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辨说——写在《论三百篇后的风诗问题》之后 [3]
郑宾于
《诗辨说》一卷，宋季赵德编。朱记荣云：“德字铁峰，为宋宗室子，举进士，入元，隐居豫章，盖高节之士也。所著又有《四书笺义》一书。”
我既作《论三百篇后的风诗问题》，偶然翻阅此书，觉得它有许多处所颇有可以供我前说之资助的，所以把它的大意摘述出来：
第一，何以《国风》之中无楚诗呢？赵氏说：
或谓《春秋》外楚，且《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鲁颂》曰“荆、舒是惩”，《殷颂》曰“奋伐荆楚”之类，皆见于《诗》；则楚虽有诗，圣人必删之矣。然吴季札观乐于鲁定公二十九年，则固未经夫子之删；而当时所观《国风》已无楚诗矣。孰知楚之封域正在江、汉、汝、沱之间，以《汉广》《汝坟》《江有汜》数诗观之，其民被文王之化，得于耳濡目染者有素，而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则其诗亦楚之诗也。然圣人以归之周公、召公，其意深矣。迹楚怀王之时，《离骚》作，而楚之为楚可知，古诗之体变矣。
孔子删诗之说，我们当然是绝对不能信实有其事，不过他以《汉广》《汝坟》《江有汜》等篇来作为是楚诗的解答，是颇有见地的。楚何尝无诗呢？不过名目改变一下罢了。至于他以《离骚》为系继《汉广》等诗的变体的话，虽亦不无偏颇之弊，然而我们正可从此看出《九歌》《招魂》《大招》等篇的确是楚国的土风的理由来。
虽然如此，但是，他的“吴、楚皆南方诸侯，何以独无诗”的解答未免与他上面所说的意思太相矛盾了！他说：
陈诸侯之诗者，将以知其阙失，省方设教，为陟降也。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丕承天子威令，则不可黜陟；今弃其诗，夷狄之也。吴、楚僭王，《春秋》多有其事；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其辞云：‘昔我先君驹王。’”是其亦僭称王也。
《三百篇》既然已不是孔子所删而是周代的诗歌总集，当然无所谓褒贬之意。徐、吴之所以无诗于《三百篇》之中者，并不是它无诗，乃是当时采集的人未曾搜罗全备之所致（今时尚有吴、徐歌谣可证）。至于楚诗，则《周南》《召南》皆是，实已在采集之中了。即赵氏自己亦说《汉广》《汝坟》《江有汜》等是楚诗矣，今因不得其解之故，遂以之与吴、徐并列而说：“今弃其诗，夷狄之也。”何其矛盾糊涂到了这步田地！
第二，鲁与宋何以无风呢？赵氏说云：
先儒以为时王褒周公之后，比于先代；宋，王者之后，时王所客，巡狩述职，不陈其诗，理或然也。或又谓夫子有所讳而削之，则左氏所记当时列国大夫赋诗及吴季札观周乐皆无曰鲁风者，其说不得通矣。
又，濮氏曰：“鲁无变风，不知如《敝笱》《载驰》《猗嗟》诸诗，夫子窜之而系于齐矣。”（原注：《山堂考索》）(https://www.daowen.com)
赵氏此说与“《鲁颂》《商颂》何以皆列于周”条之说大异，且其前后抵牾，实已不能自立其说。其说云：“鲁僭天子之乐久矣，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王肃又云：‘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然则，其体固列国之风，而所歌者乃当时之事，又皆有先王礼乐教化之遗意。且夫子鲁人也，安得不录之乎？”（原注：《山堂考索》）他不知道《风》与《颂》的出产不同，体制不同，内容不同，用处不同，技术不同，遽然以《颂》当《风》，此乃无知妄说。且既曰“有颂以为庙乐，又自作诗以美其君矣”，而乃谓其体固列国之风，明知其异而固同之，此乃强不同以为同也。既已谓《鲁颂》即是《风》诗，又说“鲁与宋无风”，颠颠倒倒地说，漫不加考，虽欲有以自固其说之新奇，无如说理太没有理论的条贯了。
按鲁与宋之无《风》诗，其理由正与吴、楚相同，不得谓比鲁于先代便没有风！巡狩述职便不陈其诗！意者，鲁史陈诗，不及土风；而宋之土风又了无裒次，所以《三百篇》中竟无鲁、宋之风诗耳。
篇中所引濮氏之说（不知濮氏何许人）甚有过人的见地。诚然，如鲁国果无《风》诗，则《敝笱》《载驰》《猗嗟》诸诗将用何法解释呢？世人特见其第于《齐风》之下，遂群相谓以《齐风》矣。不知此乃编次上的窜入，并不是鲁国本来即无《风》诗！
第三，“诗之盛何独见于周”呢？他的解释是：
自有天地，有万物，而诗之理已具。非特始于《康衢》虞廷之作也。文至周而大备，故诗之咏歌，于斯为盛；而采诗之官，所以首见于周也。夏、商之去周已远，固不可得而考；然观《五子之歌》《猗那》之颂，则二代未始无诗也。特杞、宋为之后，而文献不足耳。若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绝无而仅有者，又亡其七篇，概可知矣。
商、周以前的诗歌不特是“文献无征”，实在是史不足信。《康衢》虞廷之歌是绝不可凭信的。《五子之歌》，古人说法已自不同，假伪的成分自然是很多的；至如《猗那》，本系周诗（因为《商颂》全部皆系周诗，详见拙著《中国文学流变史》），今乃说它是商时故物，未免太妄诞了。
周诗独盛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时代演进的关系。时代愈演进，历时愈长久，诗歌的分量自然是会增加的。你不见六朝诗歌的增加胜于汉、魏，唐人诗歌的增加胜于六朝吗？二是商代的诗歌并未经人采集过，流行于民间的自然不能长久保存；且周代所采的诗歌，其中未必没有商代传流之物，不过及周而始加以采集，乃见其全耳。因此，世人徒见《三百篇》之为周时诗，故遂谓诗歌独盛于周耳。
除上所举数条外，如说“《雅》不言周而《颂》独言周”者，周是孔子所加的，这是他承受孔子删诗说的流毒。然而谓“《鲁颂》与商、周之《颂》不同”的理由，却是非常新奇可喜而极恰于事情的，今录其说如下：
《鲁颂》：三《颂》之中，《周颂》《商颂》皆用以告神明，而《鲁颂》乃以为善颂善祷。后世文人献颂，特效鲁耳，非商、周之旧也。
他这一段话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立论确切之至。朱记荣说他“疏证分明”“简要多得”者，也并不是过分之词。
其他诸篇虽然也颇有谬误或精到的，但比诸上列数条，则已无甚重要，所以便不再说了。
附清朱记荣《诗辨说跋》：
《诗辨说》一卷，旧刻附在元人朱倬《诗疑问》后，国朝纳喇氏刊《通志堂经解》时只刻《诗经疑问》七卷，而不及此，以故世罕获见。道光间，海宁蒋氏刊《别下斋丛书》，始以此一卷附刻于后。自经兵燹，版已无存，传本亦绝希矣。今陈文桂庼以其篇帙过简，尤易亡佚，因假录其副，属为校刊存之（此书在朱氏《槐庐丛书》中），以为说《诗》家取资焉。窃意说经诸书，大都简要者多得，繁芜者多失；只此一卷，于《诗》之大旨，疏证分明，读《诗》者正不为无裨尔……
（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于福州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