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交往场所的缺位

不少网吧研究者发现网吧的多重社会功能。米勒和斯莱特考察了网吧在内的各种互联网接入场所，以比较不同互联网接入场所的社会性^[17]。两位研究者发现，尽管网吧的形式、功能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使用者的主体是年轻人，其中不少人在家中或者工作场所拥有互联网接入，在这种接入资源不受限制下，这些年轻人频繁出入网吧，有时候完全不是为了上网或者使用电脑，而很可能只是为了和其他年轻人享受一下闲聚时光，这种社会性由各种各样对空间的使用组成，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约会。例如，某些网吧提供隐秘的单间，为男同性恋提供了集体观看色情视频的场地。网吧空间秩序对理解其内部互动类型具有重要意义^[18]。结伴来网吧的活动则更可能具有玩耍的色彩，一伙学生可能故意在各个聊天室捣乱取乐。研究者调查发现，尽管特立尼达网吧内的游戏玩家并不像北美和欧洲那么广泛，但通宵玩游戏及其他游戏沉迷现象依然显著。在他们的调查中还有一个特别的案例，一个年轻女性在购物中心开设了一家针对小孩子的网吧，除了教授一些电脑、网络知识外，孩子的妈妈们把它当成一个临时的托儿所，自己去购物的同时，让孩子们能待上几个小时^[19]。

本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网吧群聚社交普遍存在。特别在当下中国，青少年的交流需求遭遇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交流的空间被严重压缩。他们无处可去，网吧成为这种张力一个替代性的出口。正如一些研究者观察到的，中国新出现的公共娱乐场所总是成为青少年聚集的地方，从电影院、台球厅、录像厅到迪斯科舞厅、网吧等，这些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式涌现的娱乐场所正是因为满足了青少年群体面对面交流的需求才成为热点^[20]。但它们也往往因为青少年的聚集及其潜藏的风险，成为政府管制和打击的对象。

本研究调研期间，笔者还参观了上海市虹口区某街道在社区文化中心专门设立的互联网电脑室“东方社区信息苑”。作为上海市级的重点实事工程，它采用公司运作方式，在上海市19个区县社区内建设专门的互联网接入场所。东方社区信息苑的建设开始于2003年，目前已经建设了300家东方社区信息苑和1 669家东方农村信息点^[21]。东方社区信息苑自称是“建在居民家门口的一个互联网公共公益上网及社区文化服务休闲场所”，平均面积在150平方米左右，包含三大功能区：公共上网服务区（前台区域、电子竞技、上网休闲）、多媒体互动教室（电脑培训）、多功能演播厅（电影放映、报告讲座、会议活动）等^[22]。根据笔者在东方社区信息苑观察到的情形，这里上网的空间与网吧相比小得多，上网者大多是本社区的居民，基本为中老年人，他们大多在网上打打牌、看股票^[23]。而笔者所访问的网吧顾客对这类互联网服务场所所知不多。个别知道东方社区信息苑的网吧用户，也将其视为老年人活动的地方，与自己并不相关。(https://www.daowen.com)

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相比，漯河等中小城市在数字资源的社区层面所能享受的资源更为不足。根据一些网吧协会会员的观察，各地文化馆也试图开设电子阅览室，以此作为公益性的互联网接入设施向公众开放。但是这种电子阅览室开业不久就受到工商、公安等部门的频频检查。管理部门将其作为网吧的一种，纳入日常的管理。这些电子阅览室往往因身份不明、证件不齐等问题最终选择关门。对于城市中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青少年来讲，电子阅览室还没有来得及进入他们的视野就烟消云散了，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网吧则成为他们别无选择的选择。

总的来看，中国网吧在城市中的网状分布更接近于24小时便利店的选址偏好。它们扎根于人群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居住区，提供一种特定类型的生活服务，从而也具有“第三场所”的特征^[24]。在诸如咖啡馆、书店、酒吧、美容发廊以及其他以社区为中心的离家外出娱乐场所，人们体验到非日常的生活内容，以此与家庭、工作场所这样第一、第二场所相区隔。在中国转型期语境下，人们对第三场所的强烈需求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