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身份证与入场验证制度
进入中国网吧，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柜台的验证登记。在网吧常见的空间布局中，吧台或者柜台不仅仅提供交易结算、饮料食品贩售等服务内容，同时它还包含了入门的关键环节——强制性的验证。尽管不同网吧执行的强度有所差别，但这一设计本身显示了国家的在场。本研究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网吧顾客常常忽略他们进入网吧的第一个活动：登记身份证。这种忽略既体现在他们自然而然地掏出身份证配合登记，也体现在他们对这一制度设计的认同，甚至在不少成年网吧用户看来，这是将未成年人有效挡在网吧门外的必要流程。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往往成为实施控制的借口[54]。
中国政府对网吧的控制，与互联网整体的控制思路关系密切。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西方对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关注的背后是一种技术与民主的预想[55]。然而，令西方观察家不解的是，政治视野下的中国互联网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发展图景：一方面中国的决策者将互联网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相应的鼓励性政策是互联网在中国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并未带来西方观察家所预言的失控状态，中国对互联网的管治依然相对有效[56]。解读这幅图景的密码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影响互联网和网吧。
政府对网吧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所谓“技术＋制度”的方式实现的。据相关文件[57]，2008年“上海市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计算机经营管理系统”完成了与文化部中央网吧监控平台的对接，成为全国目前唯一与之对接的省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2008年12月29日上午视察文化部文化市场中央监控平台时，与该网吧监控平台进行了视频互动，工作人员按照指令通过视频向李长春报告了上海网吧监控平台的实时监控数据，文化部在京通过中央平台随机对上海市一家网吧终端进行了截屏监测。上海文化、工商、执法等部门已通过网吧管理系统，及时发现未成年人上网情况并予以处置，并对政府严禁的网站进行屏蔽封堵。此外，该系统还可以统计分析网吧实时运营数据，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对网吧这一消费场所的管理规定十分具体。与其他娱乐消费场所相比，政府对网吧的管理举措更为严格，并且与未成年人保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凡进入网吧从事上网的消费者须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经网吧管理人员审验后方可开机上网。
但这些管理举措的落实都要依靠网吧经营者及网吧工作人员加以执行，也需要网吧使用者的积极配合。按照相关规定，“对连续3次（含3次）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有效身份证件的网吧，依法责令停业整顿30日”[58]。这一规定引发不少网吧从业者的抱怨，他们认为错在消费者但是板子还是打在网吧经营者身上，于是他们只好选择积极配合。
在研究者看来，这种控制手段正是一种“外包”（subcontract）策略。在中国政府外包部分控制责任给商业利益追求者时，潜在的挑战者往往变成悄悄的合作者[59]。有研究者认为，包括中国网吧经营者和使用者在内的参与者，默认甚至是主动承担了政府对网吧的控制措施，包括执行身份证实名登记这样的规定，这种合作背后具有深刻的社会转型背景。
首先应将中国不断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大环境考虑在内。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家担当了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积极推动者，其结果是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它在不断吸收新自由主义成分的同时，和权威的中央控制缠绕共存。这样的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导致在互联网控制领域私有企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60]。
国家除了允许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外，还致力于将一部分控制的职能私有化给民间。在中国的互联网语境中，对自律的强调同时适用于单个网民和跨国公司。尤其在经济高速发展、私有化加剧的环境下，市场展现了其两面性。它既能挑战国家的种种控制措施，也能和前者妥协合作以确保利润的实现。研究者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应从镶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两种张力中加以考察[61]。第一种张力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下的中国政府已不是一个单质体，它既是互联网的推动者，又是其监管者。第二种张力源于另一个事实，即私有化和市场的力量既可以是国家管治的挑战者，也可以是它的合作者。这种复杂性本身体现了在中国逐步生根的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术。因此，在一些研究者看来[62]，只要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环境里继续下去，可以肯定地说，管治私有化将发生在更多的领域当中。
管治私有化作为一种新的控制策略，在保持对虚拟空间的控制和监视的同时，将这种控制责任分包给私人业主或者消费者个体本身，从而实现保持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控制的双重目标。福柯所谓的自我控制（self-control）可以扩展到网吧经营者和网吧使用者个体。人类学家周永明通过考察北京网吧，发现管治私有化对参与各方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条件[63]。对于网吧使用者个体来讲，这种自我控制体现在他们主要将网吧视为一个娱乐场所，沉迷于在线游戏，较少阅读新闻和参与政治讨论；对于网吧业主来说，他们一旦意识到经济收益可能遭受损失，便主动放弃对国家管治的抵抗。国家将一部分控制的责任转移到网吧经营者手中，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我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主体在国家设定的限制内，主动依据理性的自我进行控制选择。
至少从表面看来，网吧经营者应严格执行网吧实名制验证的责任，但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发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例如网吧业主詹先生认为，就未成年人问题来看“一刀切”的执法并不妥当，确实有需要的孩子没办法进入网吧，比如家里没电脑的学生想来查资料，网管迫于处罚的严厉，坚决不让进入。于是，正规网吧不让进，黑网吧堵不住，不少人担心实名制的出台和执行会把这些未成年人驱进黑网吧[64]。此外，为了获得市场收益，不少网吧也常常使用“游击”战术，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手法。
（1）为未成年顾客准备证件。
在网吧行业整体利润微薄、竞争加剧、僧多粥少的市场背景下，特别是身处同业密集扎堆、竞争激烈区域的网吧业主，不惜铤而走险争取未成年人市场。
有些网吧就给未成年人上网，这肯定和老板的利益有关。像在xx地方附近，网吧里小孩特多，起码有十几个，老板也不管。小孩肯定没有身份证啊。周边有几家是这么做的。（上海 小杨）
为了维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且重要的顾客群体，一些网吧想出了种种招数。方法之一是存储大量身份证，这些身份证主要是上网者丢失的、网吧从业者亲属的，还有一部分利用上机操作的漏洞[65]。身份证实名认证系统本身是一项对互联网技术的利用，就像其他互联网应用软件一样存在漏洞。抓住上机系统的漏洞，成为不少网吧业主的秘密武器。
这场“猫鼠”游戏远未结束。根据新闻报道，一些地方网吧登记开始使用二代身份证加手机的双重验证：除了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刷卡注册外，还得通过手机获取验证码才能上网[66]。这种双重验证模式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试点，并有望在更大的范围推行[67]。
（2）利用不完善的验证系统。(https://www.daowen.com)
有关实名制的执行，各地的规定并不相同。各地验证的设备及其支持的有效证件类型也不尽相同。有些网吧甚至怕麻烦，只承认身份证，不支持驾驶证等证件。在苏州、昆山等地的工厂密集区，打工者的身份证往往被扣押在工厂老板手里，这样他们就无法进入网吧[68]。在有的地方，一代身份证、驾驶证等也可以作为有效身份证件使用，甚至按照规定，外国人可以使用护照在网吧内登记上网[69]。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受限于不完善的身份证扫描系统，网吧经营者被迫删繁就简，干脆拒绝二代身份证以外的其他所谓有效证件[70]。特别是一代身份证扫描识别率低、出错率高，增加了验证的工序。同时，因识别系统还无法扫描外籍人员护照、港澳台居民通行证、回乡证、外国人居留证等，香港人、外国人来了网吧只能“望网兴叹”[71]。
本研究访谈对象、青岛网吧用户小康就曾遭遇到网吧实名登记的限制：
因为我上网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办这种东西（网吧会员卡）完全没意义，平时根本就不太用这个东西，但是尤其是现在去的时候就很无奈，没带身份证，也没有会员卡，就没办法上网了。
（问：网吧不会帮你出出主意？帮你借一张身份证？）
有的时候会，因为有些网吧它不管。
（问：怕你“钓鱼执法”吗？）
也不是“钓鱼执法”，关键是它就是不敢，怕有人来查。（青岛 小康）
对于很多合法网吧的经营者来说，在严厉的处罚措施面前，不值得冒着巨大的风险多接纳一两位顾客。特别对实力相对雄厚的网吧业主而言，实名制的实施有利于维护网吧的安全，从而大大减少偷盗、滋事的麻烦[72]。
（3）利用熟客应对检查。
整个控制的执行过程所牵涉的不仅有网吧的业主，还有负责具体执行的网吧工作人员，一旦有疏漏，他们有可能工资被扣或丢掉工作。面对层层下压的管理职责，网吧网管们也积攒了一些应对的策略。青岛网吧常客小龙讲述了他亲历的查证故事。
前几天我就被查身份证了，还被带到派出所去查。那天晚上正在上网，后来说是抽查，网管认识我嘛，他说带没带身份证，我说带了，他说：“你跟我出来一趟吧。”我就出来一趟，我还以为中奖了，原来是查身份证。
我就跟那警察聊天，聊了一会儿他说我身份证有问题，然后就把我带到派出所。路上就跟警察聊会儿天，跟警察说清楚我的情况，警察说：“你不早说，赶快回去上网去吧。”
你说这干我什么事儿啊，不过坐警车挺爽的。（青岛 小龙）
进入网吧，重新理解网吧用户和网吧经营者对入门验证规定的默认和接受，一方面说明政府对网吧控制的相对有效；另一方面也看到网吧控制政策的实际执行充满了复杂性和灵活的应对之策，甚至常常显示出“草根的智慧”，参与各方在这种生态博弈中互有进退[73]。尽管这场博弈仍在持续进行，但控制所依据的预设（如未成年人保护）以及它所调用的资源（大众媒体的报道和以未成年人家长为发起主体的社会舆论），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一技术性社会空间的所有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