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疫论》近现代传本的学术传承状况
近代以来，《温疫论》整理点校出版至少有10种以上，有点校、校注、译注多种形式，这对此书的普及与学术传承应该是有益的。笔者逐一对照了各种主要的点校本共13种，发现状况如下。
1．关于底本的选择 13种近现代传本中，根据整理者的说明，共使用了5种底本。这5种底本使用的频率是：郑重光补注本5次，“刘本”（积秀堂本）4次，“张本”2次，“石本”1次，“醒医本”（年希尧本）1次。其中最早的“石本”“张本”使用得反而少。
从这些底本及其使用频率可以看出，多数整理本不曾考究《温疫论》的版本源流。中医古籍整理最基本的要求是选用可靠的底本，以便完整、准确、系统地反映作者原著面貌。所以现存善本中，从年代上来说选择“石本”与“张本”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即便是此两本还必须看其刊刻年代，应选择最早的版本，而不是同一系列的晚期刻本。
郑重光本（1707）虽然也是康熙间成书，但因经过郑重光加工改编，已非《温疫论》原著。一般整理原著，以选择最接近原书的版本为原则。“刘本”源于“石本”，年希尧本（1725）所属之“醒医本”则与“张本”同源。“刘本”已非最佳选择，而属于“刘本”系统的积秀堂本，是错讹甚多的晚期版本，则较不合适。《温疫论》校点本中还有用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温疫论补注》刻本为底本，以积秀堂本为主校本整理的，底本与校本年代倒置，且两个版本均非上佳版本，一般来说违背了整理古籍的通例。
在底本选择方面可能还有更不当的做法，即未曾使用所言古本原书进行校勘。如同样说明使用“张本”的两个整理本，后一种竟然全部沿袭了前一种的错讹，这些错讹或为“张本”原书所没有，这就有可能后者并未见过真正的“张本”。
2．关于吴有性论燥火发黄及其按语 《温疫论》现存传本都不是初版，因此各有短长，而在流传过程中，又形成两大各不相同的传本系统。因此，整理者在选择底本与校本时应该在两个系统上有交叉，即如果选择“石本”作为底本，就应该选择“张本”系统的善本作为校本，这样才能充分保留不同版本系统的学术信息。有的整理本在校勘时未注意到《温疫论》现存古版的这一事实，校勘中未深入细致考求疑义，导致某些可引起学术传承问题的谬误。
如整理本中选择“石本”作为底本的校本是所有整理本中质量较好的一种，而且该本正确地指出被广泛运用的刘敞本缺漏较多、郑重光补注本篇目编次有较大的变动，内容缺漏错讹亦不少。但是由于对所用底本（石楷本）与其他传本的异同、相互的学术传承关系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因此，在该校本中，依然存在着缺漏。例如该本卷上“发黄”条后载：“愚按，旧论发黄，有从湿热，有从阴寒者。阴病发黄确有其证，何得云妄？湿热发黄尤为最多，大约如合麴相似。饮入于胃，胃气熏蒸则成湿热，湿热外蒸，透入肌腠，遂成黄病。燥火焉有发黄之理？此言为吴君白圭之玷！”
从文义可知，这段批评吴有性的文字肯定是出于后人之手。校点者的校语也注意到“本段疑为后世注家插入，姑存之”。但是，既然后世注家批评吴有性“燥火焉有发黄之理”，为什么此处见不到吴有性燥火发黄的原文呢？点校者虽然也声明采用了“张本为主校本”，但却没有采用“张本”系统版本中保存的吴有性原文：“旧论发黄，有从湿热，有从阴寒者，是亦妄生枝节，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惑矣。夫伤寒时疫，既以传里，皆热病也。熯万物者，莫过于火。是知大热之际，燥必随之，又何暇生寒生湿？辟（譬）若冰炭，岂容并处耶？既无其证，焉有其方？不为智者信。古方有三承气证，便于三承汤加茵陈、山栀，当随证施治，方为尽善。”
这是一段反映吴有性重要学术思想的文字。吴有性是古代唯一持有伤寒、时疫发黄是由于燥火，而非湿热或阴寒观点的学者，丢失了这样重要的信息，既关系底本选择，也反映了认真使用适当校本的重要性。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有些令人费解。声明使用张本的两种整理本，按理应该保留这些文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没有引录吴有性论燥火发黄的原文，相反把原属“石本”的一段批评吴有性此论的“愚按”文字抄入。这就提示了一种可能，整理者使用的并非真正的“张本”。
3．关于上卷末句温疫忌补的文字 《温疫论》卷上末节“乘除”阐发了温疫忌补的观点，但此段文字，“石本”止于“愈补愈危，死者多矣”（属于此系统的“刘本”亦同），而“张本”在此句之后，另出一段大字文：“要之，真怯证世间从来罕有。令患怯证者，皆是人参造成。近代参价若金，服者不便，是以此证不生于贫家，多生于富室也！”(https://www.daowen.com)
将“张本”“石本”两相对照，可知这也是一段“石本”脱漏的文字。这是一段重要的文字，其中心是说明由于贫富的差别会导致温疫忌补的不同后果，提出尤其要注意富家。但是，在“张本”系统中，“醒医本”的此段文字与“张本”有所不同。“醒医本”后半句作：“是以此证不死于贫家，多死于富室也！”（《四库全书》本同）其中“张本”的两个“生”，在此作“死”字。由于此句上文有“愈补愈危，死者多矣”一句，当以“死”字为正。由此可知，《醒医六书》本虽然源于“张本”，但内容的准确性或有胜过“张本”，不容忽视。
在现代整理本中，以“石本”及属于该系统的“刘本”为底本者，对于此段文字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有的根据“张本”补入了此段文字，有的以出注的形式给出此段文字，有的不收此段文字也不出注。以“张本”为底本的两种整理本，收入了此段文字。但凡收入此段文字者，全部作“不生于贫家，多生于富室也”，并未注意到“醒医本”与“四库本”之“死”字者。
4．关于“诸家温疫正误”的“汪云”与“注云” 《温疫论》卷下“诸家温疫正误”一节中，有一段重要的文字，前冠以“汪云”，内容起自“愚谓温与热”，终于“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在精良的《温疫论》版本中，如“石本”代表版本金陵长庆堂本，“张本”的代表版本葆真堂本，都是“汪云”，并无不同。
但奇怪的是，在分别以上述两个版本为底本的整理本中，都一致地将“汪云”错成“注云”。这是两个很有影响的校点本，出现了一个相同的错误。不同的是，以石楷本为底本的校点本出了一个注：“张本作汪。”而以“张本”为底本的校点本竟然没有发现问题。实际情况是“张本”系统的版本中只有个别刻本将“汪”误作“注”，其他版本均不误。
那么，究竟是“汪”对还是“注”对呢？如果单纯判断是非，只要根据原书的体例，就可立判是非。因为紧跟在“汪云”条文后就有一段“正误”，因此，“汪云”当是某汪姓医家的观点，不可能是原作者的“注文”。为了确证“汪云”是正确的，笔者根据其文字内容，查得所谓“汪云”文字，乃出于明代汪机《伤寒选录》卷六“温病”下的“温毒”一节。因此，“汪云”就是“汪机云”，“注云”之“注”是形近致讹。
5．关于“三正两方”的有无与所在位置 所谓“三正两方”是指《温疫论》中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与“安神养血汤”“太极丸”两个处方。“石本”系统均为两卷本，“三正”“两方”均收为卷二正文。而“张本”在正文两卷之后，有“温疫正误”三则，正文相应位置没有“两方”。而属于“张本”系统的“醒医本”，则脱漏“三正”内容，有“瘟疫论补遗”一卷，收入安神养血汤、疫痢兼证、小儿太极丸三则；《四库全书》本有“补遗”一卷则同时收“三正两方”。由此可以推测，《四库全书》本的补遗卷兼收了“张本”和“醒医本”的补遗内容。
在现代整理本中，以“石本”及属于该系统的“刘本”为底本者均为两卷本，而以“张本”为底本者则仿“石本”正文，也将“三正”置入卷二正文，甚至不出注，根本不体现“张本”在两卷正文之外有“温疫正误”的特点。现代以“醒医本”为底本的整理本仍保持原本面貌。从有无“三正两方”以及将这一内容放置的位置，是考证不同系统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也是体现吴有性《温疫论》属于“随笔劄录而成”的重要依据。
6．关于底本原有内容的保留与删除 整理古籍不能妄加删削，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但是《温疫论》各整理本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不注意全面如实地反映所选底本的全部信息。
首先，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是序言。如被多种整理本采用的刘敞校梓本，原本有刘敞、先著、吴炤吉三序，均撰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现有使用该本进行整理者没有一种同时转录了这三个序言。采用石楷本为底本的整理本，也没有采用该本的徐文驹序（1691）。古籍的序言是考察该版本来源和学术传承的重要依据，作序者往往会介绍其所刻书的底本来源、刻书的目的、对该书的学术评价等许多问题，删削了这些序言，无疑就失去了该底本的基本特征。
其次，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是校梓者的校注。鉴于《温疫论》现存的各种康熙刊本并不都是出自同一来源，不同的校梓者都会留下自己的校注。如果选定某版本作底本，又随意删削其注解，同样会影响该书学术传承的考察。例如“张本”有张以增的许多评点，这些评点文字通常是以小字双行的形式置于各段文字之末。在现有以“张本”为底本的整理本中，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所有张以增注文，可是又保留了张以增的序言和其他一些小字注文。这就给读者带来了困惑：按张以增序中提到了他进行的评点，那么，书中的小字注文到底是张以增注文？还是吴有性原注？由此就导致了学术传承理解上的混乱。
除此以外，古书木刻形式在转化为现代铅印本之前，应该仔细地考察其版刻形式。古籍的注文，除采用小字双行之外，有时也用低两字的形式，但有的整理本对此未加注意。《温疫论》卷下的“诸家温疫正误”，采用先原文、后正误，原文顶格，正误之文低两格。如果不加区别，均按一样的格式排版，就会引起原文与正误文不清的学术传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