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背景下生活结构的割裂
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开始于中国城市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空间的重新分配成为这场变革清晰可辨的象征。然而，伴随空间的重新分配，城市日常生活空间被大大压缩，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这种狂热的城市化进程所参考的标杆正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有研究者认为，在上海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化倾向，为迎合资本流通所产生的城市空间，一方面让精英人士享有越来越多的权益，另一方面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却一再被忽视。具体来看，这种城市空间的重组对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持批评意见者认为：“上海是一座城市空间被尽可能用于商业的城市，商业对于城市空间的定义和塑造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城市规划来看，上海选择从中心向外辐射，同时替换沿途一切非城市元素的路线，壮观、大气和国际化是上海对道路、桥梁和种种‘标志性’建筑的基本要求。在城市发展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和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上海肩负着国家指派的经济发展指标和作为展现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标志，在全面依靠土地财政的城市发展轨迹过程中，上海市的一切公共空间都被商业化。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将一部分人逼向社会和经济边缘的同时，不断挤压甚至没收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空间；同时，通过翻新或拆迁而得到的新的城市空间则变成营业性场所或广告载体，成为城市和地方政府的盈利空间。”[25]
城市能否让生活更美好？社会学对现代城市改造和居民生活重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研究者认为，对人们包括传播技术应用在内的日常实践活动来说，“生活结构”概念的引入具有启发性[26]。这一概念在日本城市社会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指的是人的生活涉及的诸如时间、空间、收入、经济、家庭、社会关系等各种基本的要素。人的生活本身是由这些要素组成的，它是各种要素的一种有机的结合体。宜居的城市，不仅应该是提供好的居住条件、提供生活便利的城市，还应该是能够维系居民生活结构的有机的城市。
动迁破坏了居民原有的生活结构，使人们失去了原来的社区关系，家庭关系也被改变了。现在的城市改造、城市更新、城市扩展，即使经济补偿政策能让动迁人员获得一定的住房面积，但它对居民的生活结构造成了破坏。研究者认为这是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27]。这种生活结构的改变及其产生的影响同样加诸青少年身上，这也意味着他们原来以社区为核心的社交网络面临割裂，尤其对城市中的独生子女来说，这种割裂有可能加重他们的社交网络遭遇的危机。
关系的断裂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全球风险社会的影响。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的人生是由两个轴固定的，一是家庭，一是职业，但个人化使这两个轴越来越分崩离析。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28]，个人需要“在失控的世界中为自己而活”[29]。在西欧的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化的面孔是双重的，体现为“不确定的自由”（precarious freedoms[30]），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必须面对整合的问题。
青岛的牛牛、小康、小谢就是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随着城市化对居住空间的不断重塑，他们原来熟悉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在成长期更多地依赖基于社区的同辈群体网络，但城市空间将这一重要的社交网拉扯得更为疏远。作为对这种趋势的对抗，他们选择在一些公共消费地点定期聚合，试图维系原有的社交方式。网吧正是他们交往地图中的选项之一，打游戏也和聚餐、唱K、看电影等社交活动一样，起到重新连接的作用。对此，牛牛有自己的体会：(https://www.daowen.com)
即使家里网络和网吧一样快，网吧还会存在，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人在家里面都是很孤单的，没什么人（玩），一个人在家比较自闭。
如果经常一个人在家上网就会形成一种自闭，而这种自闭就是导致网络依赖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不跟外面人接触，只是在家里自己玩，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跟外面人接触，在家玩网络游戏会追求一种极限，什么好东西都想要，就会在上面耗费很多时间。
反而去网吧和很多朋友一块儿，发现你缺什么东西我这儿有，我给你就行了，还会促进交流，而且人际关系也会促进孩子成长。
所以网吧还是会存在的，在家打CS和在网吧打CS是不一样的，它有一种氛围，虽说网吧坐着不舒服还呛人。（青岛 牛牛）
在牛牛看来，相比独自在家打游戏，在网吧和几个朋友一起玩，更有助于青少年形成良性的上网习惯，帮助他们培养人际交往能力，而孤独才是造成网络依赖的重要原因。
包含网吧在内的公共消费空间在中国兴起，不仅提供了直接的娱乐休闲产品，还生产出一种特殊的空间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都市化和个体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裂缝。这一点在青少年的娱乐休闲场所，如录像厅、台球厅等青少年聚集的地方表现得也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