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秋伤于湿之误，自订清燥救肺之方

喻氏《医门法律》中的“秋燥论”，对秋令之所以主燥，燥气之所以伤肺，以及肺燥证的证候表现和治疗方法等，都作了系统论述，较之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的“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有了很大的发展。

《素问·生气通天论》有“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的论述，喻氏认为：这是“秋伤于燥”的错讹。燥之与湿有霄壤之殊，水流湿，火就燥，各从其类。春分以后之湿，秋分以后之燥，各司其政。今指秋月之燥为湿，是必指夏月之热为寒然后可。奈何病机一十九条，独遗燥气。他凡秋伤于燥，皆谓秋伤于湿，历代诸贤，随文作解，弗察其讹，昌特正之。大意谓春伤于风、夏伤于暑、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冬伤于寒，觉六气配四时之旨，与五运不相背戾，而千古之大疑始获决释。身处封建统治的明清时代而能敢于直指《内经》之错，这确是大胆创新的一种表现。

秋燥之所以伤肺，喻氏从格物致知推论，认为试观草木菁芳可掬，一乘金气，忽焉改容。焦其上首，而燥气先伤上焦华盖，岂不自明？准此，则《内经》病机十九条之“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均系肺燥为病，喻氏并认为“肺为娇脏，寒冷所伤者，十之二三，火热所伤者，十之七八。寒冷所伤，不过裹束其外，火热所伤，则更消烁其中，所以为害倍烈”。进而阐释：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非属于肺之湿也。苟肺气不燥，则诸气禀清肃之令，而周身四达，即不致膹郁为患。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上亦指肺，并不指心。若统上焦心肺并言，则心病不主痿、喘及呕，唯肺燥甚，则肺叶痿而不用，肺气逆而喘鸣，食难过膈而呕出，三者皆燥证之极者。经文原有“逆秋气则太阴不足，肺气焦满”之文，亦足证秋气之主乎燥，秋燥之伤乎肺。(https://www.daowen.com)

关于燥病的治疗，喻氏是在总结前人得失的基础上，而提出其治燥之法，制订其治燥之方。喻氏批评当时医者“百道方中，率皆依样葫芦，如乌药、香附、紫苏、半夏、厚朴、丁、沉、诃、蔻、姜、桂、蓬、棱、槟榔之属，方方取足，只因《内经》脱遗燥证，后之无识者，竟皆以燥治燥。恬于操刃，曾罔顾阴气之消亡耳。”而对缪仲醇喜用甘凉柔润，则稍加肯定。喻氏指出：“世之患燥病者多，仲醇喜用润剂，于治燥似乎独开门面，然亦聪明偶合，亦未有发明。”喻氏认为：“治燥病者，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中燥热之甚，济胃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自已。”根据这一原则，因自制清燥救肺汤（经霜桑叶、石膏、甘草、人参、胡麻仁、真阿胶、麦门冬、杏仁、蜜炙枇杷叶）。该方组成大意是，润肺燥而清肺热，肺气润，则清肃令行，治节有权，气不膹郁，不仅痿喘自愈，即胃气亦通降下利而呕逆自止。实践证明，该方用于肺经燥热之证，疗效确凿。但秋燥有温燥、凉燥之分，喻氏此方，用于温燥则可，施于凉燥则并不对证。所以沈目南指出：“清燥救肺汤，皆以滋阴清凉之品，施于火热刑金、肺气受热者宜之；若治燥病，则以凉投凉，必反增病剧。”

必须指出，喻氏之于温病理论虽有很多阐发，但对温病治疗的主导思想，仍以《伤寒论》为主。他曾谓：“仲景书详于治伤寒，略于治温，以法度俱错出于伤寒中耳。”喻氏取《伤寒论》十七条原文，作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例，并认为春温一证，由肌肉而外达于皮肤，治疗主用枝桂汤解肌，盖久郁之邪，一解肌则自散，并进而得出结论：仲景治温证，凡用表法，皆用桂枝汤，以示微发于不发之意，后吴鞠通《温病条辨》用桂枝汤治温病，亦遭物议。另喻氏好议论宏阔，有时着意为文，而反致过虑则凿。他既将伤寒太阳病，分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种病证，又将温病也分为：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一大例；以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又为一大例；以既冬伤于寒，又冬不藏精，此亦为一大例，与《伤寒论》太阳病三证为对待文字。这三纲鼎立之说，后世医家多不以为然。柯韵伯、吴鞠通、柳宝诒等都曾给以批驳。如柳宝诒说：“喻氏以冬伤于寒与冬不藏精，又以既不藏精更伤于寒，分立三纲，各为证治。试思如果冬不藏精，别无受寒之事。则其病为纯虚，与温病何涉？盖喻氏只顾作文之排场，而不自觉其言之不切于病情也。”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