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主流治疗学并不能利用吴又可之病因说，将其病因成果落实到治疗上
针对吴又可一因一病之病因说，相应之治疗应如吴又可所设想“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加减之劳矣”，这才与其病因说相合。而这种对因治疗的设想，属典型的现代医学治疗思想，与中医传统的辨证施治思路格格不入，大相径庭，中医难以利用其病因说来治疗疾病，提高疗效。因中医之辨证施治，不是针对吴又可所言之因果病因进行治疗，而是针对该病因之结果，针对人体对该病因之反应性——即证，进行治疗。所谓辨证，即辨别此反应性属寒属热，是虚是实。施治即对此寒热虚实之反应治疗，并不依据因果病因治疗。与此治疗相应，当时所用之药物是渗透着理论的中药，其有四气五味之性，温凉补泻之功，最宜作辨证施治之用，而难寻其一药制一气，一药对一因之能。且不论在当时，即使在现代，中医也未必能针对已经明确了的病因治疗，而“不烦君臣佐使加减之劳”。如针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这一疠气，当代中医仍不能利用西医研究结果而对因治疗，而仍是分型辨治，治证以治因。所以，即使吴又可本人，在当时虽然明知各疠气不同六淫之邪，但“唯其不知何物以制之，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也是重蹈覆辙，仍走辨证施治的路子——这并不足为怪——因就当时实际情况来说，中医的审证求因，辨证施治之法更为适合，也更能取得疗效，可是说是彼时彼地最好的选择。吴又可之说虽不乏道理，但实行其说的条件并不具备。
综上所述，吴又可是有着强烈西医思维倾向的创新者，生不逢时，生不逢地，主要意义在于西医而不在于中医。对于中医来说，其说不论是求因，还是治疗，实际意义并不大。其说有新奇之炫，而乏实际之用，对中医之影响有限。远不如那些仍以传统中医思维研究温病者对中医的贡献大，如叶天士、吴鞠通等。然至近代以来，吴又可在医史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原因无非是西医传入，人们发现戾气说与现代微生物学有近似之处。这对于西医来说顺理成章，无可厚非。而至于中医，对此亦津津乐道，岂非是咄咄怪事。之所以如此，一是对中医学术、对吴氏之说缺乏深刻了解，不知二者之异；二是对中医缺乏自信，总想以此证明中医有先见之明，并以此佐证中医并非不科学。殊不知中医之科学精华正不在此，而在于辨证施治，而此正为中医所短。三是由前两者而导致评价标准的偏差，正由于缺乏自信，底气不足，评价医家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中医标准，而趋同于西医评价标准。
过去，直到现在，以至于将来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医、西医仍可能是在文化背景、思想方法、技术标准等方面都有着较大差异的学科，各自应有各自的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不必，也不能强求一律。领导层早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有所表述。如198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对中医工作作出指示：“要把中医、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西医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目前中医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尤其注意不能以西医之标准对中医之学术作褒贬，定取舍。作为中医，更应该不趋于势，不趋于时，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对医家、事件、学术观点的评价，应多考虑中医的评价体系，多考虑其对中医学术的实际贡献，而不可唯西医马首是瞻。故中医论文亦不必以进入SCI为荣，中医产品也不必为通过某西方国家某标准而喜。(https://www.daowen.com)
要树立这样一个观念，中医是对人类医学有重大贡献的，故中医有贡献者，即相应对人类医学有贡献。评价中医人与事，以中医标准论即可，不必非要扯上西医。西医现在尚难以解释的，未必没有价值，对于西医有价值的，对于中医未必也同样有价值。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9年第7卷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