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诗词发展的初步体会
李代渠[9]
20 世纪50 年代，是我的青少年时代。由于生活在农村，每逢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村里就要搞娱乐活动，如耍龙灯、扭秧歌，演剧等。当时，最流行的歌剧是根据李季的民歌体叙事长诗改编的《王贵与李香香》，还有贺敬之、丁毅执笔的大型秧歌剧《白毛女》，在这些带有浓厚民歌色彩的剧作中，我担任某些角色，要表演，要背台词，无形中受到了民歌体诗的熏陶。特别是《白毛女》的剧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剧中的音乐、唱词、念白简直扣我心弦。如杨喜儿逃出黄家时唱道：“要想逼死我，瞎了你的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这段唱词，语言简练炽热，音韵和谐，简直有一个字一声雷的效果。那时，我也读过《李有才板话》等带有民歌风味的诗唱，如：“一进地主门，饭汤一大盆。勺子搅三搅，浪头打死人。”这首诗，以劳动人民的幽默感，用夸张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地主对长工的剥削和虚伪性。我觉得这些诗歌押韵，好背，写起来也不难，于是也模仿着写几句出来。如：“一进我家门，鸡鸭一大群。下蛋咯咯哒，捡蛋喜煞人。”当我看见“闻鸡起舞”的字画时，我便在脑子里构思一首诗：“金鸡啼五更，我从梦中醒。起舞锅台边，唤醒吃饭人。”这些反映生活方面的民歌，我写了不少，虽然有点幼稚可笑，但还形象逼真。
20 世纪50 年代末，文艺界掀起了提倡群众性文艺创作，大搞群众文艺汇演，鼓励采集民歌，写民歌体诗的热潮。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也追潮写了几篇像《兄妹开荒》之类的短歌剧以及民歌体诗，如：“六亿神州涉诗海，李白杜甫把路开。一锄挖倒山一座，一笔凿开诗库来。”我觉得民歌诗体，不受古典格律结束，写起来方便，读起来朗朗上口。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对这种诗体似乎情有独钟。
民歌诗体，通俗易懂，语言朴素精练，整齐押韵，具有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特点，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民歌有时存在偏于直露的不足，古典诗词艺术蕴藉含蓄，正可以弥补这种不足。如果也能学好古典诗词，与民歌艺术融于一体，就可以形成既有民歌特色，又有古典诗词韵味的诗风。从形式上看，像绝句和律诗，整齐押韵，从格律上讲，与绝句和律诗不同步。一首诗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内容，为了不因格律的限制而妨碍诗的内容，可以冲破格律的某些束缚，而自由抒写。如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并没有严格按格律写，但仍被视为千古绝唱。唱民间歌谣的老百姓，他们并不懂格律平仄，然而，他们唱出来的歌是那样地凄楚动人，悠扬婉转，如“一休休，二休休，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煞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处且休休”。又如酉阳土家族民歌：
送哥送到青草坡，青草坡下一条河。
坡上有对山羊子，河中有对戏水鹅。
山羊声声叫妹妹，鹅儿声声叫哥哥。
坡上坡下长相约，只求老天来作合。
酉阳土家山人，并不懂多少比兴手法，他们却用坡上山羊，坡下戏水鹅来比喻一对情人长相厮守的恋情，这是群众智慧和艺术想象力的结晶。
吸取民歌入诗，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远在中唐，诗人刘禹锡就吸取民间歌谣的营养，创制了一种文人诗体——竹枝词。他写的竹枝词，由于具有鲜明的民歌格调，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被当时的诗界认为是“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这种诗体不受格律平仄限制，像七言绝句，但与绝句不同步。民间诗人白居易也喜欢写竹枝词，刘、白提倡的竹枝词，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北宋的黄庭坚、苏轼、苏辙，南宋的范成大、杨万里都喜欢写竹枝词。元明时期，不少文人学士对这种带有创新意识的诗体推崇备至。元代诗人杨维桢，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将竹枝词集成专集出版的诗人，而且是一部极其富有地方色彩的诗人集体作品集《西湖竹枝集》。
到清代，竹枝词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可以说这是竹枝词的最盛时期。康熙年间，诗人王士祯主持诗坛数十年，他主张诗歌要“兴会神到”，讲究含蓄蕴藉，富有情趣。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
诗情合在空
峡，冷雁哀猿和竹枝。
诗中的巴渝社里词即指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刘在任夔州刺史时，路过巫山县，见到民间唱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边唱边舞，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于是他就依照屈原的九歌，作了竹枝新词九章。三闾指屈原，空冷峡是三峡中的险峡之一。
乾隆皇帝也作过竹枝词。诗人郑板桥的诗、书、画堪称三绝，他在任知县时，写了40 首竹枝词，道尽了民间生活的凄惨与艰辛。清朝末期，社会急剧变化，朝政腐败，外敌入侵，国无宁日，山河破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各阶层聚积了难以控制的愤懑。文人墨客纷纷地拿起笔作刀枪，以竹枝词为主体，借眼前之见闻，抒胸际之牢愁。他们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揭露统治者的腐朽黑暗，书人民之疾苦。黄宗宪、梁启超等人发动“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用白话写诗，吸取民歌入诗，这对竹枝词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在海外，华人所在国几乎都有竹枝词的作品出版，如《日本竹枝词》《柏林竹枝词》《伦敦竹枝词》等，比比皆是。
综上可见，竹枝词同时具有广度和深度，竹枝词诗体有着广泛的社会性和强烈的人民性。
以上谈及竹枝词的产生和发展，有参考北京诗词学会会长、老诗人段天顺先生主持的学术讲座——“怎样写竹枝词”中的部分内容。根据段老的意思，竹枝词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由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歌谣，基本上保持了民歌的原型。所谓宁俚而真，勿宁文而赝也。我们现在收集整理的民歌、山歌、鼓词、弹词、号子等大都属于这种范围。如酉阳土家族山歌：
妹坐湖南哥坐川，中间隔座八面山。
八面山高不算远，共个太阳共个天。
又如：
鸡嘴没有鸭嘴圆，鸭嘴没有妹嘴甜。
记得那年亲一嘴，回味回味还在甜。
又如电影《马路天使》中的唱词：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
第二类，由文人吸取民间歌谣的营养，创作出有民歌色彩和浓郁生活气息的竹枝词诗体，所谓似俗似雅，雅俗共赏也。诗之所及，绘风列俗，美刺兼备，寄兴含毫，万象皆陈。如《听涛》：
惊涛拍岸江中吼，吼声轰轰荡千秋。
江卷巨澜昭日月，大江滚滚向东流。
又如《咏荷》：
出污不染荷满塘，不枝不蔓飘清香。
风动碧云芳花笑，疑是众仙舞浓妆。
又如《鼠尾掌花》：
茎长匍匐悬垂挂，褐色短毛鼠尾巴。
琼花不嫌鼠尾丑，鼠辈占艳人笑花。
又如《思慰》：
秋来相思抛红豆，悲欢离合古今有。
但愿明月共婵娟，何必辛酸泪湿袖。
又如《无题》：
胸藏鲲鹏志，脑酝千古诗。
笠翁钓对韵，太公钓城池。
又如《仓鼠》：
金秋收割忙农事，五谷丰登万家喜。(https://www.daowen.com)
谁料仓鼠成灾患，十家官仓九家虚。
又如《民间艺人》：
有位老人年岁大，民歌快板口头挂。
宣传党的政策好，常见街头闹莲花。
第三类，运用竹枝格调写七言绝句，冠以“竹枝词”或“效竹枝体”，依格律写出，与绝句很难区分。如明代诗人杨慎的《三峡竹枝词》中的一首，格律工整，以典故入诗：
神女峰前江水深，襄王此地几沉吟。
晔花温玉朝朝念，翠壁丹枫夜夜心。
又如一首写北京后海新月的竹枝词：
暮色苍茫万柳间，波平如镜照诸天。
嫦娥不耐蟾宫寂，悄向人间画远山。
再一首咏岁寒三友：
几多物事畏寒冬，松竹梅花却不同。
不做趋炎附势者，傲霜斗雪漾高风。
从上述诗例，我们可以看出竹枝词具有易学、易懂、易写、易流传的特色。从内容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看，竹枝词的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在《桃源诗唱》中，我写了三百多首竹枝词，很少有注释，看后却一目了然，令人回味。如：
昙花
银光四射众目惊，显赫一时叱风云。
夜半开花瞬息逝，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觉得传统古诗中的律诗和绝句，虽然蕴藉含蓄，邃密典雅，但有些难于理解，格律较严，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掌握。而且注释太多，一首绝句，仅仅二十多个字，注释有时多达几百个字。竹枝词格律较宽，束缚较少，写起来方便快捷，读起来朗朗上口，有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特点。
竹枝词的格调明快，诙谐风趣，深入浅出。如：
春棠沐雨放，昙花子夜开。
昨夜春风醉，今朝泪满腮。
海棠虽美却无香，昙花一现瞬息逝，切莫高攀显赫人物渴望得到爱情，不然会演化成“昨夜春风醉，今朝泪满腮”的短暂爱情之悲剧。竹枝词是由民歌蜕变而来的，民间的口语、俚语均可入诗，而成为易流传的劝世哲理。如：
好狗不咬鸡，好夫不打妻。
雅量容他人，厚德严律己。
竹枝词是在诙谐风趣中，融精深入平淡，达到深入浅出的境界，似俗似雅，从而使它独具魅力。如：
远近闻名恶婆婆，说话好像打破锣。
麻雀从她屋顶过，骂得麻雀羽毛脱。
这首诗是由诗人搜集整理民歌而来的竹枝词，把这个恶婆婆写得惟妙惟肖、形象逼真，读后令人发笑。
“竹枝词涉及的范围很广，凡举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社会百业、历史纪变均可入诗。”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它使诗的功能得到广泛的开拓。
目前，我国许多诗词刊物都喜欢刊载标有“绝句”“律诗”等形式的诗词，认为这才是正宗的、高雅的传统诗词。而竹枝词却被认为是打油诗，没有平仄，未遵格律，是缺乏艺术性的旁门左道，这是由于对我国诗词缺乏全面的了解。
继承我国诗词的优良传统，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我们不应当歧视竹枝词。唐代刘、白提倡的竹枝词，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唐朝之后的各个朝代，有不少的文人学士对这种带有创意的诗体推崇备至，就是因为它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强烈的人民性。
从现在的情况看，写诗的人多，读诗的人少，人们不太愿意把钱花在买诗书上面。诗书越来越卖不掉了。这是人们在大搞经济的浪潮中，去追求金钱而忽视文化艺术熏陶，还是眼下诗人们写的诗太高雅含蓄，玄妙得让人读不懂？我看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有些吧！
许多青年读者反映，不是现在不喜欢读诗，而是不愿意读那些迷雾梦呓似的、无法读懂的诗。他们非常希望能读到像古典小诗那样美的，明白易懂，又能引起联想产生共鸣的好诗。
在我们国家普及文化教育的大好形势下，摆在诗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增强诗的应时、审美、愉悦功能，写出读者易懂人见人爱的诗，让读者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水平和不同的人生经历一读就懂。
诗与史相结合是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竹枝词缘于纪事，它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生活层面。例如清朝末期，长沙出现了抢米风潮，由于当时米价暴涨，百姓们齐集在巡抚衙门要求平抑粮价。官军开枪，死伤多人，愤怒的群众放火烧了衙门，湖南巡抚逃跑。近人杨世骥编写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中收入了当时人写的74 首竹枝词记其事，其中一首云：
鸿飞中泽起哀鸣，抚慰无言粜不平。
百姓只缘官逼乱，新军弹压动枪声。
作者愤怒地道出了这次事件是官逼民反。
清末有一种制度，凡是为赈灾、河工、军需捐款的，都可以给官做，谁捐的款多，谁就可以做大官。但实际上，所捐的钱都饱入上级官吏的私囊了。如有一首诗写道：
工赈捐输价便宜，白银两百得同知。
官场逢我称司马，照壁凭他画大狮。
“同知”是知府的辅佐官员，得了同知，便在家门的壁上画上狮子以做当了官的标记。上述例子，我们便可以看出竹枝词“广为纪事，以诗存史”。
明代万历年间，邝庭瑞编的《便民图纂》绘有“务农”“女红”图，按图又写出了31 首竹枝词，对明朝中叶江南农村的农桑劳作习俗、农桑技术、农民辛苦都写得生动细致，农村百景跃然纸上。诗家评论说，“与山歌、田唱密迩，愈得竹枝体制之正”，并非旁门左道产物。
在《桃源诗唱》中，我写了近七十首自由曲，不是标新立异，信手拈来，而是带有探索，尝试创新之意。我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只不过在青少年时期喜欢文学艺术，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家庭贫困，中学时代读书也时断时续。老师上语文课时，没有提及诗词格律和词谱方面的知识。进大学，攻读外文专业，又正逢“文化大革命”，浪费了青春年华而有怀才不遇之感。退休时，正值中华诗词奔涌之际，我选择了重温青少年时期喜欢写民歌体诗的爱好，想弥补过去浪费了的韶光年华，也使自己晚年过得充实一点，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感到懊悔，同时也给子孙后代留点精神食粮。于是，我参加了桃花源诗社活动。我写的第一首诗就是民歌体叙事诗《桃花源游记》，并参赛于《华夏翰林》举办的“城市风光”海内外诗词大奖赛，获优秀作品奖。由此，坚定了我走老年学习诗词的道路。我和陈梦昭先生曾在一个私立高中共过事，得知他与当代著名诗人丁芒一起共同创新自由曲，我便写了几首拿给陈老看，陈老说我自由曲写得好，有发展前途。这就鼓励我对自由曲进行了一些探讨与尝试，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创新自由曲的追随者。
元曲虽然是文学瑰宝，但是我觉得曲律过严，曲牌繁多，依模式填写，会削足适履，束缚人们手脚，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音韵的变化，懂元曲的人少，会用的人更少。
元曲处于濒临绝灭的状态，为了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创新，抛掉那些捆绑手足，束缚思想的曲牌僵尸和旧曲写作中的一些极不适应今日的清规戒律。诗词要贴近时代，贴近大众，况且，我自己的文学功底浅薄，没有必要画地为牢，或依样画葫芦，追求那些“阳春白雪”，应该走向生活，面对现实，顺应时代潮流，创新出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新的诗词艺术形式。
创新并不意味着否定传统，或是取而代之。中国的诗歌史，本来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从最古老的四言“诗经”到“骚体”……从唐诗、宋词、元曲到现代的新诗，每一种新体诗的出现，都给诗歌的百花园里增添了光彩，而不取代尚有生命力的任何诗体。然而，每一种创新，都是历代文人墨客砚底磨穿，艰辛探索的结果。
自由曲比起元曲来，首先是形式上的大解放，大自由。创新者有意识打破固有曲牌的限制和曲律过严的束缚，而自由抒写，不受格律平仄限制；自由曲提倡白话口语入曲，语言通俗，语流畅达，所谓似俗似雅，雅俗共赏也；自由曲用普通话押韵，可以隔句押韵，也可以句句押韵，但要一韵到底，如果行文需要，可以转韵，但要起段抬行；自由曲具有强烈的节奏感，音韵铿锵，读起来给人一种音乐美，使人觉得不是元曲，胜似元曲。然而，自由曲才开始创新尝试，尚处于新旧诗体接轨的过渡阶段，规模不大，影响小，远没有引起诗界的注意，我希望诗界的同仁志士关注它，使这种新生事物健康成长，为推动祖国的诗歌向前发展尽一份力量。
2006 年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