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诗经·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穀，我独不卒！
这首诗表现了古人感情的真挚。“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了父母，出到外面就感到悲悲戚戚，回到家里空空荡荡，好像没有家一样”。我的父母早已过世，我想到他们心里还是悲悲戚戚。
我的父亲在日寇侵华时的逃难中死于万州。那时候我两岁半。那一年夏天特别热，我头上长满痱子和小包，烦躁不安，整天哭闹。父亲得整天抱着我走动，连晚上也不能停住脚步，一停下我就哭。父亲本来就疾病缠身，因此病情加重，到10月份就归天了。他们说父亲是我哭死的。
父亲的棺木暂厝在山坡。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武汉，又过了一年，祖父派大表哥黄兰亭去接他回来。兰亭哥用蓝布做了大罩子把棺木包裹好运上船，以免船上乘客看着不舒服。棺木直接运到蔡甸老家，买了块地安葬。我没有看到安葬过程，后来母亲带我们去乡下看了父亲的坟墓。我记得母亲坐在坟头草地上哀哀哭泣。
后来几年，我们去上过坟。再后来我们去扫墓，乡下人告诉我们，墓已经找不到了，被平了，有人犁了地种了庄稼。我那时小，不知道祖父有没有追究此事，为什么我们买下的地可以被人侵占。父亲的坟墓无端被平了，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读到《古诗十九首》里有一句“古墓犁为田”，想到两千年来生活的重复再现，不禁感慨万分。祖父不把父亲接回，让他成了异地他乡的孤魂野鬼，心中一定不安。花费一千多银元接回安葬，后来是连墓也找不到了，确实无可奈何，但是他安心了。母亲去世后，我们后人为父母亲营建合葬墓，里面放了父亲的遗像。这也是形式，求得安心。
母亲说父亲临终昏迷，口中重复说，“螺丝弯弯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螺丝是小贝壳动物，“就”是武汉方言，意思是“弯曲的样子”，不知道怎么写。我们一直都猜不透父亲临终遗言的含义。这谜一直在我们心中几十年。后来我看了电影《公民凯恩》，凯恩临终昏迷，念叨“玫瑰花蕾”，众人探寻这意义，后来发现是他儿时的玩具。我猜想，父亲说的会不会是与他儿时的游戏有关。
2015年8月我因为感冒发展成支气管炎，住在武汉市二医院治疗。同病房七个病人，其中一人60岁上下，比较健谈。有一次他谈话中说到，“螺丝弯弯就，总归有出路（武汉方言读作lou）”。我一听立即坐起来，在他说话间隙，打断他问，“对不起，刚才你说‘螺丝弯弯就’，下一句是什么？我没有听清。”他回答说，“螺丝弯弯就，总归有出路。”另一个病人也附和说同样的话，好像这是武汉市街头巷尾百姓口中常说的话。为什么我直到那天才听到。
家里存在几十年的谜得到解答，我好兴奋，当即打电话给德姐。我告诉她这句话，还说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临终说这话。我理解的是他虽然体弱多病，一生没有工作，他还是想奋斗，求得出路的。
次日德姐打电话给我说，她认为父亲的遗言是在安慰母亲。我们一排儿女虽然小，将来自会有出路，不要着急。我一听立即明白德姐说得对。父亲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六个孩子，最大的是德姐只有九岁，比肩而下，最小的妹妹不足半个月大。这样子让母亲怎么过？我可以想象到父亲临走是多么放心不下。感谢老天保佑，生活按父亲的遗言发展，后来我们这些小螺丝有了出路，在社会上立足，成家立业，还都一生平安。
当然我们的生活一直是依靠祖父。他是一家之主，养育三女一子，还养育他们的后人，即他的第三代孙子外孙十余人，都箍在一起。那大家庭的生活就像巴金的小说《家》《春》《秋》里描写的那样。我父亲夭逝，使得他经受了老年失去独子的悲痛。他支撑着抚育我们，其中还熬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生意倒闭，我们也都自立了，他才歇息。
我父亲断气的时刻，母亲却跑出去了。她去投河轻生，想要以她的死换回我父亲。万州有一条河通往长江。母亲跑到河边，见到一个男孩，把两元钱塞在她的帽子里给那男孩，说了家庭地址让那男孩拿了帽子去报信。那男孩见我母亲的神情好像有些不对，不肯离开。母亲往河下去，走入水中。男孩就大声叫喊，引来船户救援。母亲已经被水冲到河口快进长江处，被船户用竹篙钩住衣服拖上了船。那是十月份，她穿着毛线衣服，所以能被钩住。船户用椅子抬了浑身水淋淋的母亲送回家，就向家里人要钱。家里人给了他们钱，他们嫌钱少，不肯走。我祖父说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人还躺在床上，这么个情况，实在是遭难了，他们才拿了钱离开。
父亲逝世的时候仅仅31岁，母亲不满30岁，望着这一排孩子，实在是难以看到前途。我母亲坚强地活下来，勇敢地担当起抚育我们的担子。亲戚邻里看到我母亲受穷受累，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长大，培养成人，都不免衷心赞扬。他们交谈中说了很多事例后，常常用一句总结：“宁死当官的老子，不死讨饭的娘。”在那个时代好像这样的妇女不少见。我的同学和朋友中好几个都与我命运相同，即父亲早亡，母亲年轻守寡，把我们拉扯长大。这些孩子成人后都知道母亲一生的不容易，事母极为孝顺。
我母亲一生勤劳，勤俭持家，家里经济困难，但是里里外外安排条顺，让我们孩子穿得整齐，走出去保持体面。我们穿的布鞋都是她做的，从糊鞋衬，纳鞋底开始。糊鞋衬是把旧衣服旧床单剪开，自己调糨糊一片片贴在大木板上，一层层糊得较厚，晒干了就剪成鞋底，好几层鞋底用线纳在一起。将鞋底鞋帮找鞋匠绱。鞋子穿来合脚舒适。我们的脚长得快，每年要换，单鞋棉鞋要做很多，所以经常见到母亲糊鞋衬，纳鞋底。我一直到上高中穿的鞋都是母亲做的。
母亲参加军属生产合作社，打毛衣贴补家用。这活可以拿回家做，常常看到母亲做到深夜。我上高一时不得不戴眼镜了，买第一副眼镜用的就是母亲打毛衣挣来的钱。这是母亲辛苦操劳的极小的例子，说明她如何养育我们成人。
我们兄弟姐妹从小不打架骂人，不说粗话。这当然是祖父言传身教形成的家风，但是具体培育我们好品质的是我母亲。她只要发现我在街上学来粗话就要严厉制止。只要提醒一次我就知道分辨，不会再犯。
像中国大多数母亲一样，抚养一代抚二代，我们的子女也是我母亲带大的。我们长期经济拮据，拖累她跟着受苦。1969年，我女儿出生不到半个月，我就不得不离家，把孩子交由母亲带。那是因为全国的大专院校都要撤到离城市二百公里以外进行战备。学校实行了军事化，系里是营连排编制。我必须跟学校去，不得拖延，已经是批评我家庭概念太重。我们学院去了大冶。过了半年我回到家，邻居告诉我，奶奶带孩子全心全意，总是一手抱孩子一手做事，不让孩子哭一声。那段时间妻子整天上班，全部家务都是母亲做的。
母亲对孙辈的照护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真心的爱。看到我儿子患腮腺炎，脸的下端肿大，病恹恹地坐在被子里，她急得掉眼泪，说大人害病知道说，小孩害病说不出哪里痛，真是可怜。她去太原德姐处住一阵，把我女儿带在身边。我女儿在太原住很长时间，在那里开始上学。后来我妻带我儿子去太原，儿子坚决要拖了姐姐回，女儿才回到武汉。我发觉女儿起了一个大变化，就是在太原受到她大姑的培育，变得非常懂事了。我当然感激德姐，归根结底还是感激我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团结成一家人。
有段时间我们的住房是由学生宿舍改的，盥洗室在走廊中段，我们住房在东端。母亲拿菜拿衣服去洗，总是两手提得满满的，因为来回拿东西不方便。冬季里长时间站在盥洗室里吹着北风，手浸在冰冷的水里洗衣服洗菜真的是很要命。母亲的鼻端总吊着一滴清鼻涕。那时，她已经年过花甲。
母亲当小孩时她的家庭富裕。有一次上街，她见到风琴想要玩，外公就掏了180元买回家。她曾经出席音乐家周小燕的婚礼。她嫁到我们余家，有丫头老妈子伺候。而她中年以后不幸遭遇战乱，家道中落，生活艰难，她挑起家庭重担，做家里一切苦活脏活，没有听到她抱怨一句。面对巨大的落差，她坚强乐观地生活，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她的人格真的是贫穷不移。
外公思想保守，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送我母亲上学。母亲靠自学，后来能够读书读报。她喜欢阅读，读了很多小说，最喜欢的作家是老舍，冰心和巴金。这在她那一代人中是很了不起的，我指的是包括男人。我甚至敢说放到现在都是很不简单的。母亲读报纸杂志，剪下好文章贴在过期杂志上，这样的剪报积累了三本。我现在还保留有一本作为纪念。从她收集的文章看，她的兴趣很广泛。人文知识，天文地理什么都有，其中有很多是京剧方面的。母亲酷爱京剧，能欣赏，还能哼几句。有一次，梅兰芳来汉口大舞台演出，票卖到6块银元一张，她也去看了。她在清贫的生活中保持着优雅。一直到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
母亲身体瘦弱，精力还算可以，而参与生活的意念却比较强。她将我们的生活安排得条顺，让我们平安成长，安心读书，安心工作。渐渐地我们自立了，她清闲下来反而苦恼，越到后来越严重。她年过古稀时，思维还很清晰，总是按习惯要参与我们的生活，而不想成为不被需要的人。我当时理解不到这心情，对她总是一句话，“您不用管，您别操心”。
举个例子说，有一次，我的大学同学张新生去香港探亲，路过深圳来家里看我。她要问清楚他是谁，叫什么名字。我请她不用管，说他只是路过，以后不会来，记住没有用。母亲说，“我不是个活死人，整天吃饭睡觉。”
母亲体力衰退的过程很清楚，也就是几年时间的事。早几年，我的姐妹哥哥来深圳，她可以陪着去香蜜湖游玩。后来只能到荔枝公园走一走。最后连上下楼都困难。我们住在7楼，没有电梯，她下去就上不来。她整天关在楼上当然很闷。我也想不到办法解决这问题。我的房屋住定下来换不到楼下的，那时也没有房屋出租。我请大哥在武汉他家附近租房，把母亲接来，雇个保姆伺候，我出一切费用。可是那时候武汉也没有房屋出租。
我家的生活比较沉闷，几个人只顾自己的工作学习，比较少交流。我们也没有亲戚朋友来往。现在城市公寓的通病是邻居不串门。所以母亲整天只是读书看电视打发日子。到后来耳朵聋，眼睛视力衰退，不能读书看电视，她的生活里就没有什么乐趣了。她常常拉我说话，她说我知道你忙，只说一句话。我就听她说。但是几次以后说的还是那些话，我就失去耐心了。回想起来，我的祖父回家来常常与我的祖母说话，把商行的事情和外面发生的事情说给她听。祖母也就是听着，不怎么说话。有人与她说话，她感到她就是存在的。我比祖父差之远甚。
日复一日，像坐牢一样关闭在高楼，无事可做，无人说话，真的是不堪忍受。有一次，她烦恼地说：“我当初不应该管你们六个，应该找个人嫁了。”我母亲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孤独。我现在想来，不仅是内疚不已，而是感到有罪过。我在她身旁，好像是没有我这个人。
母亲去世前一天拉了血。由于她一直患痔疮，隔一段时间就拉血，所以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她习惯坐痰盂大小便。我端痰盂去倒，看到那次血较以往多，颜色发黑，而且有成块状的，就有些紧张。我打电话问我的一个医生朋友，以往我母亲生病也是他看的，常来我家坐。他判断是应激反应，让在家观察两天再说。
但是就在次日中午，我下班回家，到房里请母亲吃饭。我叫唤两声，她没有反应。我以为她睡着了，用手轻轻一推，发现她手臂凉，身体僵硬。我一试探，她没有鼻息了，我就慌了。德姐就坐在门外厅里，我叫她赶紧进来瞧。我们判定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以后的事情我不想说，安排后事的过程都是同样的，说来伤心。那天是1993年2月20日。母亲享年80。
我将噩耗打电话告知武汉的家人。那时候只有妹妹家里安装有电话，我打给她，由她去告诉另外几个人。那天我的大哥，姐夫在二哥家打麻将。他们都听到有人敲门，很清楚。姐夫起身去开门，他把门打开，看到门外没有人，就关门回来。他刚坐下，又有敲门声。他再去开门，见是妹妹，就让她进屋。妹妹进屋就哭，说母亲去世了。大家很吃惊，说是前一次是母亲敲门，母亲回家了。在此我得申明：我此书说的全部是实话，没有丝毫虚构。尤其是记叙母亲逝世的事情不会胡言乱语。
我总是在想，如果母亲能够多活几年，现在和我一起住在武汉，兄弟姐妹常来陪她打牌该有多好。真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她的照片挂在墙上，看着友益街、天声街，那是她50岁时生活的地方。她说过那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那时候子女围绕在她身旁，组成温暖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