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宪 [1]论杜甫五言长律的创造
杜甫是集汉魏以来诗体之大成而又有所变化、有所创造的伟大诗人。元稹说他“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 [2]。可见杜甫实能熔铸古今，掩有众长，“允为集大成之圣” [3]。杜诗之所以集大成，固然是由于多方的高度成就，但是在诗体的发展与创造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他的诗才高体大，无所不包，实具备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切体式，而且是无体不工，“无才不有，无法不备” [4]。所以中国诗歌到了杜甫，古今各体大定，从唐以后直到“五四”以前都没有人能超出其范围。
杜甫在各种诗体的掌握和运用上，体现了特殊的艺术才能，真实做到如白居易所说的“尽工尽善”。这是杜甫的最大艺术本领。对杜甫的这一本领，不应只看到他的各体诗歌的形式完美，而尤其应该看到他在善于使用古今诗体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表现诗的充实内容，推陈出新以发挥艺术最大功能的独特创造。
杜诗有别于盛唐诸家而能独步一时，影响百世者，在于他能广泛地总结前人经验，从而创造出既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又有完美的艺术形式的诗歌来。胡应麟说杜甫“体大思精”，“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所谓“体大”，就是说他的诗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所谓“不尽兼得”，就是指他能于兼人所有之外，更有所创造发展。所以胡应麟又说：“古体则脱弃陈规，近体则兼该众善，此杜所独长也。” [5]因此，对前人评杜所谓的“集大成”，我们不能仅仅认为只是集结之功而已，须知从“集”到“大成”的过程中，是有其“广大悉备”的功力和“脱弃陈规”的伟大创造。所以，我们研究杜甫的诗歌艺术，必须首先着重于他的创造精神。
杜甫各体皆工，从汉魏以来的五、七言古体诗固然是以他为“风雅之大宗，艺林之正朔”（胡应麟语）。自来论律诗的，莫不奉他为大家。至于杜甫的律诗之独创一格，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便是他的五言长律。长律又叫排律，称为长律，因为它是律诗的延长，可以从六韵到一百韵。称为排律，是就它于律诗八句之外，可以任意铺排而言。这种诗体的对偶平仄与律诗相同，除首尾各二句和律诗一样可以不对外，其余的句子都要成对，作起来比律诗更为困难。排律从六朝以来，就已具规模了，南北朝时期梁朝阴铿的《新成安乐宫》诗，就是“百代近体作排律之祖”。只是唐以前作者较少，到了唐代，始专此体，作者也就渐多起来。初唐王、杨、卢、骆和陈、杜（审言）、沈、宋诸名家，都是作排律的能手，不过他们所作的大约都是应别赠送之作，而且又都是短篇，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思想内容可言。
到了杜甫，打破过去排律最宜于应别应酬的局面，以他特殊的艺术才能，创为长达数十韵或百韵的长篇排律。于是规模宏大、百韵千言的五言长律，遂为杜甫所独步。而律诗的抒写领域，到此也就更为扩大了。杜甫的排律诗写得不少，五、七言排律共有131 首，其中五言长律就有123 首之多。在他的全部各体诗作中，五言长律比七言绝句还要多（七绝107 首）。可见，他是乐于用这种约束性较大的诗体来写诗的。长律确实是约束性较大，写起来也特别困难，但杜甫却能因难见巧地写出来不少的佳篇，这可以看出他功夫十分深到，创造力十分宏伟。
可是研究杜甫和杜诗的人往往不大谈及他的长律，选杜诗的也多不予重视，有的选得很少，有的完全不选，甚至还以为杜的长律多应酬之作，没有什么价值，竟一笔予以抹杀了。我认为学习和研究杜诗必须注意到他的五言长律，才能全面了解他的艺术才能，以及他“兼该众善”而又有所独到的真实本领，尤其是他的“遣词必中律”“晚节渐于诗律细”和“清辞丽句必为邻”的创作实践，更须探索到他的五言长律，才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对于我们了解古典诗歌创作的甘苦和声律对偶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都是很有帮助的。
杜甫是一个全能的大诗人，凡是他成功而又有助于我们的创作经验，都应该加以研究。他的五言长律，在他的全部诗作中，是特别富有创造力的。我们若是因唐人排律一般多是官样文章，遂把杜的五言长律也等同看待，轻易地加以抹杀，是不公允的。杜甫的排律诚然有许多应酬之作，在唐人以诗相赠答，或者用诗作干请之具的普遍风气下，杜甫也喜爱用排律去写诗赠送故友知交和一些达官贵人，但是我们不能只凭题目上的某官某员去做简单的理解或论断，一定要从诗篇的具体内容去做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我们不能忘记杜甫是“饥贫百折气不阻，犹托微词存国是” [6]的伟大诗人，因而，对于他用五言长律刻意写成的许多赠送酬答之作，必须从这种诗体的美丽形式后面看出“托微词而存国是”的深远含义来。
例如杜甫广德元年（763）秋天在梓州，所作的王言排律《送陵州路使君之任》，除起首一段简叙路使君被提升为郡守的因由以及结尾略致送行之情外，诗的主旨全在中间的“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四句表现出来。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经过安史之乱，战伐刚平，乾坤已破，人民的创痛未复，朝廷的府库空虚，出任地方官的，应当廉洁清白，平均各种赋役，以减轻人民的赋役，解除人民的痛苦。对一位新去上任的郡守，竟毫不客气、毫无粉饰地说出这样一番诫勉的话来，是何等的词严义正，又是何等的真切恳挚。这不仅表示了对朋友的热望，也反映出了他爱国爱民的深衷，同时对当时战争频繁、官吏贪婪残酷剥削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就揭露无余了。像这样寓意深切、字字金石的赠送之作，并不是有意逢迎的无聊应酬之作。
又如他《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中，虽是说了许多“颂旧绩”“勉新功”的话，但是赠诗的主旨，则在最末二句：“公若登台铺，临危莫爱身！”勉励严武此次入朝，若是做了宰辅之官，就当挺身为国，不惜牺牲，切不要为个人的禄位打算。这种含有责难之义的忠告之言，说明了他对朋友的殷切期许，完全是从人民国家出发，没有丝毫苟且取容之意、以图达到个人企求的目的，因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杜甫为人的正直无私，以及他平日“忧黎元”“希稷契”的政治抱负，他是怀着一种为人民、为国家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的。
杜甫的许多酬赠之作往往都将他对时局的严厉斥责和对朋友的殷切希望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他那种从现实出发“托微词存国是”的深刻寓意和高度提炼的表现手法，使得他的这类诗篇，能脱去一般应酬的俗套，有着不同凡响的诗歌美质。这是我们看杜诗五言长律体的酬赠之作应该注意到的一个艺术上的特征。只要认识了他的这一特征，就不会因为他有酬赠之作遂不加分辨地贬低他的五言长律的价值，甚至连其独特的创造性也抹杀了。这是我们研究杜甫五言长律首先应该加以明辨的一个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唐人的五言排律，最初都是短篇，大概只有六韵，至于数十韵以至百韵的长篇，则是杜甫的创举。所以，他在五言长律方面的创造是后来居上，前无古人。就其巨大的创造来说，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打破从前排律已成的短小格局，创为鸿篇巨制的新体，大大开拓了排律的书写领域。律诗本有许多严格的规律，约束性相当大，四韵八句写起来已经困难，把律诗延长为排律，那约束性就更大，写起来也就更难。若要演为数十韵或百韵，那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杜甫诗才大、学力足，又富有创造精神，所以他能不为排律旧的规范所限，有创造、有变化地发展了这一种诗体。他的发展变化不是堆砌很多的辞藻典故，从形式上去敷衍、去拉长，而是以更充实、更广大的题材内容，去求得形式的适应和表现的完美。他的五言排律，大的形式的使用是和大的内容相一致的，他是迂回交错地表现大的事物、大的议论、大的悲喜、大的爱憎，是先有了一种非短言所能尽，必须反复咏叹而宣泄的深厚情感，然后才形成他的五言长律的“极开阔变化，错综恣肆之奇”（仇注评语）的独创格调来。
从六朝到初唐，排律局限在应试、应酬、应制的局面，到了杜甫手中，遂为他博大的结构所突破，而以之写人物，写风景，写兵戈乱离的时局，写人民痛苦的生活，也写自己饥寒老病的艰难时历。这样就把向来内容贫乏枯瘠的排律，变成有丰富生活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而为他独有的诗体。例如《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千言，是他集中第一首长诗。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中推为“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的巨制。此诗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秋天，题诗咏怀，故详于自述。诗的大旨是写他久留夔府，“阻归坐困”的生活。在思归无望的感慨中，诗人回想京华，怀念朋友，描述老病穷途、身无所依的实情苦境。尤其是把流落穷居之状和国家的治乱、人民的疾苦结合在一起，于是显示了他个人生活与国家活动、社会现实，有着密切而又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就带有时代特征，遂使所怀者大、所感者深，而诗的思想内容就越显深刻而充实了。至于牵连旁入的事情，则有夔府的风土景物、长安的生活回忆，又有对乡土骨肉的忆念、对身世交游的感伤，以及老而无归，想依郑、李为之主人，因交浅不能直言，遂托词将往求禅的深衷，也于诗的末尾隐隐流露出来。可见这一首百韵千言的长篇，是与诗人忧国忧民的忠愤和“饿走半九州” [7]的生涯分不开的。诗虽送给郑监和李宾客，但咏怀是主，郑、李是宾。杜甫与二人的相交，是由于诗文的契合，故诗中称美郑、李的地方，也只是着重写其诗才，并未颂扬他们的功名，主要还是朋友之间应答，写他“自伤栖栖以老”的特殊境遇，借以展示他“乱离心不展”的郁闷和“生涯已寥落，国步尚迍邅”的悲愤。所以这首诗实际可以看成是诗人把个人遭际、朋友离合与国家治乱结合起来而成的一篇暮年漂泊史。诗虽是酬赠作，但一点不妨碍它是杜诗五言长律的代表作。况且，诗人又是挟其高度的艺术才能，适应排律严格的规范，以整肃的语言、阔大的结构，把复杂的内容、深远的含意，描绘得汪洋恣肆、波浪层叠，气势非常博大。而且句句精致、字字峭拔，更深刻地帮助了思想感情的表达，大为增强了诗歌感人的特殊效果。
由此可以看出，杜诗如此大篇的排律，并非形式上玩弄技巧，而是由于他所表现的个人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生活，以及由之而生的强烈又复杂的思想感情所决定的。同时，他那种极尽变化的铺叙排比，又能“随意转合，曲折自如”地适应内容的需要而表现得十分完美充足，这样就使得排律这一诗体的表现能力大大加强了。所以杜甫五言长篇的排偶律切之体、充实的内容与长大的形式有高度完整的统一，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富有独创性的。在杜集中，不仅百韵千言的长排既有合律的谨严程式，又有变换宏深的独特创造，其他许多数十韵的长律，都同样具有这一特点。这就使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在扩大长律抒写领域上的特殊成就和宏伟的创造了。
第二，突破了前代偏于以律诗抒情的局限，创作叙述多样的长篇纪事诗。这也是杜甫前无古人的又一创造。我们知道中国古典诗歌，抒情者多，叙事者少，《孔雀东南飞》即是唐以前叙事诗之很少见者。因为诗的长篇最难，魏晋以前五言古诗，大概都不过十来韵，至唐代的李白、杜甫，五言古体始多长篇。如李《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六百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八百字，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五百字、《北征》七百字。这种五言长篇的纪事诗，是古人少有的。所以宋代叶梦得说：“杜子美《北征》《咏怀》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纪传，此古今绝唱也。” [8]从短篇抒情诗到长篇叙事诗的出现，这确是中国诗体的一大发展。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是表现得很突出的。但一般都只重视他以五言古体写的《北征》《咏怀》等篇，却很少有人注意他用五排写的长篇纪事诗。其实，五古长篇纪事，李、杜同有；五排长律纪事，则为杜甫所独创，而且在杜集中以五排纪事的长篇，数量实较用五言古体写的为多。如《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夔府抒怀四十韵》《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三十韵》《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等篇，长者千言，短者数百，都是可以登史诗之目的偏于纪事的长篇诗。这些诗都采用历任史家纪事的笔墨、赋家铺叙的方法，用英词壮采来写漂泊之情和毕生不尽的爱国之思。李子德评他的《寄岳州贾司马巴州严八使君》一诗说：“叙事整瞻，用意深苦。”“如左、马大篇文字，精神到底，卓绝百代矣！”（《钱注杜诗》引）实则不仅这一首如此，上文所引诸诗，都是“用意深苦”，读之可知其所处时代和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说：“寄贾严二阁老一诗，可以补唐史之阙。”可见杜甫五言长律的叙事诗是兼有历史价值的。
排律诗有严格的程式，其句法与五言律诗同，篇法则大有区别。因为五言律诗仅四韵八句，描情写景，止尽于四十字之中；而长达数十韵或百韵的五言排律，其篇法自然就不是五言律诗的表现形式所能尽了。杜甫五言排律的长篇，在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上是多样的，或者自述、叙人，或者写景、言情，或者记事、立论，在一篇之内结合在一起。其在叙事体裁上的表现手法，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叙述性兼议论性的复杂描绘形式。例如《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一诗，是诗人写他乘船出峡所经历的山川景物，以及由这些景物而引起的漂泊之情和对时事的感触。在写法上，前一半记出峡所经，是叙事体，后一半写漂泊之感，又是议论体。不过，就全诗来说，可以看成是一首叙事的长诗。诗的前半部分形象地描写峡中佳景和出峡的惊险情状，穿插了一些小景致。这些描写的对象固然是客观的景物，但从另一方面看，则又是诗人所经历的事实，所以它是景的描绘，同时也是事的叙述。诗的后幅，是诗人老年心路，触险惊心，感到国家“靖乱无时”，而自己又是“羁栖难定”，因为自伤漂泊，发出了一些论世、论人、论自己的感慨，虽是议论体，但仍是诗人感时伤己的自述。像这种情、景、事交错互见，而又议叙夹行，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笔者特别称它为叙述性兼议论性的复杂的描绘形式。
这里再举一个小例子来做证明。杜甫于大历三年（768）春所作《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的第二段：“摆阖盘涡沸，欹斜激浪输。风雷缠地脉，冰雪耀天衢。鹿角真走险，狼头如跋胡。恶滩宁变色，高卧负微躯。书史全倾挠，装囊半压濡。生涯临臬兀，死地脱斯须。”这一段是诗人叙述乘船下峡经险的情景，把江水的险急描绘得极为形象。“摆阖”“欹斜”两句，写船行波浪中的波荡之象。“风雷”句写滩声之沸，如风雷隐地一般。“冰雪”句，状激流涌起的浪花，如冰雪般晶晶地耀于天空，前句状水声之沸，后句状水流之激，都是形象化的描绘。“鹿角”“狼头”写所经过的两个险滩，这两句借成语以写实境，造句非常工巧。“恶滩”即是指“鹿角”“狼头”，“宁变色”“负微躯”数句，言难处险境而不至变色，然而即使是安然高卧，已觉辜负微躯了。“书史”以下四句，言携带的书籍已完全倾乱，装囊半压，都被水浸湿了。因感到人的生涯有限，一旦临到危急惊险之际，死地当前，生命不过系于顷刻。从这一段的写法看，就险境的经历说，是叙述性的；就其渲染实境说，又是很形象的描绘；中间加入“恶滩宁变色，高卧负微躯”和“生涯临臬兀，死地脱斯须”四句，则是在叙述和描写之间，又加上了议论性的感发。尤其是“恶滩”二句，含义深长，意谓恶滩虽然危险，但能安命自持，所以临危而不变色。只是老年漂泊无定，深觉自负此生耳。我们从诗人平时“窃比稷与契”的想法来看，这种带有议论性的自慨是十分刻骨入情的，显得既很自负，又很沉痛。诗人这样写，遂将世路崎岖的感慨和郁勃不平的思想，从出峡经险的刻画中，借景抒情地宣泄出来。于是乘船下峡经过山滩恶水的事与所见到的景、所触动的情，三者交织在一起，更显示诗的悲壮雄浑，诗的艺术功能自然也就大大加强了。所以这种复杂的描绘形式，是能适应他所编制的五排长篇纪事诗的。因此，我们既要肯定五排体的长篇纪事诗是杜甫前无古人的独特创造，还要肯定适应这种新体的表现形式也是诗人成功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偶然的，乃是诗人广为总结了史传、骚赋、五言古诗、五言律诗的写作经验而发展创造出来的。
第三，以五言长律论文、写人物，是杜甫在诗体运用上的发展、变化和创造。历来的评论者认为杜甫以绝句联章的形式论诗，如《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是前代诗人未曾有过的创举。但用程式很严的五言排律来论诗、写人物，则不能不说是开前人未有之举的创举。论诗之作如《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由制，历代各清规。”王嗣奭《杜臆》评此诗说：“少陵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诗集，此篇乃一部杜诗总叙。”足以说明此诗的重要性。上文引的是诗的首段，仅仅十句，便道尽了“文章秘诀，诗统源流”。其识力之大，概括力之强，是古今诗人中少有的。此诗首言文章千古之事，作者须有千古认识力，能裁别真伪，明辨得失，博采众长。杜甫功深力到，实大声宏，真是“寸心自有千古”，所以发端特自道心得说，说文章千古之事，得失我自知之。以下所论，即是他所谓的“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声名岂浪垂”，是总言历代诗歌的制作与成就。诗歌贵能变化，贵能创造。前代成名成家的作者，由于造诣各有不同，故在历史上都各有其地位，凡成功者绝不是偶然幸致，虚得声名。“骚人”二句，言诗歌从周到唐，几经变迁。上句统括汉以前，下句统括汉以后。从诗经到楚骚，是诗歌转变的一大枢纽，从楚骚到汉代的五言诗的成立，又是诗歌的大发展阶段。只是诗经、楚骚时已久远，如今五言方盛，大家所遵行的，还是汉代的旧章。“汉道盛于斯”“前辈”二句，言历代诗歌的风尚和体貌。“前辈”指汉魏，“余波”指齐、梁，汉魏风骨高骞，气势飞腾甚高。到了齐、梁则尚词采声律，衍为绮丽一派；而末流专事雕绘，遂又形成“文章道弊”的哀靡之象。然而从诗统源流看，汉魏“飞腾而入，至六朝尚绮丽，亦其余波，不可少也”（《杜臆》）。所以“前辈之飞腾既久。而余波惠及后人”。六朝的绮丽，亦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汉魏风骨，固当讲求，六朝绮丽也未可全非，若执一偏之见，那是不全面的。杜甫自谓“清辞丽句必为邻”，他不但不菲薄六朝绮丽，反而还认为有值得学习继承之处。“后贤”二句，言历代诗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其新的成就。后世作者，若能“兼旧制”，捋新声，广为总结前人经验，酝酿以成一家之言，才能贯穿古今，艺术地去完成“千古事”的文章大业。由此可见诗人持论甚正，所见亦大。他把千百年来诗歌的源流和他对诗歌的主张，用排偶律切之体，写得那么概括，那么凝练，而且脉理又是那么精细，不仅看不出纂组雕绘的人为之迹，反而觉得语言运用更为精确化。因而使我们深深感到，杜甫对律体的运用与创造，真是做到了他自己所说“律中鬼神惊”的地步。
又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这一首议叙诗写尽了李白的一生，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是一点也不错的。全诗二十韵二百字，篇幅不算太大，但诗人却紧扣李白的特征，对其一生的遭遇做了高度的概括。诗从李白的得名之始叙起，以警策之笔突出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才。这样，一方面说明诗人对李白的倾心佩服，另一方面也说明李白确有惊人的本领，而不是浪得虚名，薄负时誉，其奇才出众，宜乎“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接着写他以文采受知玄宗，得到很大的荣誉。哪知为小人所嫉，玄宗特令他去职还山，因而得于洛阳与杜甫相遇，一见契合，遂成文章知己。于是二人相与登山临水，纵情游乐，时而剧谈，时而饮酒，或醉舞梁园，或行歌泗水，真是极一时友朋之乐。诗人写李白与他订交后的漫游生活，特别突出李白的性格特征，说他是“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这几句叙述而兼评论的描绘，对李白生平才识、人品和豪放不羁的性格，说得最为深透明澈，既揭示了李白遭嫉辞归，漂泊山林的节概，也说明了两位伟大诗人相与契合的深情。“才高”句以下，诗人更以矫健的笔法，转到李白因永王璘事件而遭到的不幸，说他“才高”徒为人嫉，“道屈”绝无人怜，终于受谤被污，逐放夜郎，并以极爱惜的心情，虑其身危，叹其道穷。最后刻意为李白辩明，说他为永王璘所迫，本来是辞官不受的，也曾上书力辩自己的冤枉。可惜当时的大臣，有谁替他理冤呢？所以诗人沉痛地说：“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如今李白已经老了，还不时吟诗月下，已经病了，但仍流落在浔阳江边。只有望其安命善处，或尚有归来的一日。像这样一位绝代人才，竟含冤沉沦至此，愤恨难平，真想代他上诉于苍天啊！由此可见杜甫之于李白，相知最深，故对李白的一生能做如此精心结构的描述。在此描绘之中，特别着重与李白辩冤雪枉，剖明心迹，实是一篇呼吁控诉，是他极为愤慨的不平之鸣。李、杜不仅有同样伟大的诗才，在政治上的遭遇又相似。他们因永王李璘事件和房琯事件受到肃宗私心的毒恨，两人都几遭不测，被放逐在外，羁旅终身，漂泊而死。两人穷厄的运遇和穷厄的原因也相同，所以杜甫在此诗中议叙兼用，用意极具深微曲折。他痛心于李白的穷厄，又愤激地联系着自己的穷厄，因而以沉重之笔，叙写得十分深刻，十分沉痛。尤其难得地创造性地以排律来写，而又写得那么自然，那么深刻。这确是他经过高度提炼而达到的，为其所独擅的真正本领。
上面所谈到的几个问题，自然不足以概括杜甫在五言长律上面的创造力，不过是就管见所及提出一点粗浅看法而已。至于他在声律对偶上惊人的艺术技巧，以及在篇章结构上的开合相生、纵横驰骋，前代研究杜甫的注及经论家已多所论述，这里不拟多谈。
总之，杜甫有读破万卷的学力，有无所不能的诗才，他在律体诗上独创的五言长律，确乎是开阔了一条古人所未曾走过的道路，对后世诗人也有较大的影响。唐代元、白和唐以后许多诗人所写的百韵长律都是学习他的，但都未能达到他“精彩绝伦”的高度艺术成就。这主要是由于他的五言长律是始终紧扣着当时的治乱盛衰的脉搏，仍然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芒。同时又是艺术地以精密之体、完整之笔体现了充实内容，这就是杜甫的五言长律能有最高成就而为后世诗人所不及的原因所在。我们今天虽不必再去写作这种体裁的诗，但杜甫的首创精神和他那种刻苦的、熟练的创作是值得学习的；同时，他在五言长律创作上为适应诗的内容而采用的某些表现手法和描绘形式，从积累前人的写作经验以提高我们的欣赏与创作水平这方面来说，还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