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商业场所崛起

随着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确定，“公共生活和社交中心已经从国家控制的大型公共场所（如城市广场、礼堂、工人俱乐部）转向较小的商业化场所”^[31]。除了网吧，这些新兴公共场所还包括购物广场、快餐厅等商业场所。其中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美式快餐厅在中国社会发生的“空间挪用”现象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所谓“空间的挪用”指的是快餐厅变成休闲的场所或者变成个人和家庭举办礼仪活动的场所。在研究者看来，使用者对空间的利用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阎云翔在《麦当劳餐厅里的社会空间》一文中描述了发生在北京快餐店的有趣现象。他认为洋快餐在中国大受欢迎有三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伴随大众消费的崛起，外出就餐在各社会群体中都已成为流行的娱乐方式，并形成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二是城市的年轻人、儿童和各年龄阶段的女性这些新兴餐饮业的主要消费群体在地位上发生了改变，在以往的饭店餐饮消费时代，他们唯一的社会角色就是男人的眷属，地位的改变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转型，如家庭核心化、父权制的衰退、儿童价值的重现等，使得女性、年轻人与儿童作为消费者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第三个原因是，转型期中国在诸如饭店之类的由市场主导的公共场所里发展起来一种新型的社会交往^[32]。(https://www.daowen.com)

研究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33]。组织化社会消失了，原来那些由国家（通过其代理人）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的频繁的群众集会、义务劳动、集体活动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共场所各种新型的私人集会。组织化社会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个人要服从于集体，而新型社会提倡个性及在非正式的社会空间情境中的个人需求。相应的，公共生活和社交的中心已经从国家控制的大公共空间（如城市广场、礼堂、工人俱乐部）转到了像舞厅、保龄球馆之类更小的、商业化的场所，甚至是依靠广播的参与节目所营造的想象性空间。新型社会甚至也已经在传统意义上由国家控制的公园之类的公共场所中出现，从而将这些公共场所改造成国家、公众和私人并存的多元化空间。

尽管包括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内的新动力开始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再需要局限在具体的位置或地域工作，但地点的重要意义却更为显著^[34]。特别是扎根于本地社区的中小网吧，其自身就是所属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地点。与本地社区其他公共场所（如卡拉OK、游艺厅等）不同的是，借由互联网技术，它同时也具有与全球接触的潜力，这种本地和全球交互存在的特质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实在发生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