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 疗
1．主张追求针对性药物 《论气所伤不同》篇说：“故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鼠制象之类，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蟹得雾则死，枣得雾则枯之类，此无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瘘之溃，此受物之气以为病，还以物之气制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所制矣。唯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当之（汗吐下各有用处，其理尚待研究）。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所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吴氏认为一病有一病之毒，一毒有一药以解之，是针对性疗法，说三法不能尽善，然三法之中又怎知其中有不针对病的呢？又安知三法对人体抗病不起作用呢？又安知君臣佐使品物加味，不对病气有作用呢？不对人体有利呢？专讲一药一病，即丢掉人体的一面，以及各方面条件，也即是丢掉辨证论治的精神，《内经》《伤寒》以及历代所传的种种治疗方法与理论，确实有用的东西也将丢掉，凡此种种皆当考虑。然其在338年前，即追求针对性治疗，是非常超越的理想，为吾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面。但绝对不能丢掉辨证论治的精神，否则将废医存药，而中医药学宝库中也仅有药而没有医了。
2．辨证用药——抗菌治证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说：“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谓一病而有九传也。盖温疫之来，邪自口鼻而感，入于募原，伏而未发、不知不觉。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所同，宜达原散疏之。继而邪气一离募原，察其传变，众人多有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凡此九传，其病则一。”这是他的治疗总结，是辨证施治。
吴氏治疫，在不同的证情下用不同的方法，药物中多选治疫药。①《温疫初起清法》说：“疫邪感受有轻重，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不传者，一二剂自解，稍重者必从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气燔结于募原，内外隔绝，表气不能通于内，里气不能达于外，不可强汗，或者见有加三经发散之药，便欲求汗，误用衣被壅遏，或将汤火熨熏，甚非正法，然表里隔绝，此时无游溢之邪在经，三阳经加法不必用，宜照达原饮本方可也。”吴氏这段文字指出疫病有轻重，轻者易解，重则“邪气蟠结于募原”。前面说过，“募原”是一个想象病理部位，说它内外隔绝，表里不通，也是想象。人的气血运行内外上下，无时或休，如果内外隔绝，立即就毙，尚何救治可言？所以说这是吴氏的假想，其所以有隔绝之想者，一是由于邪结募原半表半里之间，以其不在表不可强汗，经验上汗之不愈，所以不强汗；二是由于邪不在经，用三阳经药无益（如有三阳证则加之）；三是因“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里无积热，下之无益。吴氏因为临床上见到这类疫症，解表与攻里不能解病。因此意想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募原之地，当用达原饮直达病原。现代研究，槟榔有杀虫治癣作用；知母有广谱抗菌作用，对伤寒、副伤寒、大肠变形菌、痢疾、霍乱、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百日咳、葡萄球菌、链球菌有抑制作用；黄芩有抗菌作用（与知母同），解热镇静；厚朴有抑菌作用（如知母），对葡萄球菌作用最强；芍药对痢疾、伤寒、副伤寒、霍乱、大肠变形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百日咳、溶血链球菌等有抑制作用；草果用作抗疟药。因为达原饮中几种药有广谱抗菌作用，以抗菌抑病，所以不必发汗，不必攻下。②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布满无隙，服汤液不从汗解，而从内陷者“舌根渐黄至中央，乃邪渐入胃，此三消饮证也”。三消饮即达原散加大黄、葛根、羌活、柴胡、生姜、大枣，“补注三阳加法不必全用，各随其所见之经而加用之”。大黄有抗菌作用，对痢疾杆菌、革兰阳性菌、炭疽、溶血链球菌、白喉杆菌、假白喉、肺炎双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菌有效，完全有效者如伤寒、副伤寒、霍乱、大肠埃希菌、变形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等。葛根解毒，对痢疾杆菌有抑制作用。柴胡有解热作用，阻止疟原虫的发育而使之消灭，对结核菌、流感病毒及牛痘病毒有抑制作用。这些药的加入，对某些病有利，尤其大黄，其抗菌面更广。③“若脉长洪而数，大汗多渴，此邪气适离膜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汤症。”白虎汤中有知母，本方既对症也抗病，这里是重症，症之所以重，是因为邪离膜原，热邪散漫之故。④“如舌上纯黄色，兼之里证，为邪已入胃，此又承气汤症也。”本方中大黄、川朴，亦为治症抗病之方，有里症用承气清里热，亦以症为重。
当然吴氏当时没有提到抗菌，但他主张治“疫邪”，“治疫邪”即是抗菌，其所用药有广谱抗菌作用者多，宜其治疗有效，其能用此类药，一方面是继承前人的经验（《伤寒》《外台》诸方），另一方面是通过实践积累的经验。
3．标本问题——以病为本 吴氏认为病须治本，不必治标，其“本”实际指病原及病理转化产生症状的因果关系，“本”即是因《注意逐邪勿拘结粪论》说：“要知因邪热致燥结，非燥结而致邪热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结为之壅闭，瘀邪郁热，益难得泄，结粪一行，气通而邪热乃泄，此又前后之不同。总之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论茵陈蒿汤说：“茵陈为治疸退黄之专药，今以病证较之，黄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栀，除小肠屈曲之火，瘀热既除，小便自利。当以发黄为标，小便不利为本。及论小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系胃家移热，又当以小便不利为标，胃实为本。是以大黄为专功，山栀次之，茵陈又其次也。设去大黄而服山栀、茵陈，是忘本治标，鲜有效矣，或用茵陈五苓，不唯不能退黄，小便间亦难利。”追本穷源，层层推究，排除标证，找出病本，从本治疗，识见高超。《标本》篇说“今时疫首尾一于为热，独不言清热者，是知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夫邪之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他这段议论与现代医学之说若合符节，现代医学亦不主滥用解热药以治病为主。热由邪生，不去邪，热焉能清，这与一般见热清热的见解不同，吴氏的“邪”实指病菌病毒，能用抗菌药抑制或消灭病菌病毒，并能排除或中和病菌所产生的毒素，则热自退，是不清热而热自清。形影的比方比得很好（有许多清热药也确能抗菌）。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谈及的，即吴氏有的“邪”大体指如上所说，有的地方指病之症结所在。譬如说邪在于胃，以致高热，实际上这个邪不指病菌病毒，而指高热及一系列症状的症结，如果解决了这个胃的症结，则高热及其余症状自消，此症结实一病之枢机。
4．同一病理机制用同一治法 吴氏认为病因虽然不同，若趋向于同一病理机制则可用同一治法，《辨明伤寒时疫》篇说：“伤寒初起，以发表为主，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同一病理机制），故用承气汤辈导邪而出。要知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他又认为“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郁于肌肉之邪，方能达发于肌表，或斑或汗，然后脱然而愈，伤寒下后无有此法，虽曰终同，及细较之，而终又有不同”，这是因为传胃的病机同，故可用同一治法，但下后病的出路不同，故曰：“终又有不同。”又说“风寒疫邪，与吾身之真气，势不两立，一有所着，气壅火炽，气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与之俱化，失其本来真面目，至是为邪矣，但以驱邪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他不论原因，总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是治外感的正鹄。又举例说：“假如初得伤寒为阴邪，主闭藏而无汗，伤风为阳邪，主开发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黄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传至少阳，并用柴胡，传至胃家，并用承气，至是亦无复有风寒之分矣。推而广之，是知疫邪传胃，治法无异也。”这段话对人很有启发。
5．驱邪为主——宣通 因此治法上亦强调祛邪，以宜通为主。观点有似于刘河间、张子和，其著作中称引麻征君三法，麻即麻知几，为子和之友，子和书为麻等撰集，故吴氏称麻，实应称张子和三法。吴氏说：“导引其邪，打从门户而出，可为治法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耳。”他的意思汗、吐、下法是给邪一条出路，引邪外出。吐法用瓜蒂散，但用的机会较少。汗法则不大用。他认为麻黄桂枝发汗是治疗伤寒的，不治温疫。除有三阳见症外，很少用解表药。他认为表热无汗主要是里气不通，里气一通则汗出热解，因之表证除三消饮中葛根、羌活、柴胡三药物，桑菊、银翘、麻黄、桂枝根本不用。(https://www.daowen.com)
吴氏治病常用下法，大黄一物尤为常用，《急症急攻》篇说：“温疫发热一二日，舌上白苔如积粉，早服达原饮一剂，午前舌变黄色，随现胸膈满痛，大渴烦躁，此伏邪即溃，邪毒传胃也，前方加大黄下之……午后复加烦躁发热，通舌变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急投大承气汤。傍晚大下，至夜半热退。”吴氏在一日之间三易其方，二用下剂，视病之传变之速，不得不采用急攻，若逢一般医生必死无疑。《热邪散漫》篇说：“若邪已入胃，非承气不愈，误用白虎，既无逐邪之能，徒以刚悍而伐胃气。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因而细小……医见脉微欲绝，不敢议下……此当急投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有评者曰：“脉必沉细有力。”曾见一案，尺寸俱无脉，而趺阳却大有力，下之寸口脉出。想吴氏治此，必患者神气充实，精神不惫。《下后脉复沉》篇说：“里症脉沉而数，下后脉浮者，当得汗解。今不得汗，后二三日脉复沉者……更宜下之。”《下后身反热》篇说：“应下之证，下后当脉静身凉，今反发热者……但嫌下早之误，徒伤胃气耳，日后传胃再当下之。”《因证数攻》篇说：“温疫下后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再下之，苔刺虽未去，已无锋芒而软，然热渴未除，更下之，热渴减，苔刺脱，日后更复热，又生苔刺，更宜下之。有周某者患疫，苔刺凡三换，计服大黄近斤……所以凡下不以数计，有是症则投是药，其中有间日一下者，有应连下三四日者，有应连下二日间一日者，至投承气，某日应多与，某日应少与，不能得法，亦足以误事。”一般用下法限于结粪，吴氏认为不拘结粪，在《注意逐邪勿拘结粪》篇说：“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设邪在募原者，已有行动之机，欲离未离之际，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二三日余邪入胃，仍用小承气，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设也。必俟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搏，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过也。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或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吴氏此论纯从经验体会而来，“逐邪非为结粪”，以逐邪为主题，然粪逐邪亦祛，吴氏似已理解到大黄的真实作用。再举一段以证明吴氏的理解：“假令滞下，本无结粪，里急后重，下利窘迫者，宜芍药汤加大黄。此岂亦因结粪而然耶，乃为逐邪而设也。”
吴氏对于蓄血证认为“血为热搏……溢于肠胃，腐为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多致危殆”，好像指肠伤寒的出血，但如“其有喜笑如狂者……为血中留火，延蔓心家，仍从胃治”，肠伤寒后期下之易致肠出血，也有一下之后肠中积菌得以排除者，然而这是冒险的举动。他对热结旁流初硬后溏之证亦主攻下。在《传变不常》中，对小便闭塞亦用承气下之。
吴氏用攻下亦看具体情况，不能攻者亦不攻。《温疫初起》篇说：“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发斑斑出不可更大下，复大下，斑毒复隐。”论《大便》篇说：“愈后大便数日不行，别无他证，此足三阴不足，以致大肠虚燥，此不可攻。”
此外吴氏对虚人及某些特殊情况也攻中带补，用人参加入泻下，以“鼓舞胃气，使攻下得力”。也用补泻兼施，认为补之则邪毒愈甚，攻之则几微之气不胜，攻之不可，补之不可，补泻不能，两无生理，不得已用陶氏黄龙汤（大黄、厚朴、枳实、芒硝、人参、地黄、当归），然吴氏毕竟强调攻下，在各条下证中有不必下者，而也下之，不免一偏。“此证下之死，不下亦死，与其坐以待毙，莫若含药而死，或有回生于万一。”精神是好的。
6．反对寒凉——黄连 吴氏常用大黄、黄芩、知母、石膏等药，皆寒凉药，而有专论《妄投寒凉药论》反对寒凉说。“疫邪结于募原，与卫气并，因而昼夜发热……胃本无病，误用寒凉，妄损生气，及邪传胃，烦渴口燥，舌干苔刺，气喷如火，心腹痞满，午后潮热，此应下之证，若用大剂芩连知柏，专务清热，竟不知热不能自成其热，皆由邪在胃家，智者必投承气，逐去其邪，而热自已。每见今医好用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反指大黄能泄泻，而损元气。黄连清热，且不伤元气，更无下泻之患，唯类聚寒凉，专务清热，又思寒凉之最者莫如黄连，因而再倍之。”以下他辨黄连与大黄不同，因之他可以用大黄，别人不可用黄连。“不知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与大黄均为寒药，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因为黄连在治疫上亦有效。因此，他又自作回答，认为黄连之治愈者，是正气盛邪气微，是自愈之证。有因误投温补以致热极，黄连治此热，不治客邪郁热，其有未用温补的用黄连而愈，则认为元气素胜，非黄连之功。邪气盛误投黄连，“反招闭塞之害”。这些议论都是吴氏的偏见，否认黄连能治疫，即使有效也都不是黄连的功劳。据科研资料，黄柏对痢疾、结核有抑制作用。黄连抑菌，对菌痢、伤寒、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胆囊真双球菌、流行性感冒、阿米巴痢疾等有效。吴氏反对黄连，实为可惜。至于守、走、燥、润之辨，从今天来看殊无意义。
7．疫解养阴反对参术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篇说：“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阴血每为热搏，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气未复，大忌参芪白术。”热病伤阴是事实，用补阴药也是正当，但用了参芪仅是一个不恰当。吴氏把它说得后患无穷，使人咋舌。他说：“得之反助其壅郁，余邪留伏，不唯目下淹缠，日后必变生异证，或周身痛痹，或四肢挛急，或流火结痰，或遍身疮疡，或两腿钻痛，或劳嗽涌痰，或毒气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骤补为之害也。”其实这些后果不一定是参芪之过，而是病后遗毒，不用参芪也可能有这种病证的发生。不过参芪还是不用的好，养阴为宜。
《妄投补剂论》，证为虚羸之症，亦不宜用参芪，理由是：“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尪羸，不知无邪不病，邪气去，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之不复？”此论与张子和邪去则正安一样，“今投补剂，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转补转郁，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犹言服参几许，补之不及，夭数也。病家止误一人，医者终身不悟，不知杀人无算”。此论亦同张子和，以补药治疫病当然未当。设有正虚而抗邪无力亦可参用扶正，全部否定补法，亦未尽当，所以吴氏也提出《应补诸症》所言：“或日久失下，形神几脱，或久病先亏，或先受大劳，或年老枯竭，皆当补泻兼施。设因下而增虚证者，宜急峻补，虚证少退，切忌再补。”《应补》议论较《妄投补剂》说得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