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技术的替代性视角
1．祛魅：传播技术回归日常生活
互联网技术及其使用方式仍在不断变化。正如我们在大都市的公共场所（如公共交通、公共娱乐场所等）经常看到的移动网络使用那样，互联网连接方式和功能拓展嵌入每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日常互联网应用越来越具体而微，甚至在不少人看来，这项技术本身已经隐没在日常生活之中了。
尽管研究取向和方法各有不同，但众多传播学研究者都将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特征作为核心的命题加以讨论[26]。无论是英尼斯（Harold Innis）所揭示的“传播的偏向”[27]性，还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不同媒介特征的区分[28]，都试图从传播技术的角度对这一重要议题作出回应。技术特性之外，更需要考察信息传播技术如何进入社会空间，如何受制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及其社会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人们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如何深刻影响结构内的社会关联、影响个体，等等。
一些学者更为重视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复杂性，重视这种“习以为常”的解释潜力，强调技术在“习以为常”的状况下所显现出的与人类互动的实质。为此，研究者重新设定研究的情境，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考察人们的使用行为、动机、感受、认知、评价等主客观现象，来阐释使用背后的机制和意义，也进而更关注人们的种种媒介体验。在现代社会中，媒介体验不仅仅是一个以信息或内容为载体的外在刺激，而越来越被视为构成日常生活中一个持续不断的组成部分[29]。日常生活世界的语境，既包括家庭、技术和邻里关系的日常经验，也包括公共和个人神话及仪式的日常经验，这些经验界定了我们文化经验的基本模式[30]。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英国和西欧的一些研究者沿着这条线索将电视观看行为重新置于家庭情境加以解读，对电视和日常生活展开人类学考察[31]。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等人从电视受众研究开始，试图发展出一套理论，即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 theory）[32]，以期捕捉社会-技术的微妙互动，这种互动在他们看来既至关重要也理所当然。总体来看，他们试图对媒介技术使用重新情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回应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时间空间研究维度[33]。
2．驯化：日常生活场景内的技术使用
“驯化”既是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也被用于技术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的研究。这个概念用来描述和分析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在社会结构条件下对（媒介）技术的接受、拒绝和使用。驯化概念的兴起意味着创新接受理性、线性、单因性以及技术决定式的模式发生了转换，它代表了一种理论框架和研究取向，即力图描摹和分析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动力机制、仪式、规则、例行事宜，并揭示技术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这一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由一批欧洲的学者，特别是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媒介研究学者倡导并发展起来[34]。2006年，这批学者结集出版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一书，讨论“驯化”这一概念是否还能适用于新媒介分析，以及怎样将驯化理论运用到新媒介环境等重要问题。总的来看，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日益为技术所中介（technology-mediated）的今天，“驯化”概念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日常生活中技术的角色以及现代生活的理解。
“驯化”一词本义指的是对野生动物的驯服，在比喻意上，“驯化”用来指用户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对新技术的过程。这些看上去“新奇”“充满野性”的技术需要被“家养”（housetrained），它们需要融入一定的结构、日常的惯例、用户的价值观以及用户所处的环境。在许多情况下，驯化的过程都发生在家庭环境中。由此，不少使用驯化理论的研究都致力于寻找技术物（technological artefacts）、使用者（users）以及家户（household）之间的动力关联[35]。(https://www.daowen.com)
驯化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有研究取向的补充。它的内涵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动物驯化现象的观察。沿着这种替代性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东西。第一，技术看上去就像野生动物一样，似乎有着它们自己的意志，因此驯化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是一旦技术被驯化成功，它们就不再被视为冷冰冰的、毫无生气的消费品，而成为舒适有用的工具（不管是实用性的还是符号性的），值得人们依赖和信任。这种情况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手机、广播和电视媒介上。它们被驯化成功以后，都失去了“魔力”，成为日常习惯的一部分。第二，就像驯化为宠物的动物仍然有它们自己的脾气一样，驯化并不一定是彻底的。在这个不完全的过程中，驯化者（domesticator）和驯化对象（domesticee）之间频频互动。这种动力同时也在建构及重建一种中介化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驯化不仅仅是人们如何采用技术的问题，还涉及人们如何创造一种越来越被技术所中介的环境。因此，重新驯化和去驯化（re-and de-domestication）的过程时常发生，驯化的过程既可能是顺利的也可能是失败的。第三，驯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短期的现象。当一项技术成为与其他工具无二的普通工具时，它们面临不被关注的风险：既不受研究者或学术上的注意，也可能不受政策制定者的注意。技术只有与诸如“信息社会”这样主导型的概念相关时才可能被关注。与社会宏观变动关联时，技术更有可能受到重视。而这些宏观话语与现实中的用户如何使用技术相去甚远。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驯化研究试图添补普通人如何将技术转为工具的图景，既包括普通人如何采用技术来保持联系，来相互交流、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等，也包括普通人何时抛弃这些技术[36]。
早期有关驯化的研究更为关注家户这一场景。首先需要辨析驯化理论所谈的家户及类似的概念[37]：家庭（families）是一些社会单元，是系统的，多多少少由亲属关系连接；家户是一些经济的和文化的单位，它是家庭和其他关系的容器，它有空间的表达、经济的功能以及文化的身份。受汤普森（E．P．Thompson）的启示，西尔弗斯通将家户描述为一种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也就是说家户与外界频频互动、进行交换，也会受到国家代理人的入侵。西尔弗斯通认为，个体化等社会现象将家庭从现代社会的主流中去除，对家庭的触及越来越依靠技术和高度中介的形式才能实现，这种情形在西欧现代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
3．消费：一个关键元素的引入
与其他技术的驯化相比，媒介与传播技术的驯化过程是一种特殊的双重接合：媒介与传播技术既身处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也存在于公共空间；它们既是人造物也是意义的载体。因此，驯化既发生在家户之内也发生在家户之外。它们既涉及实体经济又涉及道德经济，并且二者相互连接、相互建构[38]。1989年，西尔弗斯通阐述了电视和其他媒介信息技术的双重接合特征：作为技术物，它们会因其外在吸引力、技能特征或品牌魅力被购买回来，并在家庭空间占据特殊的位置（如电视的摆放位置主导了客厅的陈设）；作为媒介，它们载送的信息被用以消费，它们重新接合进私人文化、亚文化或者家庭外的朋友网络[39]。
媒介技术双重接合具有启示性，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媒介和传播研究中一些惯用术语，如“受众”。大众传播研究的“受众”命名与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但在日常生活中，“受众”这个词汇不足以描述个体及其媒介使用的复杂性。在人类学取向的媒介研究者看来，受众意味着“读者、观众以及大众媒介内容的消费者”以及更多的社会身份[40]。这些研究者更重视受众作为“消费者”的社会身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丹尼尔·米勒、西尔弗斯通等一批学者尝试将消费维度引入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使用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西尔弗斯通突破以往电视受众研究的模式，从家庭内的传播信息技术消费入手，将“受众”变为“消费者”。他指出之前的电视受众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传统受众研究对电视技术所处的新传播环境欠缺关注。新的传播环境既是技术性的，又是社会性的，就电视研究电视是不足够的，电视不仅仅是一种广播媒介，也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实体，还与其他家用设备共同组成提供传播信息和娱乐的集合体。与此同时，媒介融合、传播信息传送的数字化、不断增强的互动性以及选择性的增加急剧改变（或至少威胁到）了电视接收和使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其次，电视受众拥有多重身份，他们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收看行为。对电视观众的考察不应将电视受众当作已经构造好的个体，而应当考察人们的一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话语，需要看到复杂的电视收看行为与其他行为常常并行，甚至通过其他行为，观看才得以建构[41]。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概念被引入进来，即“消费”。丹尼尔·米勒将“消费”定义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信息传播技术这样特殊的商品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符号性的，人们不仅消费它的物质实体，也消费它的内容。这是包含购买决策、采纳机制、商品对象化（objectification）以及收编（incorporation）进私人空间的一系列过程[42]。这一描述与西尔弗斯通所提出驯化过程的四个重要维度类似，后者包括挪用（appropriation）、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收编（incorporation）和转换（conversion）[43]。
驯化理论被认为弥补了罗杰斯（Everett M．Rogers）创新扩散理论线性和过于理性的不足，同时也被认为是加强了科学技术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简称STS）文化因素的分量，突出了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驯化理论将技术和媒介内容的特性都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研究，对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均给予了回应；与同时期人类学取向媒介研究不同的是，它力图在描述日常生活实践微观图景的同时建构起更大社会场景的图像[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