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军突起的“草根”力量
传播格局和结构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与罗杰斯的S形扩散预测相符，即“尽管这些扩散研究各有特色，每个研究机构都令人惊异地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项创新的扩散遵循着以时间为横轴的S形曲线，以及创新者比晚期采用者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18]。在此，“无所有权”形式的技术接入方式发挥了微妙的作用。个体经济能力的差异是技术采纳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但创新者的经济地位并不必然高于晚期采用者，互联网扩散中的网吧用户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反例。
图3 2000—2011年中国互联网主要上网场所变化[19]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大众型网吧的普遍存在，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采纳互联网这项创新增加了一个变量，提高了这一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尽管未受到政府的直接扶持，中国的网吧在互联网扩散的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家庭、学校、单位等场所构成了中国互联网接入基础设施的主体。通过2000—2011年中国互联网主要上网场所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扩散主要发生在家庭这一场所，网民的家庭接入持续上升，从60%增至近90%，在中国各种网络接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90%的比例差不多达到增长的极限，但由于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总人数仍将继续增加，在家上网的总人数还是会继续上升。
在“单位/工作场所”上网的比例总体保持平稳，2001—2007年呈现出略有下滑的态势，2008年下滑明显，2008年以后略有上升。如果乘上每年都增长的上网总人数，在“单位/工作场所”上网的总人数持续、较大幅度地增长。2003—2007年的下滑说明家庭和网吧等其他上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对工作场所互联网接入的依赖。(https://www.daowen.com)
CNNIC在1999年1月发布的第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开始把“网吧”列入上网场所的选项[20]，网吧在网民上网主要场所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总体来看，网吧在几种互联网接入方式中的比例保持平稳，2008年达到最高峰，之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但由于上网总人数一直在增长，去网吧上网的实际总人数还在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总人数一直在增长，但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在放缓，随着上网总人数增长越来越慢，去网吧上网的总人数越来越少。另外，根据文化部的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网吧用户规模1．43亿，较2010年的1．63亿人减少2 000万，近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报告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移动互联网的分流作用[21]。
在中国互联网普及最快的2006—2010年五年内，在单位、家庭、网吧上网的变化最富戏剧性。我们可以看到：（1）“单位/工作场所”与“网吧”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这与互联网技术在中低阶层、无单位或就业不足人群中的广泛扩散有一定的关联；（2）网吧的稳定存在表明，网吧并不像早期的预测一样，仅仅作为通往家庭接入的过渡性互联网基础设施发挥暂时性的功能，也不仅仅是低收入人群接入互联网的实用性工具，尽管网吧确实在这些方面发挥了作用；（3）经历互联网高速扩散期后，网吧接入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不仅互联网扩散的人群发生了改变，中国互联网接入的环境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移动网络接入的蓬勃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
作为一种相对低价高效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网吧在试图填平数字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在本研究获取的资料当中也有所呼应。年龄在22—35岁的访谈对象（包含网吧用户和非网吧用户）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接触互联网的，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上网者是从网吧开始接触互联网这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一些访谈对象认为，这与中国当时互联网接入基础设施的整体薄弱有直接关联。许多人承认网吧及其互联网接入服务为他们的生活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但这并不意味着走进这扇大门之后就会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互联网和网吧的态度夹杂着矛盾且复杂的情绪和回忆，这也是后面章节将要探讨的话题。
作为政府主导互联网发展蓝图之外的一个意外，网吧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功能，尤其在为中低阶层提供技术接入方面，它的自发性、草根性显示出强大的能量，这与全球性的网吧现象有着共同的背景。然而，当我们细细查看中国网吧故事时，它又展现出更为晦暗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