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月光清纯，不容亵渎。正如美酒香花不容腥臭熏染。
后主，您说“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是深明此理。这一句与张九龄《望月怀远》一诗中的“灭烛怜光满”具有同样的雅致。可是这只是赏月，你在国家败亡、被掳至北方后，才把月亮当作故友，对明月倾诉你对故国的思念。李白一直是把明月当作知音朋友。他饮酒时“举杯邀明月”，对着自己的身影就有了三个人，又歌又舞，毫不寂寞。
月光似水。挥洒下来，笼罩大地，使爱月之人觉得受到浸润，变得柔情似水，去掉了烟火气。流浪中的杜甫怀念生活在鄜州的娇妻，悬想她沐浴在月光中应该是“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月光照彻身心。“素月分辉，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爱月之人像月光一样澄澈，表里如一。
月亮神圣，与太阳并称两仪，君临天下，主宰世人命运，受到人们膜拜。
月亮神秘。古人看到月亮阴晴圆缺，认为神秘莫测，产生很多疑问。其中最伟大的问题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直接问到宇宙起源。诗人可能以为月与人同时出现，甚至是先有人后有月。请原谅古人，古人智慧不亚于我们，可是不如我们学识渊博。李白听他这么问，也问月亮是什么时候诞生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苏东坡更是亦步亦趋地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古人咏月的诗句都很美，可是不及我儿时听到的儿歌“月亮走，我也走”让我动情，我感到月亮与我相伴相随，不离不弃。虽然李白也懂得说“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可是太着意了，不及这儿歌平易中见亲切。
我是四岁大的时候，在万县听德姐——我的大姐，我们都是带名字叫哥哥姐姐的——给我唱的这儿歌。抗战时期我们家在万县郊区的山坡上租住一套带有前后院落的砖瓦平房。一天晚上我们回家，走在田野路上。皓月当空，四野寂静。我见到农舍的黑影留在后面，灌木丛留在后面，路旁庄稼留在后面，唯有晴空中一轮明月跟随着我们一同前行。我感到很奇异，为什么月亮能够行走，一直跟随我们，是那么清澈明亮，似乎还笑意盈盈。突然的发现使我兴奋。“月亮在跟着我们走！”
德姐牵着我的手唱：“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吃巴斗。”兄长姐姐们都唱：“月亮走，我也走。”我们无忧无虑的，好快乐。（注：德姐读了此文说，“不是吃巴斗，是提巴斗。巴斗可能是竹子编的篮子”。儿时误听误记，不懂意思也记了几十年。一笑。）
那晚月亮又大又圆，流光溢彩，笑意盈盈，洒下清澈月光，照得四野如同白昼，而不似白昼耀眼。月光如水，洗涤出清凉宁静世界。现在每当看到月亮从森林缝中挤出的苍白破碎的脸，我好悲伤。这不是我的月亮。我到处寻找我的月亮，我那万县的月亮，那跟随我，不离不弃的月亮，但是找不到了。现在万县改名为万州，因为三峡水库蓄水而部分拆毁，向高处发展新城。我怀念的故国万县永远消失了。时光流逝，我的兄长姐妹也已经“辞根散作九秋蓬”。往日追不回。
我在万州度过童年，而我们家本来生活在武汉，是抗日战争中1937年逃难去到重庆的。我出生于重庆朝天门旁的储奇门。为了纪念我的出生地，也为了纪念逃难的经历，上人赐予我的名字是“渝”。我的同龄人中很多名字带“渝”的，都是有战乱中在重庆出生的同样经历。这流浪的记忆将伴随我们一生。我们把重庆当作第二故乡怀念。如果户籍制度改革，个人信息不登记籍贯而登记出生地，那么我们都是重庆人。去年我突发异想，如果大喊一声“渝生”，全国会有多少人答应，因此写了一首诗：
致渝生
2015年12月28日
吉星何事要临凡，逃难家庭添负担。
嘉陵江水浣襁褓，峨眉山月照摇篮。
双亲怀里获庇护，警报声中得梦酣。
川橘醪糟担担面，童年混沌苦亦甘。
后来因为日军轰炸频繁，我们家搬到南岸施家河。现在这地名已经消失了，我问遇到的重庆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我记忆中最早的片断就锁定在施家河。因为我的家庭在我一岁半的时候离开施家河搬去了万州，而我记得的事情发生的背景是施家河，所以可以推定我最早的记忆产生于我一岁半之前。据有人研究说儿童的记忆产生于3岁左右，此前没有记忆。而有的人争辩说，自己记得一岁时的事情，甚至有人说自己4个月大的事情都能记得。我以我的事例证明，儿童记事早迟不同，因人而异，而一岁半时是可以有记忆的。
我们家在施家河租住的是长江边的一座吊脚楼。我从楼板的缝隙里可以看到满布碎石的滩地。房间里有4个人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男人站在一旁观看。这打麻将的信息是以后补充的，那时我不会懂得。德姐说那戴眼镜的人是我们的三姑父。那是个无声的世界，我不记得麻将声和人们的说笑声。声音从记忆中消失了，而画面却依然印象深刻。
门外是从山坡上下来去江边的一条斜路。路旁有木栏杆，栏杆外是斜下去的江滩。我在栏杆旁看春哥——我的二哥——在沙滩上捡石子儿。我不记得是谁牵着我或是抱着我。德姐说那些石子儿很美丽，后来被母亲搜出丢掉，说是会把衣服口袋弄破了。那些美丽的石子儿即使不丢也不可能随我们流浪，一直保留到现在。它们当时能够让一个儿童愉快一阵子也就起到了作用。
那些是在施家河时留下的仅有的记忆，住在万州的事情我就记得比较多了。我的生活可以说是起始于万州，因为那时我从父母的怀抱下到地上，可以直立行走，我有了与人交流的语言能力。
那是1岁半到6岁时的童年，人生的黄金时代。我过着纯真的生活，不掺杂质的生活本身就是快乐。流浪的生活苦，我记不起我有好衣服，我记不起我有玩具，但是我从早到晚都很快乐。陶渊明回忆他儿童时即使没有开心事也是快乐的，“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我就是这心态。我没有听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令人沮丧的威胁。我只听到“不要跑，慢慢走。不要没学会走就想跑”“不要走远了，当心回不来”“慢慢吃，吃饱了再去玩”。
我们不知道有学前教育，没有听说过幼儿园或幼稚园。那时只有很少的大城市才有几间幼稚园，而我们逃难中的儿童，与农村儿童一样，到年龄能上小学就不错了。我们没有学习的任务，整天只知道玩，无知无识。不，我们是在学习，但不是关在教室的狭小空间里学习，而是在天地的大课堂学习。我睁开眼睛看，张大耳朵听，在与人的接触中，在经历的事情中学习，逐渐长了知识。
我一生中许多的“最初”就与万州联系在一起。我记得的第一个梦是噩梦。我们家租住在郊区半山坡上的一个院落里。从前院进来有堂屋。堂屋的左后方就是我们这一房人住的房屋。祖父母和姑母们的住房是从右手进去的几间。房屋采光不好，连白天也是黑黢黢的。晚上点的菜油灯驱不散黑暗，小孩睡觉少不了做噩梦。我记得的第一个梦就是漆黑的空中飞来饼干，方形的，从小到大，像游龙蜿蜒而来，而最后一块大饼干的后面现出一个头发胡须乱糟糟，满脸沟壑的老人头像，怒气冲冲的好吓人。这可能是我白天见到的一个老农的形象，那形象使我害怕，就在潜意识里记住了。
我记得的第一个恐怖的景象是包扎的头。“炸伤人了！”哥哥们往外跑，我也跟上。出了后院上一个斜坡有个红十字医院。在医院里我看到一个年轻男人坐在走廊里的窗下长条凳上，他的头全被白色的纱布缠着，只露出眼部两条细缝和鼻孔，非常吓人。听说是被铳打了的。不知道是村里庆祝过年还是过节，放鞭炮热闹，还放响声很大的铳。铳是铜制或铁制的，一尺高，形状如高脚酒杯，灌进火药，点燃就会爆炸。那次事故就是因为放了头一炮接着往里面灌火药，而铳筒还是热的，立即爆炸了，把那人的面部炸伤。看完回家，那包缠白色纱布、只露出没有眼睛的两个小黑洞的头整天跟随我，挥之不去。晚上在黑屋里我睁大眼睛不能入睡。哥哥说拿一支鸡毛压在胸口就会不怕的。
我记得的第一种花是蚕豆花。此前我可能见到过别种花，但是没有留存印象。我家租住的房屋前就是一大片田，春天里暖阳下的蚕豆花花香醉人。花瓣中心是紫色，边缘是白色，像展翅欲飞的甲壳虫。风一吹过，无数的甲壳虫飞起来，花香更浓郁。姐姐们摘一片叶子用手指轻轻一捋，叶片上下像薄膜般分开了，可以往里面吹气让叶子鼓成球。另外我记得的花就是梅花。一日雪霁，母亲带我们去西山公园看梅花。可能是我那时太矮，不到树的高度，没有欣赏到梅花的色与香，记忆中只留下曾有游园赏梅的雅事。
我记得的第一种鸟是白鹭。此前可能看到过别的鸟，但是没有留存印象。我曾驻足田边看一只白色的鸟觅食，被告知那是白鹭。因此当我读到王维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时，就想到插满绿色秧苗的水田里白鹭款款飞行的优雅形象。现在我见到白鹭仍然感到亲切，超过别的鸟。
我记得的第一个美食是年糕蜂蜜包。那是挑担子的人来卖的，一张晶莹柔软的糯米皮，自一小壶倒进蜂蜜，捏合成汤包状，囫囵放入口中，又香又甜又糯又凉爽，真是人间美食，离开万州后就没有再吃到。万州物价低廉，以我们家的拮据经济，川橘却是成袋买回。自己到河边去背，很便宜的。并不称，只一五一十地数。我童年时吃了不少川橘，至今仍认为不管橘子有多少品种，是川橘的味才叫橘子。
我们家困难是因为离乡背井逃难之中没有经济来源而坐吃山空。想想看，一家近20口人在外地生活8年之久，还要加上去重庆，去万州，回武汉的盘缠需要多少钱，需要多大的积蓄才能支撑。我总想计算，按现在的最低生活标准，折合成现在的币值是多少钱，总是算不清。我们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我得要简单地陈述我的家事。
我们家里这么多人从来都是由祖父一人养活的。祖父16岁时独自从蔡甸老家来到汉口，在一家商号当小倌。由于他诚实可靠，学习勤奋，谨言慎行，逐渐升为管账、股东，然后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汉口平街买了地建了很大的房屋，他的子女，也就是我的父亲和3个姑母都留住在家中。父亲母亲带有4个孩子，那时没有我和我妹妹。寡居的大姑母带有二女一子。两位小的姑母尚未成家。另外还有祖父的唯一的姐姐带有一女一子住在一起。
祖父的姐夫姓彭，是革命党人。一次他为清兵追捕，逃入我家。祖父让他藏到水缸中，躲过搜查。我想，祖父平时与他姐夫一定是经常交谈，思想一致，同情革命，才能仓促之中临危不惧救下姐夫。他是个做事有担当的人，没有把姐夫推出门外，任何人都知道窝藏革命党人是要杀头坐牢，危及一家的。后来他姐夫还是被捕牺牲，仅仅是在武昌首义成功前夕。祖父把姐姐接到家中一同生活，养老送终，把姐姐的子女视同己出。我的父亲由于健康不佳，只读到中学就在家休养，而祖父把他姐姐的儿子一直培养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他姐姐的女儿，我们叫作梅姑妈的，在我们家长大，由祖父主持发嫁，姑父姓汪，后来他们有了四子一女一大家人。
一同逃难去重庆的有祖父祖母，大姑妈带二女一子，我的父母带二女二子，后来有了我和我妹妹，二姑母，三姑母，一个老保姆，一个丫头和一个厨师。厨师半途离去。丫头玉芳在万州时嫁人。那起因于二姑母去凉山空军子弟小学教书，认识一个空军军官，后来结了婚。二姑父，按汉阳人的叫法，我们叫作徐叔叔，他的一个同事看中了我们家玉芳，要娶她。我们家就把玉芳算作四女儿，我们小孩子都改口叫她四姑，把她嫁过去了。那军官的妻子在家乡没有跟他来，玉芳嫁过去的条件说好了是两头大，不是小老婆。那时候有很多像这样娶“抗战夫人”的，与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反映的差不多。不久那军官的妻子病死，玉芳就成了唯一的夫人，她后来跟丈夫去了台湾。她的命运就如《红楼梦》中的丫头娇杏。
我们叫作瞎子婆婆的老保姆是专门照护大哥颐哥的。颐哥小时候在家中桃花石（即水磨石）的浴缸中滑倒，大腿骨折未得到妥善治疗落下残疾。从那时起瞎子婆婆就来到我们家，随同去重庆，随同回来。回到汉口不久，她就病逝了，据说死的时候吐了蛔虫。那时我们还租房住在球场横街。我们家给她买了棺材发送，当作自家老人一样。出殡很热闹，我看到那棺材头立了一只雄鸡，说是为她的灵魂引路的。
在万州时后期的生活确实很苦。有时候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那是凉山作为二姑母工资发放的——还要加入野菜搅和成的羹。一家老小都吃。说是娴姐（二姐）咽不下，只是哭。那情形我真的是不记得。我不记得那逃难生活的苦，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苦都由大人扛了，也许是因为我们只记得快乐的事情。我的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也说流浪快乐。
抗战胜利后，逃难的人纷纷回老家。1946年我们离开居住4年之久的万州回武汉。有一个人同大家一起去，却不能同大家一起回，不得不暂时留下，那就是我的父亲。我们临行时去与他告别。他的棺木暂厝在半山坡，由几块大石板搭成的屋子为其遮风避雨，得等我们回武汉安顿好了再来接他。
我们乘船顺江而下，到宜昌换乘卡车。行李堆放在敞篷的车斗内，人坐在行李上，一路颠簸居然没有掉下。返乡的人很多，路上很拥挤，车行过扬起很大灰尘。姐回忆说，道旁有投降了的日本兵弯腰鞠躬。
回到汉口，起初住在球场横街。租的是当街的二层楼的房屋。梅姑妈汪伯伯一家人在抗战中没有去重庆，留在武汉，是他们找的房屋，我们回到汉口就住在一起。我们这一大家子，仅仅是表兄妹就有17人，走上街一大排。我们和睦相处，大家很快乐。
回到汉口时我6岁，家里送我上学。学校在西马路，名字是“培养善堂”，好像是庙宇改的，当中的一间大教室里有从天花板到地的玻璃罩保护神位，神像已经搬走了。教室前面黑板上方挂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像。从校门进来是竹篱笆围成的操场，进入操场后面的院落可以看到三面是教室。穿过教室间的走廊可以去到后面的荒地。有一次放学后我独自去后面玩，看到湖边柳树下停泊着一条小船，无人看守。我上船去玩，船一晃，我一脚踩入船舱。这才发现船舱里装满粪，那是条运粪的船。那湖通黄孝河，可以去黄陂和孝感。我在湖水里洗了脚，穿着裤脚滴水的长裤，踩着水浸透的布鞋走回家。现在，水退陆进，西马路以前是湖凼的地方成了宽阔的道路和高大的楼房。古云梦泽的沃土被压在了厚厚的水泥下面。
住在球场横街期间，我8岁大的时候走丢过。有一天，哥哥们去大舞台看戏。大舞台在友益街，现在改名为“人民剧院”。有几个人先走了。汪家二表哥带着我后去。他把我带进剧场，上二楼，没有把我引到座位上，而是让我站在围栏那里看。我想我们是没有票，凭关系进来的。他居然很大胆地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说他到楼下去找哥哥们。他叫我站在那里不要离开，他马上就来。我只有服从。那天台上演的以我后来的知识判断是《坐楼杀惜》。宋江睡下了，阎婆惜起来唱一段。阎婆惜睡了，宋江起来唱一段。二人不仅是同床异梦，而且是各怀鬼胎。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戏，我完全听不懂，心思也不在看戏上，我只是在等二表哥回来。我等了好一会，觉得是好久好久，二表哥还不回来。我感觉后面坐着的观众都在看着我，那些眼光如芒刺在背。我站不住了，就决定下楼去找表哥他们。
来到楼下是到了大厅，我发现进观众席的入口有宪兵把守。我没有拿着票，不敢进去。反身上楼又显得形迹可疑，我就出了剧院大门。这是个糊涂的举动。我不认识回家去的路，连方向都摸不清。我就在街上乱走，想找到回家的路。那是个春夏之交的上午，阳光明亮。我走了很久，心里很着急，但是没有感觉害怕。我记得按我后来判断的是我走到了北京路。在那里我向一个人问路，我记得家庭住址。那个中年男人穿长衫，戴着那时流行的软木帽和一副墨镜。他不说话，只挥起文明棍指示方向。我又乱走一气，我自幼方向感就差。后来在景明大楼前看到有一行人力车停在那里待雇。我向一个车夫问路。那车夫说，你上车，我载你回去。我说，我没有钱。他说，你到家家里人会给钱的。我说，我怕我家里人打我。这时，另一名车夫说，你上我的车，我是回家的，顺路把你载回去。我说，我没有钱。他说，不要你的钱。
就这样，我上了车。车夫拉了车走了好一段路到一个街口停下，让我下车，说往那条街去就是你的家。到这里我马上就认识路了，赶快跑回家。我到家时家里好多人出去找我了，敲着搪瓷脸盆沿街去寻找。不久母亲回来了，她见我回到家，问了是怎么自己回来的。她的神情表现是谢天谢地，松了一口气，就去做事了，没有责怪我，也没有激动得把我抱在怀里，好像只是一件平常事情过去了一样。家里大人没有想到应该去感谢那车夫，我更是不懂。这想来似乎是不通情理，但是生活中的事情不像电影情节那样构思完美。
球场横街在铁路外。铁路外是一个地区，也就是京汉铁路之外。现在京汉铁路已经移到远城区，原路址改为京汉大道，上面修建了轻轨。球场横街那时候不算正城区，却也是人烟稠密，商铺林立。那年除夕夜，天气特别寒冷。漆黑的街道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雪。我们几兄弟在当街的堂屋里守夜。火盆的灰里捂着橘子，板炭上烤着糍粑。远近传来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街上有五六个人自发组成的一个锣鼓队敲打着走过。门缝里不时有红色卡片递进来，飘落到地上，我们就收起。那是附近店铺来给邻里拜年的。
我们家在球场横街住了两年，就搬到胜利街的新屋里了。从重庆归来时，祖父已经是囊空如洗。他回乡下卖了一些田地作为资本，在车站路开了商号，联络上老关系恢复生意，不两年就又发起来了，有钱为我们家建房。建房的失策之处是选址在胜利街上，当时没有考虑到那片土地是属于天主堂的，不能买断。那样建的房就像现在说的小产权房一样。土地不属于自己就不可能长久安居。我们只在胜利街住了8年，1956年，市政府建武汉市第二医院要用那地方就让我们搬走。我们也许是武汉市最早的拆迁户。
新屋建在胜利街与南京路的拐角处。这里隔着洞庭街，鄱阳街就到了长江边。夜里睡在床上常常听到轮船发出的雄浑低沉的汽笛声，那声音由远弗及，笼罩武汉夜空。这里离江汉关也不远，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江汉关悠扬的钟声。后来，当我读到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我下意识地把这句变成“钟声浩荡”，因为脑海中呈现的是江汉关的钟声在夜空回荡。我想原来名著里描写的景物在我们生活里也是有的。那时，江汉关的钟声，还有那长江里巨轮低沉的汽笛声送我入眠。但是有的晚上我可能是玩兴奋了，躺在床上睡不着，听到那钟声穿墙入户，传来耳际。我听到钟敲12下，已经是半夜，我还没有睡着，就紧张了。不久很清醒地听到敲一声，那是12点半钟。后来又敲一声，那是一点钟。后来又敲一声，那是一点半钟。这是连续敲的三个一声。现在我退休后回到汉口，在胜利街买了一套房住下。这里离江汉关远了，听不到钟声，而长江里的汽笛声是可以听到的。每天听到那熟悉的汽笛声，我的内心沉静下来。
新屋里住进了祖父母，我们一家，大姑母一家和二姑母一家。三姑母一家住在不远的吉庆街，他们白天过来，吃了晚饭回去，基本上是生活在一起。大姑母的大女儿出嫁从这里出去。出嫁的场面很热闹，有一辆黑色小轿车接，有洋鼓洋号的乐队开道。二姑母的第四个孩子徐景莉在这里出生，长大后学了工艺美术。她丈夫何宗逊是位颇有成就的国画家，现在一家人移民去了加拿大。
那时候，妹妹小，与母亲住一间房。德姐在武昌住校，娴姐参军离开了家。我和颐哥，春哥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记得春哥上床前脱衣后给我展示他的拤腰的绝技，他将双手抹住腰一收腹，两手指尖可以相触。他成人后酷爱运动，乒乓球篮球都玩得好。现在他高寿80余，已经弯不下腰。
新屋的屋顶上有木制的晒台。夏天的晚上我们兄弟姐妹经常上晒台去休息，乘凉，观赏明亮的月亮和美丽的银河。当时看作是很平常的景致，可是现在的城里人就没有这福气看到了。现在的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过银河，恐怕连银河的概念都没有。我们听祖母讲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尽管年幼，以我们有限的知识也能知道那是神话。但是望着银河，想到牛郎织女的故事，心里是愉快的，认为天空深邃而神秘，具有生命，绝不是只有一些冷冰冰的石头在漫无目的地乱转。
这时候，我们讲故事，唱歌。唱的是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地唱。我跟姐姐们学会唱很多歌。我们唱，颐哥吹着口琴。他由于腿残疾，没有上过学，根本不识乐理，不知道乐谱为何物，居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口琴，真的是了不起。当时随西方电影传来一首歌的歌词，Home，sweet home.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这首歌汉语的译配是《我的家庭真可爱》。现在唱起这首歌我回忆起的就是家里住在胜利街时的情景。
我们唱的歌很多是由王洛宾谱曲作词，如《在那遥远的地方》《大阪城的姑娘》《哪里来的骆驼客》《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你送我一支玫瑰花》等，但是那时候不知道这些歌曲是谁作的。前些年我回忆起那段童年生活，想到王洛宾的歌伴随着我成长，于是写了电影剧本《西部情歌王》。童年生活中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现，对人的一生产生某种影响。我们听到或是唱起儿童时唱的歌就会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生活。Carpenters的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就因为把这一点说得真切而打动人心。
人多好过年，家里过年热闹。进入腊月后市面上过年的气氛渐浓，家中也是忙着置办年货。我们家每年一定要自家炸番薯，做大盆的十样菜。除夕夜吃团年饭前要祭祀祖先。祖父说，可以不拜菩萨，但是不可不拜祖宗，要记住你生从何来。堂屋里有神龛，上了香烛，由祖父领先，然后长幼有序地祭拜。我记得有棕制的拜垫，有下跪叩头的隆重仪式。
团年饭的席上有碧绿的竹叶青，也允许我们小孩饮。这样我一生于酒中特别钟爱竹叶青。我不嗜酒，有时聚会也饮少许，并不至于小时候饮酒长大就有酒瘾。吃完年饭就打麻将，家里开几桌麻将，我们小孩也可以玩。我的牌技可以说是有家学渊源。但是一过完元宵，家中再也听不到麻将声。这是年年如此的惯例。我们现在兄弟姐妹只是每周见面打回麻将，说说笑笑，并不与外人打，这叫作“杀家麻雀”。并不至于小时候打牌长大就嗜赌成性。
我这个万州小县城的郊区山坡上生活的一个儿童，回到汉口大城市，起初住在所谓铁路外的地方，变化不大，剃的是光头，还说着一口四川话。住到胜利街后，我就蓄起了飞机头。哥哥带我去花楼街，买了发膏，把头发涂得光亮，梳得有型。上床得戴睡帽，以免污染枕头被子。
胜利街的住房拆掉后，我们大家庭就分开了。祖父跟随姑母过，1961年困难时期去世，享年78岁。他与先几年去世的祖母合葬在汉阳扁担山。几年以后扁担山公墓整治，祖父母的坟墓不知下落，现在我们想祭祀扫墓都没有地方。我们兄弟跟随母亲住，搬过好几次家。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先后有了自己小家庭。现在德姐在深圳随女儿住。我在深圳有家，而大部分时间住在武汉，只在冬季回深圳过年。我的两个哥哥，一姐一妹住在武汉，这就是我要住在武汉的原因。我们几乎每周见面一次打麻将，这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
胜利街南京路拐角那一段只住有十余户人家，因为是当街，多半开着店铺。我们隔壁邻居是一家花店，有店主人养得很好的花和花一般的女儿。过去几家的一套房被一位私人医生租下开诊所。医生的大女儿名叫玲玲。他们家只住了一年左右就搬离了。后来，在我18岁的那年，满街回响着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插曲：“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唱呀，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高三年级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我忽然见到玲玲走过我眼前。我像是被电击似的呆了，腿一直软到了脚后跟，眼睁睁地看着她像“自在飞花轻似梦”一般地飘了过去。
再过去是一家旧书店，老板姓胡。他们家儿子小我两岁，正是玩伴。我们下午放学后在一起，晚饭后在一起，星期天整天在一起。他就像是我的小兄弟。有一天早上，他父亲买菜给他带回早点，也给了我吃。那绿荷叶包白发糕，色泽鲜明，而又显得清洁，十分诱人。他父亲说我们是肚兜朋友，将来长大也是好朋友。肚兜朋友也说成是开裆裤朋友。我们那时是十岁上下。
后来我们因为拆迁搬家分开了。时隔多年，我退休后一次回武汉在街上遇到他。他请我到他家吃饭，见了他家里人。他说他听说我在深圳，曾经让他侄女的女儿去深圳大学找我没有找到。童年朋友重逢很是高兴，我们频繁来往。我返回深圳时他留给我他的手机号，他侄女的名片，名片上有她的手机号和她公司的座机号。我回深圳后按这些号拨过去都失败，之后我们又断了联系。
那书店的业务是买卖和出租旧书。出租的书是流行书籍，武侠小说，公案小说和言情小说等。我专门看武侠小说，或者说是剑侠小说，其中又以还珠楼主写的为主。他写的书非常多，我一本接一本，几乎都看完了。能够这样是因为我看他们的书不用拿钱租。
还珠楼主的小说对我一生影响较大，不仅是我的写作方面，而且是人格性格的形成方面，所以我想就他的著作说几句话。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1902—1961），重庆人，剑侠小说的泰斗与巅峰。一生著作达4000余万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长篇剑侠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为报纸扩大了发行量。有时他同时为8家报纸写小说，每天要写2万字。每天清晨，报馆还没有开门，许多报贩就在门外排队等着取报纸，因为读者是每天必读他的小说，一期不落。他的小说在那时就有搬上银幕舞台的。
还珠楼主的著作是中国小说界的奇观，融神话志怪剑仙武侠为一体，集剑仙神术魔法奇幻法宝之大成。他以开创性的想象力几乎写全了武功的神妙，剑侠的神奇，形成了武侠小说写作的宝库，可供后世武侠小说家从中取用。我想那“传音入密”的功法是超前的科幻想象，就是一个人隔了很远对另一个人说话，周围的人都听不到，只有那一个人可以清晰地听到。这功夫现在由手机通讯实现了。他的想象气象万千，天马行空，出神入化，带领读者上天入地，达到精神升华。
他的文学功底高深。笔触所到，景物描写美轮美奂，峨眉山青城山成了神仙洞府。神仙法术变幻出的奇幻景象惊心动魄。通灵的金雕猿猴，人参仙灵变化的小人小马引人入胜。书中人物形象鲜明，正邪两道各具特点，俊男靓女引人爱慕。剑术武功神通法术令人羡慕。他的小说因此迷惑读者，很多人读了他的书离家出走，去峨眉山访道求仙。他的文字功夫也很厉害，词汇丰富，用词准确，文字华丽令人佩服，那些法宝取名的古奥更是增添了法宝的神秘。
还珠楼主堪称剑侠小说之父。后世成名的武侠作家得益于他甚巨。学习他的写作技巧，取用他的法宝招式的比比皆是。我甚至看到有大段抄袭的。他小说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完整的情节，一个故事展开得好，却常常没有收尾又转入另一故事。
文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严肃文学，揭示社会与人生的问题。一类是消遣文学，武侠小说即归于此类。从根本上说，武侠小说是逗你玩的，读者津津乐道的书里的人物情节也是有趣好玩的。中国的武打电影从黑白片打到现在的3D，经久不衰。为什么？因为生活太累，人有时候需要放松。
搬迁到胜利街新家后的我，转学到北京路小学上三年级。这学校曾名中山小学、武汉市第二十九小学。北京路小学真的是所好学校，在1952年我们小学毕业考初中时创造了辉煌。我们班在五年级时由两个班合并为一个班，学生有72人之多。考取当时武汉市最好的中学武汉市一中的有十余人。当年武汉市一中初中一年级招收了17个班，录取的第一名学生就是我们班的刘曾敦同学。由于一中是武汉市排名第一的中学，也是当时公认最好的中学，刘曾敦也就是全市第一名。全市初中录取学生的名单公布在武汉市当时的市报《大刚报》上，占了整整一版，赫赫排在第一的就是刘曾敦。他永远是我们同学的骄傲。刘曾敦由于家庭问题，初中毕业后去读了中等技术学校，后来到新疆工作，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班的另一位同学徐吉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市三十三中。他的眼眸黑白分明，是班上公认最聪明的，不怎么用功却学习成绩突出。后来他曾任湖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
我也考取了武汉市一中，成绩也不错，分到第二班。小学同班来的还有武英杰、喻宗舜、毕世雄。学生成绩优秀是教师培养出来的。我当时就认识到我们小学的老师水平高。在我们毕业以后，好几位老师被调去了中学任教。没有真本事怎么能够脱颖而出。这样的一所学校放在现在一定是重点学校，家长挤破门框也要把孩子塞进来，可惜就被城市发展无情抹掉。前些年由于建过江隧道，北京路小学被拆毁，改成了街心花园。继万州之后又一个供我怀念的地方消失了。
小学阶段的生活很愉快。我感到小学同学亲如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与同学相处的时间比与家里人还要多。我们一同学习，一同玩耍，磕磕碰碰是有的，但是相处基本上快乐。
班主任把同学们按住处组织成学习小组，放学后一起学习。我与住在东山里的徐吉华，廖民刚，交易街的武英杰一个组。下午放学后我们常常到武英杰家学习。很快地做完作业后大家就是说说笑笑地玩起来。武英杰至今记得，我们还一起发动了一场大计划，要画一本连环画出来，然后送去出版。我们还真的是画了好多幅。这是我的念头。那时候我常常到书摊看娃娃书，着迷之余就是要进行创作。
武英杰的母亲总是拿吃的招待我们。记得有一次是端午节前，他母亲端出很多粽子，武英杰要我吃包肉的，我说我不喜欢包咸肉的，包豆沙的，我只吃白的，蘸糖吃，有粽叶的清香。因为我们是同学的关系，武英杰的母亲和我的母亲认识了。后来我们的子女也认识了，至今有往来，成了通家之好。
小学的老师像家长一样，管学习还指导生活，要我们不打架骂人，上课坐端正，不随地吐痰，指甲要经常剪，衣服要穿整齐。我记得班主任朱震亨老师还说过，你们取下帽子的时候，用手摩一摩头，可以不感冒。他教语文，一次课上这么说：“衣服怎么能够穿得整齐？把衣领提一提，袖子抻一抻就好了。这就是领子和袖子的作用。称领导人为领袖就是这么来的。”小时候什么知识都是新鲜的，好像还记得特别牢。
朱老师是我们班主任，那时他二十余岁，只比我们大十余岁。我们班是少先队一个中队，他兼任中队辅导员。我记得他组织过两次队日活动。一次去武昌东湖，我们乘轮渡过江后一直走到武汉大学。另一次是去岱家山，我对这次活动记忆犹新。
那天早上我们在学校集合出发，大家精神抖擞，红领巾在胸前闪耀。郭翰生不是中队长，只是因为长得帅，就被指定打了队旗走在前面。队伍行进到一元路时，街对面走过一个男孩，见了我们队伍立即立定行举手礼。他眼睛望着正前方，像塑像一样挺立。这是按少先队队章的规定，队员见面要互相行举手礼。这下把我们搞慌神了，我们队伍在行进，该怎么回礼？中队长请示朱老师，他反应极快地说，队伍继续前进，中队长一个人举手回礼，代表整个中队就可以了。不知道他这指示是从学习队章中得来的，还是他灵机一动做出的，反正我们都觉得很正确。现在这一幕可能不会再有。我只觉得那时的少年纯真，朝气蓬勃。那个少年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我敢肯定，他长大后一定会是个充满正气的人。
朱老师像家长一样关心学生。我们小学毕业那年，薛昌年同学家里发生变故，生活出现极大困难，不能升学，他急得哭了。朱老师知道后，向学校争取到一个小老师名额给他，安排他教一年级，每月可以有十几元工资。虽然当年武汉市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薛昌年考取入学，没有在小学就职，他对朱老师的关心还是十分感激，至今念念不忘。
每周星期六下午我们举行班会，会上班主任谈这一周班上发生的事情，表扬和批评学生，同学自由发言，然后是余兴，同学们或由推举或自告奋勇表演节目。1950年电影《白毛女》放映，其中插曲很快就风靡全国。班会上同学们百唱不厌的是那些插曲。那时我就知道那电影是由贺敬之创作的歌剧改编的，对他很敬仰。现在我写的电影剧本《文天祥》在筹备拍摄，他受剧组聘请任总顾问，这真是我的荣幸。
毕业分袂，同学们上了不同的中学，后来上大学，去各地工作，而联系一直不断。我们在武汉的同学更是经常互相走动，来往密切。“文革”期间，逍遥无事，汪文孝、武英杰、程丙吉我们几个三天两头见次面，谈谈笑笑好开心。可以说，数十年来我们的快乐有人分享，心情郁闷有人开导，生病住院有人探视，结婚生子有人庆贺，出外游玩有人为伴。我们的生活里方方面面都有同学伴随。
值得一提的是武英杰结婚请我压床。大婚前夕，他与我一同在新房的华丽的床上睡觉。他人逢喜事精神爽，谈话很多。他说有次他绱棉被居然三次才绱好。头一次绱完了发现被面没有绱进去，拆了重绱。第二次发现把床单缝到一起了。我们知道，压床要请的是新郎的至亲，最好是新郎的弟弟，没有结婚的，一般好友都不行。此人应该是品行端正，还要八字好，有福气。这样才会驱邪避凶，幸福吉祥。武英杰袁嘉琪夫妇请我压床是器重我，是我的荣耀，我一辈子感激他们。
他们夫妇情深爱笃，为人称羡。袁嘉琪的贤惠尤其为人称道，感动很多人。他们被认为是模范夫妇，有家杂志曾有意加以报道。武英杰在某名校带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课，有一年培养出了湖北省的文科状元。这在报纸上有报道，还刊登了他与那学生的合影。他为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在武汉市的中学教育界是有名气的。现在他们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后人也有出息，他们可以说是福寿双全。
历经风风雨雨数十年后，小学同学彼此的思念更加强烈。2012年由熊承恩发起，我们组织了一次聚会。参加的人都已经是年逾古稀的翁妪，居然达14人之多。其中专程远道而来的有：刘曾敦夫妇从乌鲁木齐来，李桂斗、黄亦木从西安来，徐英明从南宁来，熊承恩从泉州来，黄奇士从广州来，肖慧兰从咸宁来。聚会散后，4名同学代表大家去汉阳看望我们小学的数学教师，已臻85岁高龄的曾庆志老师。这次聚会真的非常难得，非常珍贵。如此盛大的聚会再也无人敢于召集了。我们在武汉市的同学还是经常见面，到某个人家中聊天，到公园游玩，几个人拉进一个微信圈，分享信息，很是快乐。
我于1952年小学毕业，考入武汉市一中上初中。武汉市一中那时是武汉市最好的中学之一，拥有很多当时在武汉市教育界享有盛名的教师。我在初中时文科理科的成绩都较好，但是已经显露出对文科的偏爱。我那时就认识到我很幸运地遇到几位好的语文教师，他们课文讲解透彻，批改作文尤其认真。我们的作文本上能看到的一半是学生用自来水笔写的蓝色的字，一半是教师用毛笔写的红色的字。每篇作文的批改有眉批，行批，有卷尾的总评，有的总评达到二三行之长。额头画的方框表示那一行有错别字，要学生改正填入。我刚好有实物证明那时的教师是怎样认真批改作文的。
几十年来，我数次搬迁，至今还奇迹般地保留着一本我上初中时的作文本。打开作文本看到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防汛斗争中的二三事》。那是就武汉市1954年防汛这件事情出的题。
我那作文开篇的第一句是：“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地球上的各个世界的人，对于这次洪水的来临，都有不同的遭遇和感受。”这句话充分表现出年轻人的幼稚，写作文总想把话说得天一样大，“语不惊人死不休”，读来好笑。那时教我们班语文的是明无垢老师。对我这短短的一句，明老师改了其中三处。一，他勾去了“各个世界的”；二，他在“人”字后加了“们”。三，他把“这个时代”勾到“这个地球上”的后面，然后加了眉批：“按自然界的发展，应该先有地球，然后才谈得到时代，所以要改正你的语句。”
明老师的这条批语使我懂得了写文章要有条理，有逻辑。他这一点拨就使我明白如何提高写作水平。我想如果说我在中学时受到过名师指点毫不为过。他们的教导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短短的一句话就给予了三处批改。这样一字一句的批改表现出了明老师认真负责的教师品德和学识水平。而这只是他日复一日的工作的一个点滴。明老师是武汉市一中众多优秀教师之一。那时教我的教师很多都和他一样。我们学生对这样的教师很敬佩。遇到好老师当时感到幸运，现在想来仍然感恩不已。
我们尊敬老师不像现在这么物质，而是尊敬老师的品德和学识，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与此对应的是，老师喜欢这样的学生，得英才而教的快乐远胜于得红包，因为这能体现教师的人生价值。师生之间自然形成尊师爱生的关系。有件事情可以看出我们师生关系融洽。有一次在课堂上，我问明老师，您写诗吗？何不念首我们听。明老师高兴地说，他有时写诗的，但是写完就丢了，没有存下。记得有首诗是写游太湖，后一句是“迟来未上鼋头渚，一路闲云笑我还”。由此我想到，中国从古至今有无数的好诗都随风消逝了。
可以感觉到，明无垢老师，还有我上高中遇到的熊映滨老师，韩泉老师都以教学生为乐事。有趣的是，1985年我出席湖北大学张国光教授召开的红学研讨会，遇到韩泉老师，相谈甚欢。他也写了多篇红学论文。
我上了中学，胸前的校徽由小学的布牌改成了金属制的牌，白色搪瓷底上的红字是鲁迅体的“武汉市一中”。我每天把校徽别得高高的，心里有一点小小的骄傲。初进校园，我惊叹操场好大。我北京路小学的操场只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我们踢皮球常常把皮球踢到院墙外面去了。武汉市一中校风很好。教师既有师德，又有水平。学生品行端正，学习努力。受到影响，我也开始用功学习。以前在小学我贪玩，课后只是完成作业，从不多花一点时间在学习上。中学里班上同学学习主动，经常找辅导材料学习。常常可以看到课间休息的十分钟里，很多人互相讨论几何解题方法。那一阶段我文科理科兼爱。我的作文写得好，是同学公认的。我的历史知识比较丰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古文是文史不分，读古文就学到很多历史知识。我喜欢数学，它使我思维清晰。我也喜欢物理和生物，我在中学阶段学到很多科学知识。我也喜欢美术课，课余我练习画石膏模型，打下了素描的基础。我一直喜欢画，后来我的绘画具有了一定水平。有一次武汉电影院播放一部电影，请武英杰、钱定常、程丙吉和我画宣传画。我们画了一个通宵完成了。我们拍摄了那幅画，我们共同的杰作，可惜后来底片丢了。
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祖父常常带我去清芬路的美成剧院听汉戏，散场后上福庆和吃牛肉面宵夜。只带我，不带别的孙子外孙，由此可见他对我的钟爱。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戏剧学校招生的广告。我想，当一名戏剧演员多好，唱了玩了还可以拿工资，我就想去报名。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果。
初中毕业后，我很想像春哥一样去武昌住读，就报考他所就读的三十三中学。那学校的前身是武昌文华中学，很好的学校。学校有管乐队，当时武汉市的中学里面只有它和武汉市六中有管乐队。我以第八名的成绩被录取。但是我去学校报到时，被告知按规定得就近入学，不让住读，我被退回市教育局重新分配。那时，录取阶段已经过了，教育局只得把我安排到武汉市二中。那一年二中的高中一年级有二十几个班，我被安插在靠后的班。
二中也是好学校，当时流传的话是，“老一中，红二中。”不过，我的家住在南京路，学校几乎快到永清街，离得太远，估计不下于3000米。那时候公交车很少，车资是3站以内是4分钱，3站以上是7分钱，远了更贵，每天上学放学，我也乘不起。为什么家里不给买辆自行车呢？别做梦了。班上只有吴叙泉同学有辆莱利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宝马汽车。我到1972年，工作十年以后才按计划分配买到一辆上海生产的凤凰牌自行车，耗费我168元，而我当时的月薪是53元。
那时，每天我得早早起床，背了书包，提了饭盒就往学校赶，而且得大步流星地快走，下雨下雪都一样。这是被迫的早锻炼，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健康了。我是登记了因为远道可以免上早自习的。中午我在学校吃饭，下午放学后和同学们结伴步行回家。同学们中有住在车站路的，兰陵路的，也算是远，最远的莫过于我。
我提的饭盒里装的是家里前一天的剩饭剩菜，那时候没有冰箱保存，隔夜的饭菜吃了也没有得病，当然要保证是没有变馊的。如果没有剩饭剩菜就带生米和两个鸡蛋。到学校后把饭盒送到食堂代蒸，每月收费5角钱。如果在学校食堂搭伙，中午一餐每月需4元钱，我家贫出不起。好几个同学与我同样，我们从食堂取了饭盒拿到教室里吃。我看到好多人的菜里有鸡蛋，显得营养不错，这却是因为那时鸡蛋相当便宜，有时候甚至贱到1角钱5枚。
在初中我学会用功读书，在高中我开始认识社会。一般人认为相比社会，学校比较简单纯粹。其实学校是社会的雏形，要说复杂是同样的。依我看，复杂一点没有坏处，这是人生学习的一个方面。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在学校里也得学社会知识，这是非常有用的。在高中体验到与同社会上一样的复杂，使我获益匪浅，教我以后夹紧尾巴做人，保得一生平安。
不愉快的回忆本来不应该保留，但是以上说的那么重要的认识，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启迪，没有具体事例说明也是空泛的。事实是，上到高中一年级，我申请加入共青团，参加学习团章，努力有好的表现，以便得到考核批准。那期间，我的一位表姨妈来看我母亲，随口问我入团了没有。这在那时是与小孩很平常的交流，遇到小学生就会问，你入少先队没有。
后来，在与我一位很好的朋友同学聊天的时候，我说，我的表姨妈问我入团没有，我说还没有入团，感到不好意思。想不到几天后我向班团支部汇报思想时，与我谈话的团委引用了我的这句话，严肃指出这表现我的入团动机不纯。我那话只与我那朋友同学说过，毫无疑问是他汇报的。就是不知道“入团动机不纯”的评论是他说的，还是团支部的分析。
我并不怪团支部的人，他们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青年，与我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对我个人没有偏见。那时候的人都追求进步，连我表姨妈那样纯粹的家庭妇女都问与政治表现有关的事情，何况成长中的学生。使我震惊的是，与朋友同学聊天的谈话也会被汇报到团支部。受了这次挫折，我以后没有积极争取入团。
1957年以后，凡是受了批判的同学后来都没有能够上大学。有人与我透露，在研究应该受批判的人的名单时，我也被提出过，班主任郑学孔老师说我没有那么严重，给否定了。这使得一位委员公报私仇的企图落空。其实他与我之间并没有仇，只是开玩笑到后来发恼了。能不能说郑老师这次是救了我？如果我受批判，没有能够上大学，过早地参加工作，踏入社会，我的命运又会是什么？因此，我对郑老师心存感激。我没有对他表示过我感谢他，相反地我在这之前还与他显得对立。
有一次，我中午在教室休息。教室里人不多。郑老师出现了。他看到我在写日记，与我聊天，问我写些什么。我说平常小事，没有什么。他要我给他看，我说这是个人的东西，不应该看的。他伸手来拿。我收到课桌里就是不给。他就走了。他以后并没有因此生气，这件事情太小，他可能转身就忘记了。他走后我记起来，其实我日记里面有一段是称赞他的。那是因为入学以后不久他帮助我解决了一个困难，我记在日记里，说他是“可以信赖的人”。我与他确实有些小小的对立。从我知道他不支持批判我以后，我就对他态度很好了。
有一天我和常致敏边走边唱：“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三枝花儿开一枝莲花落，饥饿道上一块走。”郑老师从后面走上来问：“什么没饭吃，乱唱些什么？”常致敏连忙解释说：“我们唱的是电影歌曲。”郑老师说：“没有饭吃，来我家吃饺子。”常致敏是我们民乐队里弹三弦的，喜欢唱《五哥放羊》。他总是满面笑容。他与我住得近，有一年过元宵节，他来请我去他家里吃汤圆。
还是说些愉快的事情。我是学校民乐队里吹竹笛的。乐器由学校出钱配置，交队员个人使用保管。乐队队长郭天爵同学带我们一同去买。我买的一支竹笛8角钱，已经是很不错了。他拉二胡和高胡，买的一把二胡也只几元钱。下午放学后，我们乐队队员常常留在教室里练习。学校的文艺演出是以我们乐队为主。
有一次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市十六女中舞蹈队演出歌舞《花儿与少年》，请我们乐队伴奏。演出在市一中大礼堂举行。那次演出效果很好。前几年，我看到有资料说这歌舞是王洛宾作曲的，想到那次演出的愉快经历，还有我小时候唱的很多歌也是王洛宾的，我就创作了电影剧本《西部情歌王》，把那次演出活动写了进去。这一节是这样的：
大礼堂 夜
195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武汉市一中的大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前排坐的是评委。舞台前额上红色的横幅写着“武汉市中学生1958年文艺汇演”。前面一个节目在掌声中结束，幕布落下，下一个节目准备登场。乐队队员拿了乐器在台侧就座。舞蹈演员都化妆好了，已经站在二道幕前。舞蹈队队长，一个女中学生，跑来乐队前面。她化妆成少年，嘴唇上画了两小撇胡须。
“郭队长，曲子的节奏要比上次稍稍快一点，我们好跳些。”
“好的，知道了。汪成伟，听到没有，节奏稍稍快一点。”
形象秀气的汪成伟做了个怪脸，敲敲木鱼。
“同学，不要叫我郭队长，叫我郭天爵。你们唱歌声音大点，把嗓门放开，别像小麻雀叽叽叽。”郭天爵脸上带着顽皮的笑。
“知道了。”舞蹈队队长跑回去站在舞蹈队领头位置。
“还是捏住了脖子的麻雀，”一个拉二胡的帅气的队员说。
郭天爵：“谈家栋，不要瞎说。”
“让些女伢装男伢，还不如请我们去跳男的，”谈家栋还要说。
郭天爵：“现在调弦。余德预，给个音。”
戴着一副白框眼镜的余德预举起竹笛，吹响内弦和外弦要定的音。弦乐乐器调音。
报幕员：“下一个节目，舞蹈《花儿与少年》，由武汉市16女中校舞蹈队演出，乐队伴奏，武汉市40中校乐队。”
幕布拉开。郭天爵看乐队摆好了架势，与汪成伟点头示意。汪成伟敲木鱼定节奏，乐声响起。舞蹈演员跳舞登场，8个女中学生扮演花儿，8个女中学生扮演少年。他们载歌载舞，唱起《花儿与少年》。
这剧本发表在《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五期。谈家栋读到这一节时，惊奇地问我，“这就是我那时说的话吧？”我回答说，“不是的。这是创作。”
剧本结尾是这样的：
（字幕：1995年6月30日）
傍晚，北京城华灯初上。北京展览馆广场上飘荡着彩色氢气球牵引的、红色大字的巨幅标语：“祝贺王洛宾艺术生涯六十周年”。
场内，台上，台下，前台，后台，演出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人员在到处跑动。电视台记者在进行现场直播，摄影机已经开始拍摄。
观众席中发现有年已半百仍然神采奕奕的郭天爵、汪成伟、谈家栋和余德预。他们在交谈，回忆年轻时演出《花儿与少年》的趣事。
郭天爵问：“汪成伟，我们为《花儿与少年》伴奏是哪一年？”
“是我们读高三那年。时间过得真快。”
“余德预，你现在还吹笛子吗？”
余德预幽默地回答：“早就没有气了。不像谈家栋当年拉二胡，现在也还能拉。”
剧场灯光渐暗。聚光灯照着主持人出台，宣布文艺晚会拉开帷幕。节目一个一个演出，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解放军军乐团、北京歌舞团、北京舞蹈学院参与演出。杨鸿基、蒋大为、韩芝萍、鲍蕙荞、李雪健、范圣琪、杭天琪等著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激起全场阵阵掌声。
当然，这也是创作。创作就是虚构。我幻想，我这剧本能够拍成电影，拍摄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像这样参加，那该是多么有趣。
1958年，我高中毕业，比较顺利地升入大学，可是没有能够学我理想中的专业。我从小喜欢文学，上初中时就开始乱写。几年前，我的小学同学程丙吉遇到我的初中同学黄河清，问他还记不记得我。他说记得的，他喜欢写，作文写得好。由此可见，我给同学第一印象就是喜欢写。到高中时文理分科，我是学文科的。毫不奇怪，我报考大学的志愿当然就是中文系，还有就是历史系和图书馆学系。可是命运弄人，我得到的录取通知书是征求志愿：学英文。征求意见的意思就是如果同意学英文就可以升大学，不同意就算是没有录取。
现在学英文是热门，上大学英文系需要高分才能录取。我考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新中国成立后，英文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语言，一律不学，我们在中学六年都是学俄语。到1957年，某些大学才开始开设英文系，招收学生学英文，愿意学英文的学生不多。而在1958年英文刚复苏，是冷门。谁也想不到形势会起什么变化，1979年中美建交后，英文迅速升温。很多人听说我是学英文、教英文的都表示羡慕。
能够上大学是头等大事，我只得去报名上学。我觉得无可奈何，但是祖父听我说我将学英文专业却表示高兴。他说他的商行以前与洋人做生意，行里有个人，是自学英语，能够与洋人打交道，很起作用的。
升大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学什么专业，这将决定一生从事的职业。“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就是终身大事。我的命运是在这人生转折点捉弄我吗？起初看来好像是的。想到我一辈子要干不喜欢的工作，受其折磨，我很长时间陷于苦恼中。后来情况转变了，我不想学英文的原因是我只想学中文，并不是对英文反感。及至我不得不学它，我也可以学得比较好。到二年级以后我读了一些英文简易读物，如The Moonstone，Quadroon等，我开始喜欢英文了。后来过渡到能读原著，读了Martin Eden，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The Path of Thunder等小说，我就常读英文书了。事实证明，英文对我帮助极大。以后我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从纸质书和网上找来相关的英文资料作为参考，可以不依赖翻译。我想，如果我没有把英文作为专业来学习，通过自学我是学不好的，而没有在大学学中文，我可以通过自学学好中文，因此我不抱怨，甚至感激那次命运的安排。
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分配也看出命运对我的眷顾。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得听从国家计划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从大学三年级起，同学们想到工作分配就惶惶不安。都怕分去县城，尤其是怕去恩施。我想，我本来是城里人，上了大学如果去了县城反而成了乡里人，还不如当初不上大学。毕业前夕，每个同学都要填写志愿以供组织考虑照顾个人的要求，组织上要找同学们谈话，做通思想工作，让大家心情舒畅走上工作岗位。与我谈话时，我只说了希望能够留在武汉市教中学，因为我有年迈的寡母要照顾。像大多数同学一样，我心里悬着，直到宣布分配，拿到报到证，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被告知留校任教。
那次工作分配的宣布是在我们学生宿舍进行的，就在我住的房间。全体同学都在外面走廊上等候，一个个叫进来谈话。副系主任走进我们房间时，我正收拾东西打算到外面去等候，年级团支书刘志坚同学对副系主任说：“就从余德预开始吧。”
副系主任让我坐下，把一张打印的通知书给我。我看到上面填的是我被分配到“本院”工作。我不知道本院是什么地方。副系主任告诉我，我被留在本系教书。他说了些热烈欢迎和鼓励的话，但是我都没有听到，我一下还不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可以留在武汉，可以放心了。
我走出房间，叫下一个同学进去。同学们急切地问我分到哪里，我平静地把通知书给他们看，引起微微骚动。这之前谁也不知道我会被留校，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突然知道我留校都感到有些意外。像我一样感到意外。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留在本校教书。同学们都认为我为人不坏，学习很好，多才多艺，但是家庭出身不好，不靠拢组织，连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书都没有写过，都认为我的政治表现始终是中等，位居中游，不会太受信任。因此，有的同学推测，我被留在学校是搭配，就像政府机构中要搭配民主人士，搭配妇女。其实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毕业分配时出现了一个有利因素，所以我能够有这么好的分配，其他同学的分配也比自己预期的好，好像都交好运了。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长话短说，刚好是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军队来人到了我们系，要10名毕业生。他们把我们中的优秀同学抽走了那么多，使得我们工作分配的压力大大减轻。这就是我能留校，其他同学的分配也能比较满意的原因。那些参军的同学去了广东省和海南岛，有的做监听，收集情报的工作，有的当教官，培养军内英语人才，都做出了贡献。
我7月份得到工作通知，9月份就以见习助教身份上讲台授课。开始时，我对工作不以为意，心想我一个大学四年级优秀毕业生还教不了一年级吗？拿起课本看，就那么一点东西，实在是简单浅显，可是几节课下来我就受到了教训。我自己讲课是备了课的，讲解可以说是正确无误。可是学生提问就难倒了我，比如，这是为什么？可不可以这样说？用介词at与in有什么区别？我就说不清了。处理这样问题，我的态度比较老实，我对学生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查了以后告诉你。请不要笑我，我们几个初上讲台的年轻教师和我一样。经过几年的教学我们才逐渐成熟。
有一次我出于紧张，没有掌握好速度，内容讲完了还没有到下课时间。我那时还没有钱买手表，这教师必备的计时器，直到1969年我才购置了一块北京牌的手表。我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问学生有没有不懂的问题要提问，学生没有反应。我无计可施，好是尴尬，就宣布下课。一节课50分钟，两节课连着上，之间休息10分钟，那次我提前10分钟下课了。这在系里成为违反纪律的大事。姚宗立代表系里领导来批评我。他是我同班同学，一起留校的。他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代表组织来批评我也还是面带微笑，语气温和，与我像聊天一样把意见传达了。我自己很难受，他来与我谈话之前我就是很难受的。一半是因为我违反纪律，造成不良影响，一半是因为我感到我不称职，遭遇失败。那以后，我吃一堑长一智，备课中准备了超出课时的材料，有备无患，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失误。老教师是在锤炼中成熟的。
我喜爱阅读，由此轻松地扩大了我的词汇量。学外语需要积累很大的词汇量，词汇真的是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一个学生问我“双杠”的英语是什么，我告诉了他。他说他问了几个老师都不知道，我回答出了，他佩服我。我听出来这是个顽皮学生，他不是真的问问题，是来考教师的，因为他没有问那个词的拼写，那个词的拼写比较复杂。我告诉他，我是背词典的，背过分类词典，运动方面的词汇我掌握了。我借此传授学习方法，让他背词典。
我说的这还是常用词汇，李习俭比我厉害，有一次与外籍教师谈话中，他连“宫外孕”都听出来了。这个词后来我查了，记几遍也记不住。李习俭与我同班同学，一同留校。他是我们说的“死雷子”的那类湖南人，后来当过系主任。
我进大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学院管弦乐队，吹奏长笛和萨克斯。我们在校园给舞会伴奏，给运动会演奏，参加校园文艺演出。我成为教师以后还是与学生一起在乐队里玩。1964年国庆节，武汉市政府指定我们学院管弦乐队参加庆祝游行活动。提前一周，我们集中在原武汉展览馆练习。国庆节那天上午游行时，我们穿了借来的警察白色服装，走在队伍前头。队伍从中山公园出发，经过武胜路顺中山大道行进到一元路解散。
我喜爱的运动属于温和型的——游泳和乒乓球。1965年，我报名参加横渡长江的活动。我通过了游泳能力测试，在东湖的静水里游了800米的距离。就在那个星期六要到长江参加横渡的当天，我母亲从汉口过江来学院把我拖回家了，不许我游泳。这是因为，就在这前一天，前面说到的梅姑妈到我们家来对我母亲哭诉她的二儿子，就是带我去看大舞台戏的那个二表哥游泳淹死了。
二表哥身体壮实，在武昌桥头一个什么单位工作。他经常下班后与同事们去长江游泳。那一天，一同去游泳的同事们回来以后没有看到他，回到江边找他，发现他的衣物在岸边，于是一边搜寻，一边去告诉了他的家里人。姑父赶去江边，请人下水没有能够捞到表哥。次日，他们去到阳逻，那里长江有回流，有淹死人的都去那里找。他们一到，就看到二表哥的尸体漂起来了。
梅姑妈的哭诉吓得我母亲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就赶来学院把我拖回家。但其实她并不知道我将参加横渡长江的活动。
回忆我一生，至今还算平安，不是大富大贵，也没有受大的贫穷苦难。人们常说“平安是福”，尽管遭受过小小的屈辱，痛苦，能够平平安安就应该感谢上苍赐福了。
后主，您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是因为您出生于帝王之家，又安享九五之尊，后来“一旦归为臣虏”，受尽屈辱，所以往事不堪回首。而我现在回想我的一生起于平凡，归于平淡，我回首往事的心情只是平静。要问我，如果还能从头再来，我愿意再这么过一生吗？我将立即回答，“谢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