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点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驱动、渐进改革、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并存为主要特点的[63]。同时，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处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这就使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出自身的特点。
1.社会矛盾突出
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64]党的十八大提出，当前我们国家进入经济发展黄金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和谐因素在增多。可见，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政治体制转变、社会结构调整、文化价值重构等多重发展目标都摆在了中国面前。这些多重目标的相互交织，不仅造成一些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而且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这些矛盾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包括社会阶层结构矛盾、社会分配结构矛盾、社会制度结构矛盾、社会文化心理矛盾[65]；从社会领域来看，包括经济领域的社会矛盾、政治领域的社会矛盾、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矛盾；从社会矛盾的内容来看，既有物质利益型矛盾，也有以义务、权利与权力为基本内容的矛盾，还有道德失范与冲突及不同价值规范体系的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突出表现在：一是物质利益矛盾凸显。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66]因此在人类社会，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们争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的情况存在，就有人们为之而发生的利益矛盾，利益矛盾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成为当代中国的最为泛化的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围绕利益关系展开，几乎所有的社会热点问题都与利益分配有关，几乎所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最终都归结于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这个根本点。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已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其本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也就是传统利益群体和利益格局分化，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格局形成与整合。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传统利益关系尚还存在，但已经面目全非；新的利益关系虽已到处成长，但还未得到充分的制度化和社会认同。因此，物质利益矛盾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二是社会矛盾更具广泛性。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去那种利益主体单一化、利益结果平均化的社会利益格局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结果差异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各利益主体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遍布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民主、平等、自由进程加快，新旧政治体制的矛盾越来越多，加之政治生活受到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袭，“等价交换”、“权钱交易”也成为一些人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导致政治领域中的矛盾明显增多；在思想文化领域，社会存在的变革引发着社会意识的变动，对外开放的扩大及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种外来文化思潮不断涌入，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社会观念日益多元，各种文化相互交织，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明显增加。三是社会矛盾更具复杂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都层出不穷，并且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这一复杂化表现为社会矛盾存在的背景条件复杂化、社会矛盾的形成因素复杂化、社会矛盾的构成内容复杂化、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复杂化、社会矛盾的化解处理复杂化、社会矛盾的后果影响复杂化。四是社会矛盾更具对抗性。我国社会矛盾的整体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这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但随着社会变革的加深加快，我国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在增加，对抗强度在增长。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社会利益出现了较大分化，当人们因各种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善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而采取激化、尖锐甚至恶性冲突的方式。现阶段，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动辄封桥堵路、聚众闹事、造谣惑众，甚至出现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这都是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的过激表现，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因素。
2.新旧体制胶着
社会机制转换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都在进行着深入变革，各种社会运行机制在不断调整完善，这一过程是旧体制不断消亡、新体制不断建立的过程。但是，体制转换与其他事物变化一样，有其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便是处于快速转型期，体制转变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而，当前我国社会的各种体制、机制正处于新旧转换中，新体制尚未替代旧体制，新旧体制并存，新旧体制交织，新旧体制碰撞，新旧体制胶着是当前社会机制转换的基本状态。
在社会各种体制中，经济体制为基础。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当前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已经逐渐取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并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但是，新的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与完善，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的主客观条件依然部分存在，这就使得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相互胶着。在这一胶着过程中，旧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发挥作用，有的甚至在某些社会领域中还保持着优势。因此，这就必然出现因新旧体制交织、冲突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市场运行不顺畅、社会价值取向多元而混乱等。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67]。
3.利益分化显著
所谓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社会结构性的变革使得一种既定的利益关系发生重组进而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发生剧变。利益分化的基本形式是：一是利益结构异质性的增加，即利益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即利益群体间的差距拉大[68]。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呈现高度的整体性，个体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在国家的协调控制下，个体之间在利益上平均化。改革开放后，这一整体性、统一性的利益结构逐步分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推进，社会原有的结构被动摇并逐渐瓦解，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不断形成，各种社会组织的性质、功能发生着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发生着变化，原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发生了调整，这使得我国的利益分化日益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
我国当前的利益分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分化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整个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利益一元化社会，整个社会利益主体单一化、简单化、稳定化。改革开放后，原先的高度整合性的社会结构受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冲击，不断裂解和散失，新的结构不断重组与创建，社会利益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就社会阶级、阶层而言，原先的两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模式被打破。工人阶级由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化和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其内部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利益群体分化明显；农民阶级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三次大的分化，传统户籍制度下的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民阶层在职业特点、资源获得、社会地位等方面发生着明显分化，被区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知识分子散布在各个社会阶层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能参与到社会运行的管理甚至决策中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获得更多的选择性，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化[69]。此外，在传统的社会阶层之外还产生了新兴的社会阶层。就社会组织而言，旧的社会组织不断消失或进行转换，新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其组织体制和运行方式也不再主要受国家支配，其追求利益的合法性得到承认，各类型的利益主体都受到尊重与保护。但是，在众多利益主体涌现的同时，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家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行业之间甚至是单位内部的收入差异日益增大，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二是利益实现渠道的拓宽及形式多样化。改革开放前，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制度所配套，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利益实现形式单一。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人们不仅能够获得按劳动力要素分配的收入，还能够获得按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信息要素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人们的利益实现渠道大大拓宽，利益实现形式多样化。三是利益冲突的尖锐化与矛盾的复杂化。改革开放前，社会个人没有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个人利益依赖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加之分配的平均主义，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微小，中国社会的利益矛盾较少。改革开放后，随着利益主体的增多、利益来源的多样、利益差异的扩大，使得利益冲突尖锐化和利益矛盾复杂化。
4.价值取向多元(https://www.daowen.com)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单一，国家（集体）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集体）利益”就是其具体表现。这唯一的利益主体也就成为唯一的价值主体，而唯一的价值主体就使得社会只有一种价值观，只有一种价值体系。但随着社会转型，我国进入新的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各群体的经济状况和利益诉求呈现明显的差别。同时伴随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各种文化、思想、价值观和信息相互交织、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日趋增强，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我国社会现阶段的明显特征。
随着我国社会利益主体由一元变为多元，与之相应，价值主体也由一元转向多元。国家是价值主体，集体、组织是价值主体，家庭、个人也是价值主体，各种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是价值主体。不同的价值主体利益需求不同，价值追求不同，因而形成多元化的价值观。也就是说，社会各利益主体的特殊利益决定其特殊的价值观念，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就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化[70]。另外，从外部因素上看，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商品和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国的同时，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涌入，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政治、文化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逐渐加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相互交融和并存。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大大增加了人们交往、交流的空间与机会。这就使得异质多样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如传统的、现代的，计划的、市场的，东方的、西方的，本土的、异域的）交织在一起，从而极大促进了我国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当前，我国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具有其特点：一是从广度上看具有广泛性。它不只局限于道德价值领域的多元，而是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即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思想观念、文化等各个领域。二是从深度上看具有深刻性。价值取向的多元不仅表现在行为层面，更表现在思想、观念层面；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的表层，而且表现在思想、观念的深层，如理想、信念、信仰等。三是从维度上看具有复杂性。如在时间维度上有新与旧、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价值取向交织；在空间维度上有国内与国外、东方与西方、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价值取向碰撞。这些多元价值观的交织碰撞，使我国价值取向的现状极其复杂，是多层、异向、异质的体系。
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人们主体地位增强的反映，是人们社会生活内容丰富的体现，是社会生活和主体生活的自主发展和整体进步的解放力量，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负面作用也十分突出。价值取向的多元极易导致人们是非观念模糊、价值判断失准，在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优与劣、利与弊、得与失等方面的评价上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模糊混乱。价值取向的多元会对主流价值观造成或多或少的冲击，而缺乏主导价值观引导和统领社会意识最终可能导致人的行为失范和无序，甚至引起社会混乱[71]。
5.多元文化碰撞
我国具有多元文化共存的历史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思想和文化界就曾出现过多种学术流派争鸣的繁荣局面，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汉文化不断同化和融合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传入中国的域外文化。但中国文化真正呈现多元发展格局，是从鸦片战争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后开始的，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是我国文化多元发展过程的重要节点。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追求共性转向与个性的共存等。由此，我国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并存、交织，相互碰撞加剧的格局。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如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不同民族文化间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这种文化多元化格局源自：一是经济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民众文化心态发生根本变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着旧有的并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风格，转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并导致诸如独立个体意识、公平竞争观念、法律法制意识等新文化精神的张扬，改变着原有的单一性、统一性而强调主体性、多元化、差异性等，这就使传统的道义观、公平观、生活观、交往观等受到冲击而发生着变革[72]。二是全方位的开放导致社会文化具有开放性、多样性的特点。对外开放的扩大使得国外的各种理论、思潮、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蜂拥而至，各种异质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互相渗透、互相斗争。三是经济全球化导致文化全球化。“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民族的樊篱，把各民族的文化都卷进了大交流、大融合的浪潮，各种文化在交流的规模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73]不同文化在开放、交流、整合、吸纳的过程中相互间进行着碰撞、较量和交锋。四是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以及文化的多元化。网络技术带来信息的共享，极大拓宽了各种信息的来源，使异质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变得更加快捷与通畅。其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并在网络上进行交汇、碰撞、竞争。另外，互联网的个体化特征导致个人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的盛行，进而促成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文化多元发展无疑是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体现，但多元化文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多元化文化帮助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汲取不同的文化营养，极大地丰富人们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使得人们陷入各种文化相容和价值冲突之中，引起了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和混乱，给他们的思想造成多元化、混乱化倾向，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容易使人出现困惑和迷茫，以致产生价值无序、道德失范和信仰危机。
6.社会失范严重
社会失范是对社会的一种失范状态的表述：“社会的规范丧失了或者陷于混乱，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失去了标准，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呈现出无序化局面。”[74]一般而言，社会失范是指一定社会中或者规范缺失，或者规范存在缺陷，或者规范之间相互抵触，从而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呈现出无序状态。当前，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由单一均质化转向多元异质性，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体系、社会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完整统一性被破坏而出现多样性和不协调性，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失范现象[75]。
现阶段，我国社会失范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一是在经济领域中，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这一新旧经济体制的交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过渡性错位、脱节、缺漏、模糊乃至真空状态，使经济领域成为失范现象的多发地带。如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从个人利益出发，为追求利益，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诚信为本的道德原则，采取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权利，谋取不法利润，使得社会中欺骗、贿赂、不正当竞争等行为频繁发生。二是在政治领域中，原有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已难于成立，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力度与体制的完备程度落后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特别是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上存在问题，于是政治运行中出现严重的失范现象。如某些权力滥用以及同各种利益不正当结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现象屡见不鲜；挥霍浪费、官僚主义、任人唯亲、独断专行现象盛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较为普遍。三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原有的思想道德体系在许多方面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其道德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规范体系被质疑、否定甚至被严重破坏，而新的思想道德体系又是一个逐步建立和形成的过程，这必然伴随着思想道德的失序和混乱。其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上，奉献精神、利他精神、集体主义下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在公共生活上，助人为乐、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失落，坑蒙拐骗、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滋生；在职业道德上，缺乏敬业精神，弄虚作假、行业不正之风泛滥；在人际关系上，人情淡漠、尔虞我诈、诚信理念岌岌可危；在家庭道德上，家庭观念淡薄、婚姻责任感下降，家庭暴力、虐待儿童与老人等现象屡屡发生。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范是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更加突出，失范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失范对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一方面，失范有时意味着对已经不合时宜的旧的社会秩序的否定和消解，它召唤着符合社会发展新要求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到来，这对促进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失范对当前我国社会又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性，它给我们带来的众多的负面作用，导致各种越轨行为增多，社会秩序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受到损害。特别是当失范的烈度、强度与深度不断扩大，从而演化为一种社会矛盾，那么社会就会由混乱状态向对抗状态恶化，后果将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