籍基本上都带了。舍不得丢的有《翻译通讯》杂志几十本，从创刊号一直订有。还有几个笔记本和几扎记录学习翻译的心得的卡片。我当时教四年级翻译课，正在积累资料，准备写翻译学著作。那时候国内还缺乏正规的翻译教程。在原系里教学期间，我写的论文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翻译的新西兰短篇小说《丝绸》登载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这可以证明我有能力编写英汉翻译教程。我把这些笔记本、卡片和杂志带到了深圳，打算以后继续做我喜爱的事，可是后来由于生活忙乱，无法安定心思做学问，这项雄伟计划就此夭折。翻译方面的书籍送给了教翻译课的同事，我只保留了一些卡片，现在看着这些体现我当年一丝不苟做学问的卡片，我没有太多的遗憾。命运叫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去深圳后，我除了教课，英语方面其他工作就基本不做了。
离开武汉前，我挨家去辞别亲友。大家都安慰我，鼓励我。我的三姑母戏言：“你去广东当一世祖了。”这是说，我此去广东扎根繁衍，传下余姓一支。将来修的族谱中，列我为广东开宗一世祖太公。三姑母一眼前瞻数百年，然后从后世看前世。天啊，真是“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临行前，我带14岁的儿子登蛇山、龟山，俯瞰滚滚长江穿过人烟浩繁的三镇，告别武汉。（我女儿在华师一附中上高一，暂时不随我们去深圳，得在学校上课，不能来。）想到这是我祖辈世代生活的地方，我的一姊一妹二位兄长和他们的家人仍然住在这里，我的至亲好友住在这里，我得把他们都抛下，对于他们，我仿佛将从此消失，不存在了，我真的感到连根拔除之痛。
填表应聘是当场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当时我对深圳一无所知，除了月薪300元的承诺。虽然走是定了的，我还可以有别的选择，不一定是去深圳。听说我将去深圳，有的人说深圳好，能去很幸运。有的人说深圳不怎么样，就那么几条破街道。前途未卜，我心里七上八下。后来我不多想，对自己说，“定了就定了，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黄土不埋人？”很多存身不住，不得不另谋出路的人都这样把一腔悲愤化作洒脱的言辞。
系里为我开了欢送会，由新升为系主任的李华矩教授主持。他致辞说，“系里比他英文好的教师可能有，像他这样英文好中文也好的找不出来。”
对同事的殷殷嘱咐，我致答谢：“在武汉的气候下成长的人，别处什么天气都能承受。走过这个学校的山头的人，到哪里都如履平地。请大家放心。”
武汉的天气冷热极端，而且变化激烈。8月底酷暑炎热，穿单衣薄衫都嫌不散热，恨不得扒皮。9月上旬北方一场冷空气南下，立即成了秋天，长衣长裤抵不住寒风的侵袭。
在瑟瑟秋风里，去武昌火车站给我送行的有许绪源教授卢兆俊教授夫妇，还有张国修、但汉源、李圣重和江熟熹。许老师曾经是我的老师，后来我毕业留校教书，我们就成了同事。他们夫妇两人毕业于中山大学，识讲白话。“夯八郎”“莫几豆”“洒洒碎”“蒙擦擦”是先从他们口中听到的。他们安慰我说去广东没有什么不好。在我离开后不久，他们调去了武汉市的另一所大学，前些年先后以高龄逝世。他们的孤星，40余岁的人了，送走了母亲后，只身去了福建某大学任教，一天也不愿意在原校多留。张、但、李、江4人先与我是同学，后来是同事。后来但汉源调去了江门五邑大学，在该校曾任英文系系主任。送行中另有一人也是调去深圳的，得晚些走。我女儿也来送行。她初中就读华师一附中，11岁开始住校。我走那年她刚考取华师一附中高中，因为我们没有在深圳安顿下来，就把她先留在武汉，托了亲友照顾。
欲行不行，送别中很平常的一幕。我上车，找铺位，把行李放在架上，回头到车窗与亲友挥手告别。一切都平常，我什么也没有想，情绪根本一点也不激动，没有生离死别的感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电影《流浪者》歌词）。可是——
哐当！列车启动，车身剧烈地前后一抖动，我随之一晃。“哇”，我失声痛哭，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到恐慌，羞愧。怎么会这样？我没有要哭，我没有想到哭，怎么会哭了出来？我怎么会崩溃？不像个男子汉。我大口大口地吸气，压住抽搐。我用力眨眼憋回眼泪。我仰望窗外，背对同车厢的乘客，不让人见到我的狼狈样子。那些人坐在下铺说话，尽量不看我。
回想起来，我一生中像这样严重失控有两次。这是一次，另一次是在我有生以来首次领到薪金时。在办公室从系秘书手中领取工资时我很平静，甚至是有一丝高兴。到家里我拿出20元交给母亲，感觉我是成人，有能力养家了。我拿出10元给妹妹，她还是学生，我可以有能力帮助她，感觉一丝豪爽。可是——
我回头一数手中剩下的十来张纸，“哇”的一声哭了。我没有想到要哭，也没有哭的理由。我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工资会是多少。开始工作的那天我就知道我在试用期的月薪是43.5元，工作一年以后转正，每月可以有53元。这在当时的年轻人中算是高的，年轻工人的月薪只有30元左右。领取工资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的，回家的一路上也是平静的，把部分钱给母亲时我还是平静的，为什么会突然失控崩溃？
一旦哭出来，我就继续哭，伤心地哭。母亲和妹妹感到意外，她们从来没有见我哭过，这次是怎么了？母亲劝解我说，这钱先放在她那里，她不会花去的，我需要时再给我。我知道我不是为这哭，也不解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出来。我那时是22岁。一般人首次领到工资都会高兴，为什么唯独我会哭？
我们9月11号离开武汉，12号到广州，13号再乘火车去深圳。那时候没有从武汉到深圳的直达车。这样安排日程是因为据说15号前去单位报到可以领全月的工资，16号以后就只能领半月的工资。
这里插句话。从广州到深圳乘的短途硬座。在车上，我首次得到与内地不同的感受。第一感觉就是广东人有钱。不说车厢里穿金戴银的人，即使衣着平常之辈，口袋鼓囊囊地掏出来都是港币。那看似不起眼的衣服，我后来才知道是名牌。这还不是主要的，使我惊异的是周围人的神态自如，面部表情是无忧无虑，悠然自得。那不是一个人初始成功，小有成就显露出的喜悦，似乎是已经早就超越那个阶段的人具有的平静。而昨天在内地火车上见到的人有的是愁眉深锁，有的是满面春风，有的是肌肉紧绷。从武汉到广州和从广州到深圳的两段路给我的印象对比强烈，这是我到北京、上海、长沙那些地方都没有的感觉。说我到了异国他乡也许太过分，但是可以说我感觉是到了一个新地方。
可气的是到了深圳，安排了住地以后，我去火车站取回托运的家具。我雇佣的那搬运小工鄙夷地说，这些家具带来干什么，应该丢在内地，在这里买新的。我反驳说，你要知道，那些家具是好好的，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包装，千里迢迢运来，我们要用的。然而后来真的是应验了他的话，过了几年这些家具就被淘汰了。我当时不知道，这些打工仔的收入比我们工资的收入高多了。
报到以后，我接受学校安排工作，慢慢安顿下来。到了这我后半辈子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子孙后代将要生息繁衍的地方，我感受着深圳的生活。不久我就得出结论，深圳没有让我失望。我的调动不会被人笑话。我不感觉是个像苏东坡一样的逐臣。我想到了被贬谪到惠州的苏东坡，因为深圳市是由宝安县改建的，而宝安以前曾经是属惠州管辖。
苏东坡被贬到这里似乎不感到沮丧，还觉得生活很惬意。他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无疑是说，你把我贬到这岭南，又怎样？我不在乎，生活得蛮好。朝廷知道他这么个态度，很气恼，把他贬往更远的蛮荒之地——海南儋州。他却愈挫愈勇。后来总结一生，他写下《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昂起头说，我的心已经灰了，什么都不求。我是个不系之舟，你爱把我贬到哪里都无所谓。你打不垮我，在黄州、惠州、儋州，我都做出了功业。
深圳1979年3月由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才被批准设置经济特区，我来的时候，它从一个小镇起步不久，显得规模不大。市区东面到东湖水库，西面出上海宾馆所在的华富路就是泥土路，直到南山蛇口才又见城市。我初来时住在市区，邻近的老街现在是热闹的步行街，那时只有几条小街，是一个南方小镇模样。深圳火车站比湖北县城的火车站都寒酸。即使是那个模样，我仍然感觉深圳比武汉好。
这里气候不比武汉差。武汉是著名的火炉，由于湖泊多，空气中水蒸气含量大，夏天又热又闷。深圳没有那么热，直射的阳光猛烈，烤得人受不了，可是一站到荫地方就不感觉热。真正热的时候是中午，到下午4点钟以后海风就送来阵阵凉风，晚上躺在床上可以不出汗。冬天没有霜雪，温暖如春，四季花开。这里的物价不贵。老百姓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的价格与内地的一样。鱼比鱼米之乡的武汉更便宜。蔬菜生长快，自然售价低，如番茄只5分钱一斤，我看到有人用麻袋装了上火车运去北方。衣食住行开支不高，我们每月工资有一半结余。
深圳背靠丘陵，面向大海，环境优美。北上百余公里到广州，南接香港，西面珠江口的对岸是珠海，都是繁华之地。近代以来，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更是有了很多新观念，新风气。这是我们从内地初来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当时所说的“深圳效率”“特事特办”是市里施政作风的特点，使得我们普通老百姓工作和生活很方便。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我来广东定居，成了广东人，这里的人好不好当然很重要。各个地域的人有各个不同的性格。我感觉广东人比武汉人热情，开朗，有礼貌，保留的古风较多。这让我比较高兴。
我要把来深圳的定居情况，所见所闻告诉关心我的亲友。写信是那时唯一的通讯方式。我要去信的人很多，一封封地抄写将不胜其烦。我于是向学校办公室借来钢板用蜡纸刻写，整整刻有7张半蜡纸，然后油印寄出。亲友们读了信都说，树挪死，人挪活。他走对了。后来，1990年，我写的电视剧获奖，在全国播放。我又在深圳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法人代表》里扮演工商局一个处长，扮演局长的是当时深圳电视台的祝希娟。她是知名影星，第一届百花奖得主。内地亲友看到了更是为我高兴。能够让关心自己的亲友放心和赞许就表示一个人过得不算差。
那年调来深圳的人多，现有的住房不够，我们住过教室、招待所。一年以后，圆岭住宅区建成，拨了一些套房给我们学校安排教职工。那是周转房，三室一厅得住三人，带了自己的家属。就是说那里面得挤进去三户人家，还要堆放每家不少的家具衣箱。三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后来下步庙住宅区建成，搬了一些人过去，大家才分配到固定的住房。我留在圆岭原来那套房里没有走。那是面积93平方米的一套复式楼，同事们开玩笑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现代化了。
我有了固定住房就把母亲接了来。她老人家开始很喜欢，尤其是喜欢这里冬季温暖的气候。住了一段时间后，她感到孤独寂寞，因为这里的人住进楼房就闭门闭户，互相不来往。这是现代城市高楼的通病，现在武汉也一样。她就回武汉住。她老人家在武汉生活了一辈子，只在深圳过了一个冬天，回去就觉得武汉冬天冻得受不了，于是又回来深圳，一直住到高龄无疾而终。我女儿转学来深圳，上深圳中学，后来考上武汉大学又回去武汉，毕业后到深圳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我的住房是三室两厅，还是楼上楼下的复式楼。有一段时间，楼下的那间房经常作为客房，安排到深圳来找工作的亲友临时住。后来，有的人得到工作，调来深圳，暂时没有住房，户口迁来也落在我家。最多时我的户口簿上有十余人。那时候很多深圳人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来深圳的人可以大体上分为这三类：一类人是有本事，来创业的；一类人是在原地待不住，来找出路的，我就是其中之一；一类人是还乡团，在全国各地工作的广东人，乡愁难耐，趁机回来的。而在当地只要是可以过得去的人就不会来。我来深圳的次年就作为深圳招聘组成员去北京招聘。有一个人来应聘，先是什么都谈妥了，后来因为舍不得北京的户口就决定不动了。另外有个人被成功聘用，档案都为他转到深圳，后来他变卦，仅仅因为他单位给他升了职称，分了一套房，他就满足了，安下心不来深圳，要我帮他把档案转回去。以后不到半年他来深圳找我，要我再帮他调到深圳来。这是因为他来深圳看到他的亲戚花钱如流水，很羡慕。招聘工作结束后我回了原单位，已经没有权力。我仍然帮他跑了几个单位联系，都没有成功。正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刚到深圳的人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都想施展拳脚，闯出一片天地。我也蠢蠢欲动，想办一份翻译文学杂志。我联络了活动能力强的人一同筹办，可是后来没有成功。深圳确实给人很大的发展空间，我见到很多辉煌的成功事例，从政从商务工等各方面的都有。我甚至见到帮我家装修的打工仔成了老板，因为那几年深圳发展迅猛，建房多，装修工作多，给了他机会。
深圳不是世外桃源。初到深圳这全新的地方，把所有的恩恩怨怨抛在内地，大家想着工作生活，安居乐业，没有矛盾，互相尊重，感到很舒畅。可是过不了几年，人的劣根性就暴露出来了。一些人由于利害关系形成了派系。跟定一派就获得那一派人的支持，哪一派都不跟就没有人支持。我们系办公室里中间放着一张大条桌，开会时活跃的人围着桌子坐。人微言轻的人，年轻教师，少言寡语的人常常不靠桌子坐。我的宝座是靠墙的沙发，坐着舒服还不惹人注意。
这个系只有二三十位教师，其中主持大事、有影响力的只五六个人。平时大家客客气气，而当碰到与利益有关的事产生矛盾，没有以往老同学、老同事的情谊，没有师生情面，可以立即翻脸。别看这些人是教师，五十岁上下的人了，争吵起来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是我在内地原来学校也没有见到过的。幸亏系办公室与教室不在一层楼，没有学生看见。他们所争的是奖金如何分配，课时费如何计算，毫厘不让，锱铢必较。我抱定置身事外，不涉足是非，没有与人产生矛盾，当然，也没有交往密切的人。
听老于世道的人说，一个人四十岁以后就交不到朋友了。这可能是经验之谈。我把亲友同学都留在武汉，只身来到岭南，又不擅长交际，与人说不上话，交不上朋友，感受可想而知。我常常哼唱，“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活在人间举目无亲，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来深圳有利有弊，无可奈何。除了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不太管系里的事情。生活中我有我的活动，实际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活动，是留在内地不可能有的活动，甚至是成就我一生事业的活动。我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感谢命运的安排。
在新校的教学工作中，我教过泛读，作文和教学法。泛读课没有合适的教材，我自己选编，加生词表和注释，内容尽量配合精读课，扩大阅读量和知识面。教作文课辛苦之处不在于授课，而在于批改学生作文。那真是令人头疼。批改一篇作文要把本子推到一边好几次才能耐着性子完成。真是想推倒学生的作文，由我帮他写一篇还轻松多了，可就是不能那么做。有一年一个美国教师来工作，还是个博士，我赶紧与系里说让他教作文，他的语感比我们好，会胜任的。后来他教得不好，学生不接受他，工作还是落在我头上。
社会上普遍迷信外籍教师，认为“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他们开口就是地道的英语，中国人说的是中国式英语。很多幼儿园、培训班以请有外籍教师招揽生源。其实来中国的外籍教师大多数学无专长，不懂教学法，教不好书。在大学里，外籍教师只能教低年级口语课，高年级课程都是本国人讲授。
深圳市外国语学会成立，我任人才培训部副部长，曾办了一期培训班。那一期勉强办成了，我嫌琐碎事多，不想再继续办。看到深圳，乃至全国的英语培训开展得轰轰烈烈，我只有自叹无能。有了平台都做不成事情。那么早来深圳是白来了，换一个人来毫无疑问早已经是风生水起。
周乐群教授同我联袂南来，在深圳安居乐业。他的夫人陈道林教授是全国知名的儿童文学研究专家。1991年她主持开展学术活动，邀请我参加。会上动员与会的人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我一时兴发，写了一部五幕童话歌舞剧《人参姑娘》。这是以人参为题材，宗旨是宣传环境保护的。我很早就有环境保护意识。我带着剧本找到武汉市儿童艺术剧院。剧院的领导看了都予以肯定，说可以排演，但是，这将不是剧院计划内的项目，文化局没有预算，不会拨款，需要筹款，也就是让作者自己想办法。剧院开了证明委托我到深圳筹款，只要有5万元就可以排演。
那时候5万元是多大一笔款子，现在想来难以说清楚。我那时的工资只是500元。这样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只说现在要组织一台歌舞剧演出非千万元办不成就可以有个大致概念。我找了几个单位都是白跑。后来有人介绍我与曾达认识，我把项目委托他去办。他确实活动能力强，头脑灵活，把事情办成了。不过不是歌舞剧的上演，而是成立了深圳市环境保护促进会。他利用我那剧本是宣传环境保护的主题，找了些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建立了关系，把思路一转，就成立了这个促进会。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聪明人却可以种豆得瓜。
促进会里推举我当了会长，曾达任秘书长。我只是挂名，一切事务工作都是曾达办，我与他的关系，相当于某些国家的国王与首相。现在查可以知道，我们那促进会是全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促进会在荔枝公园中的一个院子里有间办公室，像模像样的。我们开展了很多工作，主要是宣传环境保护。我们曾与香港环保组织联合开展活动，还去了香港举办新闻发布会。出席会议的有很多文艺界名人，如郑裕玲（嘟嘟），胡慧中等。成龙受聘担任环保宣传大使。我们在几个地方组织了文艺演出，在海南岛的那次有罗文献唱。
办了没几年，环保促进会由于得不到支持，停止活动，自动解散，烟消火熄。对此我不感到十分可惜，尽管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当官，说话有人听，但是我不擅于社会活动，起不了作用，在会里也没有做什么实事。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写有一首诗，The Road Not Taken（《未走的路》），说的是一个人在森林中遇到歧路。走这一条路就见不到另一条路上的风景。走另一条路就见不到这一条路上的风景。诗很浅显，以林中歧路比喻人生道路。想来我的遇合类似此诗比喻。我如果留在武汉，会有遇合提供我机会。我到了深圳，就有不同的遇合提供不同的机会。互相不能取代。以下的事情就是例证。
我女儿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工作。她想去美国留学，经过积极准备，考试托福通过了，然后回到武汉她出生的医院开了出生证明，到武汉大学开了学业记录，她以前的教授写了推荐信，她还做了体格检查。一切手续办理以后却发现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即那时去美国留学需要有美国人提供经济担保出具证明。我们在美国没有亲戚，即使有亲戚，一般也不愿意提供担保。这倒不是真的是否要他经济上供给，而是提供经济担保必须公布财产，这是一般人都不情愿的。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救星出现了。
我们大学同学中有好几个人在广州生活，我到深圳后经常去广州与他们聚会。1992年3月的一天，陈子水打电话来约我去他家，原因是在美国工作的张福清回国述职，要见同学们。张福清那时担任广东省对外贸易促进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被派往美国洛杉矶他们贸易促进会投资的一个项目当董事长已经有两年了。他与我为莫逆之交，一进大学我们就好上了。我们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无所不谈。有时候没有什么谈的，会毫无原因地相对大笑不止。有一次他和我去东湖游泳，归途遇到暴雨，二人淋得像落汤鸡，仍然无所谓，说说笑笑，漫步而归。年轻时就是这么豪爽。阔别多年，难得一见，我当然很高兴地去了。
陈子水召集了好几位同学和张福清见面，大家交谈甚为欢洽。张福清李秀玉夫妇谈了他们在美国的工作情况。为把那个项目稳定下来，并且扭亏为盈，他们付出了很大精力。张福清说他坚决不做损公肥私的事情，不要留任何污点。他不要留在美国，也不送他的孩子出去。他只想回国有个安稳的枕头睡觉就好。他真是很讲同学友谊的好人，主动提出他愿意趁还在美国的时候帮同学们做点事，大家有什么事情可以向他提出。陈子水说，他儿媳妇想去美国读书。我说了女儿想留学遇到的困难。张福清夫妇都答应尽力帮忙。在他们的帮助下，陈子水的儿媳妇去了美国读书，后来儿子也去了，现在儿子一家人在美国定居。
张福清夫妇成功地帮我女儿找到美国人做我女儿留学时的经济担保人。这事情说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为办理此事他们俩还推迟了回国时间。我对此一直感激在心，因为他们帮助安排了我女儿的留学，成为决定她一生走向的大事，更因为他们真心把我当朋友。
我女儿一切赴美手续办好后又还有困难，她的机票费，以及到美国后的学费，生活费需要一大笔钱，我们凑不齐。那时我表弟在深圳，我找他开口借5000美元，他毫不迟疑地借与我了。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是嫡亲的姑舅老表，没有说的，也是因为我在深圳，他在深圳，如果我还是在武汉就遇不到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我这说的是到深圳后的机遇。
上面那首诗说两条路的风景不同，有差异，其中一条会美过另一条。拿人生道路来说，机缘巧合，风云际会，我在深圳的机遇就比在武汉的大，而且可以说是在武汉不能有的。另一个事例是，前两年我在《电影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个剧本，《西部情歌王》和《错魂记》，一直想把它们搬上银幕。《西部情歌王》是写王洛宾歌曲创作的，我为筹备影片拍摄还联系上了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错魂记》是改编自小说《三侠五义》一个情节的喜剧。2014年里，一年老似一年的岁月给我增添紧迫感，我决心一定要尽全力实现理想。即便砸锅卖铁，撞得头破血流，我也要试一试。我想，即使失败，也是曾经努力过，不会将来想到当初应该拼一拼，说不定还可能成功，而有无尽的懊悔。我在武汉一个高端社区租了一套房作写字间，联络人投资，结果是三个月无功而返。
年底回到深圳就碰到机遇。说是机遇，真是机遇。深圳市市长青诗社的会址设在荔枝公园中央的荔香亭二楼，社长陶涛是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诗造诣极深，我从他学习诗词写作。那天我去诗社见他，他说有个深圳的诗人来过刚才离开，名叫祁念曾。我惊喜地说，哎呀，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因为退休后常住武汉，与他失去联系。我当即要了祁的手机号，打电话约他见面。
次日我二人在宁波酒家见面，各自讲了这几年的生活。我把我写了电影剧本，想拍电影，苦无资金，无人支持的事情告诉他，他立即应承帮我。他回去就联系了石总。石总那几天在广州办事，知道我将回武汉，专程从广州过来见我，下午来，在香蜜湖共进晚餐后又回去广州。那时候他还没有读到我的剧本，还不知道我的剧本是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如此信任祁念曾。这是二月份的事情，四月份石总就来武汉找我。我们在汉口沿江大道一间名叫江上吟的茶室里谈了几个小时，把合作拍摄的合同签了。
起初授权打算拍摄的是《西部情歌王》，出现一些人为障碍没有能够实施。我与石总聊天时曾经说到我在写关于文天祥的故事，并且讲了一些情节，引起他的兴趣。他说我们先来做这个电影吧，让我先整个剧本出来。由于我早就在写这小说，整个故事情节都成竹在胸，写个电影剧本只是结构整合的工作，一个多月后我就交了卷，他读了很满意。后来剧本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了，石总组织了一个剧本研讨会，我按照会上提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于是电影《文天祥》的拍摄开始筹备启动。可喜的是电影拍摄已经获得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国家广电总局2016年12月13日的备案公示可以在网上查到，影剧备字2016第5905号就是授予电影《文天祥》的。
创作电影剧本《文天祥》的起因是由我拜谒宋少帝陵触发的。远离深圳繁华热闹的市中心，在赤湾安静的一隅，背托青青的小南山，面临浩瀚的伶仃洋，一座陵墓在那里躺了700余年。很多人不知道，即使在深圳居住多年的人很多也不知道，这是宋少帝陵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见证。也许是冥冥之中，宋少帝要我来，写下他悲壮的命运。也许是我的命运为此安排我来深圳。没有来到深圳，没有机会见到宋少帝陵，我决不会起心写电影剧本《文天祥》。其中的曲曲折折将在《泛若不系之舟》一节详细说。
我的美梦不仅是电影《文天祥》的成功，而是更多的成就。希望我的其他作品能够借此势头得到推出。但愿这不是痴心妄想，而是能够美梦成真。那么，我一生的辛苦就没有白费，我一生的烦恼就不值一提。此生可算没有虚度。
啊，我的星辰，我常常仰望神秘莫测的夜空寻找你，向你默默地诉说我的欢乐和痛苦。既然你告诉我一切都是命运，我就顺从你的安排，“乐夫天命复奚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