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庭为示例的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对传统广播媒介研究的基础上，以西尔弗斯通、赫希（Eric Hirsch）以及莫利（David Moley）等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和西欧学者试图建构一种理论，来理解私人家户和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实质以及信息传播技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45]。他们认为，研究人们如何使用技术物不应该忽视家庭实践和种种关联，反之亦然。

在考察诸如电视、电话、录像机、电脑等传播和信息技术时，试图归纳出一个普遍的使用模式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传播和信息技术并不单单体现为一个技术物，更是中介（media），正是这一点使它们有别于其他的技术物。一方面，它们的确是技术物，人们购买它们既为了实用功能，也为了美感及价值（或者没有价值）。与其他的技术一样，它们必然且持续地影响日常使用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但是传播和信息技术拥有一种功能性的内涵，即中介。它们提供了主动的、互动的或者被动的连接，将家户与其成员、家户内外的世界连结起来。它们发挥这个作用（或者失效）的方式是复杂的，甚至是常常充满矛盾的。传播和信息技术就这样双重地进入公共和私人两个文化系统中^[46]。

肖恩·莫尔斯（Shaun Moores）对英国早期收音机如何进入家庭客厅以及如何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研究是一个颇具启示性的案例^[47]。早期的无线电技术由军事和商业的力量主导产生，然而真正推动无线电技术成为广播媒体的首要力量，却是推动收音机这种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商品化的制造商和零售商。无线电技术进入家庭这一场所契合了当时回归家庭的历史潮流。家庭的空间设计、布局和功能分割，为家庭内、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聚会活动提供了独立的场所，特别是后厅（主要用于家庭内成员的集体活动）毗邻主妇活动的厨房，这一空间设计为主妇日后取代男主人成为收音机的主要听众群创造了空间上的便利。(https://www.daowen.com)

在技术上的缺陷被一一克服和外观设计被全面重视之后，收音机终于在家庭客厅的壁炉上找到了它的落脚点。与此同时，它也从男主人手中把玩的“神奇玩具”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隐没在以主妇为主导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家庭作为休闲场所的功能被强化，以往由公共空间提供的娱乐功能部分地被家庭的娱乐所取代。由此，私人和公共的界限被重新划分。深层次的变化还体现在收音机这一设备隐没于日常生活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广播节目内容本身，国家力量透过家庭客厅向个体渗透。

另一个案例是莫利和西尔弗斯通对电视进入家庭的分析，不同的家庭环境会建构不同的技术摆放位置、使用模式及展示方式。莫利和西尔弗斯通对“看电视”这一社会行为的研究向我们展开了驯化电视技术的两个层面：一是技术性的，一是消费性的，它既是私人的行为，又具有公开的意味^[48]。上述两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空间作为语境（context）和空间作为文本（text）两个层面的分析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