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梵语诗学中的合适概念最早出现在婆罗多《舞论》中，后来的诗学家如檀丁、楼陀罗托、欢增、新护、恭多迦等人都对合适原则进行过一些论述。恭多迦将古老的曲语原则创造性地阐发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新护的学生、生活在11 世纪的安主沿着前辈诗学家的足迹，将合适论进行系统整理，成为一个同样具有实践价值的诗学体系。安主在其代表作《合适论》中说：“合适有助于产生诗歌的魅力，它还是味的生命所在。” [22]欢增视韵为诗歌灵魂，安主视合适为诗味的生命。他充分重视诗歌中的合适原则，为此在《合适论》中罗列出27 种诗歌构成因素，如词、句、文义、诗德、庄严、味、动词、形容词、时态、气质、本性等。安主依据这27 种诗歌因素，从正反两方面举例说明各种合适原则。从理论总体上看，韵论比合适论更加完善合理，但合适论强调艺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和谐原则与分寸感，对于诗歌创作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对于诗歌鉴赏和评论也具有深刻的启示。下面以合适论若干原则对冉仲景诗歌作一剖析。
关于词的合适，安主认为，一句话会因为一个最合适的词而美妙无比，如同花容月貌的女子额头上点上一颗吉祥痣。这与《文心雕龙》的“练字篇”里对选用字词的强调有相似处：“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23]冉仲景诗歌魅力很多时候来自他对合适词语的选择，如《痴望》：“这么多个夏天/我没花过也没草过/只为等待你的驾临。”这里的“花”和“草”用如动词是非常合适的诗歌语言。（第12 页）再如《鸟语》：“鸟语是一粒粒晶亮的雨水/越过灵敏的听觉/淋湿了每一双充满渴念的眼睛。”（第23 页）这里的“淋湿”最合适地有助于诗人创造通感的企图。再看《酉阳》：“乱石的房舍外狗儿含愁/乱石的坟墓里睡着亲爹和亲娘。”（第193 页）这里的“睡”字不可替换。再如《重返米旺村》：“从泥路上爬起/我没敢伸手/抚摩疼痛难忍的双膝/膝上的泥/真香啊。”（第206 页）这里的“香”字可谓价值连城，整首诗因为这个字而特别耐人寻味。
关于文义的合适，安主认为，作品因为特别合适的意义而有光彩，如同人因财富而显得光耀，因德行而感到幸福。这是强调诗人的具体描写要与文义即作品主旨相协调。如冉诗《袈裟》：“走进袈裟神秘的象征/你别拐弯/城堡的门大开，庙宇的门大开/我们卑微的肉体/本身就是一座废墟/在袈裟幽远深邃的光里/说话或弹琴，都是禁忌。”（第60 页）这首诗从题目来看就已散发出一种浓厚的佛教文化气息。作者使用的词汇如“神秘”“庙宇”“卑微”“幽远深邃”和“禁忌”等无不烘托渲染一种宗教虔诚，它们共同营造了一种与主题非常合适的心理氛围。再如《高原：我的又高又远的心脏》：“酒盏高高举过头顶。风情万千的土地/此刻愈加妩媚动人/久违了的季节，久违了的太阳/儿女们鲜花一样自由绽放。”（第80 页）作者在这里欲表达一种兴高采烈的情绪，所以他使用了一些热情洋溢的词语和句子，从效果上看，他是达到了预期目的。再看冉诗《稻子》：“今天，我看见一个农民/为给稻子施肥/向大地弯下了腰去/他的头/比最矮的那一株稻秧/还要低。”（第209 页）诗人为了描述农民或自己对于土地的虔诚感情，选用了最朴实无华的词语。(https://www.daowen.com)
安主在《合适论》中用了较多篇幅论述味合适的问题。他认为，诗人刻画的情由、情态和不定情应该适合所要传达的主味，否则有碍于味的产生。他还认为，一篇作品可以包含多种味，各种味的混合能产生一种奇妙的味，但关键是合适。一篇作品应该有一个主味，其他的味起辅助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谐统一而避免味的冲突。冉诗中常常存在多种味混合的例子，如《高原：我的又高又远的心脏》：“死一千回，活一万次都在高原/既然命里注定，注定我必须如此这般/那么，我的歌与哭、泪与笑/都只能献给这温柔又残酷的摇篮。”（第80 页）这里有悲悯味和英勇味的混合，但敏感的读者细心品味后会发现，诗中的悲悯味已远远让位于英勇味，使得该诗呈现一种复合的感情色彩和醇厚的韵味。这与诗人对于主味的着力刻画有关。再如冉诗《粪瓢》：“从粪瓢到臭粪/从臭粪到禾苗/从禾苗到粮食/从粮食到酒/这一逻辑天经地义无人怀疑/但从来没人/从一滴酒里回过头去/看见粪瓢/即使看见了/也不会/把它举到酒杯的高度。”（第216 页）这是一首令人耳目一新的诗，它是一种滑稽味、厌恶味和奇异味的混合体。由于诗人巧夺天工地精心编织，该诗的厌恶味非常淡薄，滑稽味则时而有之，而品味全诗后，读者感到一种奇异味扑面而来。该诗由于主味突出，不失为一首优秀之作。它体现了诗人对于味合适原则的深刻领悟。
综上所述，梵语诗学或曰印度古典梵语文艺理论经过一定的调适，可以用来评价中国诗歌。推而广之，梵语诗学基本原理具有跨文明批评或跨文化运用的重要价值。这充分说明，每一民族的文学理论都有普遍适用的一面。印度古典梵语文艺理论如此，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如此。就新世纪的文学评论舞台而言，东方文艺理论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
2019 年5 月22 日再改于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