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研究的转向
从电影、广播、电视到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发新技术乐观派和新技术悲观派的争论[5]。对互联网的讨论也多少带有“旧瓶装新酒”的意味。詹姆斯·卡瑞（James Curran）认为，不管是强调互联网技术的建设性还是破坏性，技术乐观派和文化悲观派都夸大了新技术的巨大力量，科技本身并不具有这么大的威力[6]。
1．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及其推论
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对待技术的心态是相互关联的。一些研究者对技术特质保持了强烈的关注并由此作出重要的理论推演，他们有时被称为技术决定论者。正如一些学者所提醒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的人类历史，就不难理解技术决定论者的激情。20世纪人类在技术发明领域取得的成果促使包括工程师、政客、资本家以及消费者在内的各个人群都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发明无条件地投了信任票。这种信任投射到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造就了一种占据主导的单向话语方式：从技术的变革到社会的变革，从机器的诞生到日常的使用，形成一条线性的表述[7]。
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单向的话语方式才受到诸如拉图尔（Bruno Latour）、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等由怀疑论者和人文主义者所组成研究阵营的正式挑战。研究者们试图重新界定人和机器的关系，不论是将技术物与人同等对待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取向，还是威廉姆斯对文化概念的救赎，都在召唤媒介研究回到日常生活，关注受众或使用者能动性的建构[8]。
就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理论视野的转向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互联网被用于科学研究，它还只是科技精英们的研究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广义的互联网体现出亚文化和准商业化的特征，互联网的用途更为广泛和多样，在线服务和网络贸易稳步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应用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商业用途开始取代其作为研究工具和亚文化舞台的功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互联网空间掀起了全面的商业化浪潮，但是商业接管并不彻底，各种对立的力量都试图将互联网引向不同的方向[9]。互联网呈现出越来越多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些特征吸引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研究者的兴趣。
与互联网应用的演变相伴随的是人们微妙的心态变化。这种对待技术的微妙心态体现在人们对新技术的命名上。19世纪，人们对报纸和期刊的巨大力量充满敬畏之心，以至于人们习惯用一个大写字母P来指代报纸，以便与它的地位相称，同时也将它与其他印刷品区别开来。当人们对报纸越来越熟悉以后，报纸的简称换成了小写字母p，人们对报纸的态度也更趋理性。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互联网的指称上，互联网的简称是大写字母I，卡瑞认为这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微妙的心态变化[10]。
与其他学科的互联网技术研究相比，传播学的互联网研究略显迟缓。早期的相关研究更关注互联网的技术特性[11]。1996年，在讨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研究互联网”这一问题时，纽哈根（Newhagen）和拉费里（Rafaeli）提出了传播学有关互联网的研究方向。他们认为互联网具有五个决定性的特征（defining qualities）：多媒体性（multimedia）、超本文性（hypertextuality）、分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异步性（synchronicity）和互动性（interactivity），并认为围绕这些特质展开考察有望产生丰硕的研究成果[12]。针对两位学者提出的这五个重要特征，沃尔瑟（Joseph Walther）等人在十年后进行了阶段性总结，他们发现这五个特征有些确实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另一些则并非如此[13]。
研究者们认识到，在互联网技术诞生之初，人们往往从技术特征出发来推断其可能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例如，互联网没有国家边界的特征有望制造更多的全球共识，促进各国之间的互相谅解；互联网去地域性的特征有望使个体摆脱地域的限制，弱化国家身份认同；网络的匿名有可能为个体带来自我身份建构的空间，从而实现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网络多对多的传播方式将改变人们参与政治的方式，实现政治的解放；等等。总而言之，基于互联网技术特性的解放性力量将体现在政治、商业、个体、社会参与等各个方面[14]。
这种对互联网力量的敬畏和期待在遭遇复杂的现实时陆续破灭。有研究者建议“最好把虚拟世界看作是真实世界结构和程序的延伸，而不是正在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技术至上的空间”[15]。正如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提醒人们关注的，在互联网这项技术的发生、发展和应用中，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不仅因为互联网技术首先在美国的科研机构通过纳税人的公共款项支持而得以发展，还因为互联网技术商用化的法律框架也在美国首先得到发展[16]。因此，对互联网技术的考察需要时时紧扣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https://www.daowen.com)
2．返回互联网技术使用的情境
21世纪的前十年已经过去，现在也许是更深一步考察互联网这项信息传播技术的合适时机。尽管这项技术本身仍在不断变化，人们对它的使用也没有像之前的电视、广播、报纸那样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但互联网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2011年年终报告显示，全球70亿人口中已有超过三分之一使用互联网[17]。就中国的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普及，至2012年7月，互联网普及率接近40%，但增速放缓、增长规模缩减等指标显示出中国的互联网普及“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互联网在易转化人群和发达地区居民中的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下一阶段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将转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以及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18]。
随着普及率数字慢慢失去激荡人心的魔力，研究者需要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考察人们如何将互联网这项信息传播技术编织进自己的日常生活流中，从而在技术的创新扩散之外，探索个体、技术和社会的互动，以期发现其中的某些动力和机制，在互联网迈向下一阶段的普及和应用时提供一个参考的框架。技术只有在它所扎根的物质基础设施、社会性组织机构等有效作业时，才有可能成为奇迹般的存在[19]。因此，有关互联网的种种乌托邦式预想需要回归到它所植根的现实土壤，需要在实践中对它进行深层思考。
承接以往研究者的工作，沃尔瑟等人试图回答“如何做互联网研究”的问题。他们认为互联网研究中存在一个悖论：所有的都是新的，但又没有任何新意。做出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在于互联网研究一派热闹背后一些重要的概念（如互动性［interactivity］）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化和操作化，此外还存在大量自相矛盾的研究发现。因此，尽管与互联网主要技术特征关联的现象非常有趣，一些准理论化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但沃尔瑟等认为互联网使用是高度嵌入的（embedded）、具体场景的（site-specific）使用，试图用一种理性的、笼统的预判对它进行框定，看起来更像是徒劳之举[20]。
追问互联网技术的传播学和社会学意义，不仅需要在理念上从技术决定论转移到更大的社会视野，还需实现研究方法的转移。总体来看，媒介研究可归为两大类研究方法框架。一类是来自社会科学和以传播为基础的学科，它们考察媒介的路径，通常是凭借经验研究和社会理论的交织，所提的问题通常是政治结构、经济影响、社会效果等。另一类则基于人文学科，更多地聚焦于不同媒介的意义，它们认为语言、物质性、文化和政治等应该被放在一起研究。在新媒介研究中，这两类研究框架呈现出边界模糊和交融的趋势，这一趋势在诸如ANT等理论中体现得较为明显[21]。
人类学对互联网应用的考察多采用个体和微观的视角，相关成果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和有趣的洞见。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和唐·斯莱特（Don Slater）对特立尼达[22]的互联网使用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他们看来，互联网并非一个整齐划一或者去地域的虚拟空间，而是包含了难以计数的新技术，被身处真实世界不同场所的不同个体所使用[23]。他们的研究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为上网者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虚拟空间并不是由技术决定一切的毫无特色的空间，而是由地域背景塑造的、交互作用的地带。人们怀着不同的态度、文化和关注与互联网产生联系，而这些差异都源于真实世界中不同地域的差别。反过来，这些差别又对他们想从网络中获得什么产生强烈的影响。
米勒和斯莱特的研究关注具体环境中个体与技术的互动，展示出互联网结构性研究取向之外的研究路径及其潜力。替代性的研究取向主要基于个体而非结构性，无意追寻一种新媒介的使用或者效果，而着意于寻找一种特定的文化在不断变动的传播环境中如何为我所用、如何在这个新环境中找到自身以及如何为这一环境烙上自己的形象[24]。这一对互联网的人类学分析是从传播技术所遭遇并植根的特定场所开始的。由此，关注实体空间和日常生活的互联网研究与第一代研究文献中将“空间”仅仅描述为虚拟空间的取向划清了界限[25]。
正如米勒和斯莱特所强调的，互联网研究中虚拟和真实、全球和地方的二元对立分析是不足够的。作为早期重返情境的研究示例，米勒和斯莱特的特立尼达日常互联网使用研究启发并影响了后续相关研究。此后，英国和北欧的研究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网络咖啡馆、社区中心、无线咖啡馆等互联网接入场所研究。这一将个人、空间、技术和社会文化结合分析的研究路径取得了一些具有启示性的有趣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