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普及与基础设施投入
考察网吧在中国的发展，首先需要将其纳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框架之中。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各国政府都希望快速驶入互联网这一信息高速公路，由此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培育本国信息产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新技术扩散中政府的作用得到凸显。
有研究者发现[3]，中日韩三国互联网依托发展的基本动力几乎相同，即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全球化开放的进程、高度重视并优先发展的信息化产业政策、民主化的呼声等，但是三个国家实施互联网建设的步骤与方式并不相同，体现出传统积淀的力量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四大社会主干系统格局对每个国家互联网建设进程的深刻影响。其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互联网展开新闻传播活动，大力进行新闻传播网站的体制性建设，以抢占这个思想舆论阵地。而日本政府则基于本国国情，大力推进使用移动电话的无线互联网，在无线互联技术和发展规模上大大超前，制定出面向全球的新型手机上网技术标准，在全球无线互联服务方面领先一步。韩国则通过政府专业部门的政策与法规引导，逐渐形成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充分竞争型互联网发展机制。这一机制成效显著，带动韩国互联网事业起飞和快速发展，仅2001年近一半的韩国人就用上了互联网，其中66%是在家中上网冲浪。这与中国早期互联网用户在单位或街头网吧上网的情形大不相同。
迥异的互联网事业发展道路背后，政府的主导性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政府也及时认识到政府扶持的必要性，在这股风潮中“从被动应对向自主发展转变”[4]。1998年年初，新一届政府就职不久就进行了部门调整，新设立的信息产业部成为当时唯一的一个产业部委，这是“顺应国际信息革命蓬勃发展和国内信息产业改革的必然结果”[5]，其后的十年间，这个产业部门对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府在新技术扩散中的角色得以明确，一是由于这项技术本身的特性，二是全球竞争的加剧，迫使各国政府在信息化浪潮中纷纷主动担当起创新扩散的代理人角色。创新，按照罗杰斯的定义，“是被采用的个人或团体视为全新的一个方法，或者一次实践，或者一个物体”[6]。所谓的“新”，对个人而言并不在于客观上是否真的新颖，重要的是个体主观上对这一方法、实践、物体的认定。而在通常的情形中，一项“创新”在创新代理人那里总是被不假思索视为新颖之物。人们对创新的期待是从中获得益处，甚少对创新本身以及是否需要创新等命题进行反思，想象中的获益是创新扩散的重要动力。
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信息化风潮涌动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几乎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和欢迎，政府的扶持政策相继出台，商业资本持续介入，各中小业主跃跃欲试，用户市场得到大力培育，各种打着互联网概念的企业形式以龙卷风般的势头席卷世纪末的中国。在这一背景下，旨在了解用户市场培育状况的互联网普及率成为各方关注的关键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以下简称CNNIC）自1997年10月开始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7]成为记录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
与其他创新相比，互联网技术有其特殊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它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关注的核心数据是互联网的普及率。报告注意到互联网作为一种特殊的创新类型，与一般的创新扩散曲线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罗杰斯认为，互联网的扩散模式与电话类似，是一种交互式的创新扩散。“交互式创新”的交互性，是指“传播过程中参与者彼此交换角色、对沟通内容彼此施加影响和控制的可能性”[8]。一项交互式创新对于单个采纳的个体来说可能用处不大，除非采纳者希望与之沟通的其他个体也采纳了该项创新，只有系统内的关键大多数个体已经采纳了某种交互式创新，这种创新对于系统内的普通成员才具有实用价值。因此交互式创新的采纳者越多，该创新对于系统内成员的价值也越大[9]。
(https://www.daowen.com)
图1 罗杰斯关于交互式创新和普通创新的采纳速度比较[10]
作为一种典型的交互式创新，互联网在某一具体社会系统中的扩散，既具有一般创新的共性，又具有其独特之处。从扩散的S形曲线来看，交互式创新显得更为陡峭，临界点之前较一般的扩散更低，临界点之后的上扬幅度更为明显。交互式创新前期收益不明显，迫使它比一般的创新类型更需要稳定的前期投资，这也说明电话、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以弥补市场的先天不足。
图2 1998—2011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口规模和普及率[11]
根据CNNIC 2012年1月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高于同年全球互联网全球普及率的30．2%[12]。回顾1997—2011年15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互联网扩散“临界大多数”的发生点。中国互联网开始大规模普及的关键时间点出现在2006年。之前的近十年，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一直徘徊在低位，2006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终于突破10%关卡。相关报告认为，根据罗杰斯“创新的扩散”S形曲线以及美国、韩国等国家互联网扩散的经验，“作为新生事物的互联网的扩散在中国已经达到了临界点，互联网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未来的三五年中，上网人数将会急剧增长”[13]。2006—2010年的五年内，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从10．5%起跳，连续快速增长，五年内网民共增加了3．46亿，这部分新增加的网民占现有（至2011年12月月底）5．13亿互联网用户的67%，中国互联网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但是，在经历一轮高速发展之后，CNNIC报告认为，考虑到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种种因素，目前我国居民中具备上网条件和技能的人已经基本转化为网民，接下来网民规模增长的难度加大[14]，“下一阶段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将转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以及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15]。回顾1997年CNNIC发布的第一次报告，从事计算机（15%）、教育（13．3%）、科研（12．8%）行业的人员以及学生（13．6%）的总和就占据了当时上网总人数的80%以上[16]。有研究者认为，这种上网人群构成的状况在中国互联网达到临界点后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新信息传播技术在中国社会的迅速扩散使得社会的传播格局和主体发生了转移，特别是“草根群体以它庞大的基数正成为中国新媒介技术的实践主体”[17]。这一状况的发生在政府主导的互联网发展框架之外，其中来自市场的自发性力量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网吧就是一支重要的互联网扩散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