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与青少年社会化
随着智能手机在中国社会的快速普及、无线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及各类互联网应用的爆发式涌现，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使用已经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享受便捷移动生活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关注青少年群体的手机使用、社会交往等议题。诸如“手机成瘾造成亲子冲突”“手机软件引诱青少年犯罪”“少年花光父母积蓄打赏主播”“网络欺凌引发青少年自杀”“青少年儿童遭遇网上交友陷阱”等新闻报道和公众讨论不绝于耳，引发广泛的道德恐慌和社会焦虑。围绕着传播（如廉价小说、广播、电视、互联网）与青少年（如社会化）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连贯的社会性焦虑脉络。这种普遍的焦虑背后，既有对新技术的恐惧，又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儿童观念。新媒介的涌现一次又一次将这种焦虑洗印和放大出来。
具体到网吧，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青少年去网吧与网络成瘾之间的简单因果判定是有问题的[19]。理解青少年去网吧现象，需要考虑同辈群体的影响，也需要将更多社会性因素纳入研究的视野[20]。
传统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青少年研究，往往将青少年视为需要照顾或管束的不成熟对象，与之相对的成人则是一种完整、成熟、理性且融入社会的个体[21]。一旦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成人照顾者出现障碍，这一群体马上有可能陷入一种偏离正常或标准之外的危机。这种年龄本质主义、客体化的需要论述、成人的照顾论述，长期支配了人们解释童年、青春期的基本准则[22]。
原有儿童观下，成人与儿童有着清晰的边界，媒介在维系和破坏这一边界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西方社会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儿童危机论”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儿童观。该危机可分为制度性危机和跨界性危机，前者是指进行儿童社会化的两个重要机构（家庭和学校）因瓦解或功能不彰所导致的危机，后者指的是儿童与成人的区隔受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等的影响被轻松跨越所导致的危机。跨界性危机经常引发教育专家、道德家及公众的担忧与恐慌，波兹曼所著《童年的消逝》即为关注跨界性危机的经典作品之一。
20世纪中后期，整个社会研究领域开始一次重要的儿童观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儿童或者童年除了发展性，还具有社会建构的一面。历史学家阿利埃斯（Ariès）在《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一书中论述了童年的历史独特性。他指出现代儿童形式的转化与西方社会历史变迁有着密切关联[23]。在他的启发下，科萨罗（Corsaro）、阿德勒（Adler）、普劳特（Prout）、维尼斯（Wyness）等一大批学者提倡一种新的儿童观，将儿童视为能动的主体，重视其社会经验，甚至邀请他们直接参与研究[24]。
根据媒介对青少年群体产生影响的性质，传播学相关的讨论可大致划分为媒介有益论和媒介有害论。有害论着眼于媒介内容可能对其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如有关青少年阅读廉价小说及漫画的研究[25]，表达出成人对所感知媒体有害内容的焦虑。而电影、广播、电视、电子游戏等大众视听媒介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慌，如佩恩基金会开展的13个考察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26]、收音机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27]、电视暴力对儿童影响的研究[28]等。(https://www.daowen.com)
与大众媒介时代相比，媒介有益论在新媒体研究领域更为活跃。例如2009年《计算机中介的传播》（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期刊推出特辑，专门讨论年轻人的社会化媒体使用对社会整合、社区融入等的积极作用。一些研究者指出，这种有益论与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流行话语关系密切，此类话语都聚焦于信息传播技术如何促进新经济[29]。
相比于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的客观化儿童的趋势，文化研究的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更强调儿童的主体地位及其所处的文化语境。例如，霍奇（Hodge）和特里普（Tripp）对儿童与卡通的研究，直接批评了媒介效果研究所假设的儿童面对动画形象暴力缺乏批判意识、易被劝服的传统论调[30]。这一阐释取向延伸到对其他屏幕媒体的研究，特别是电脑、游戏和互联网。对阐释性的强调也促使研究者重新采用素养（literacy）框架，越来越关注青少年儿童自身的需求及社会建构出来的儿童之间的差异。
随着各类社交平台的兴起，以媒介为连结的社会关系与个体的信息获取、娱乐休闲、行动与参与等交织在一起[31]，已难用单一媒介技术、单一内容类型的传统研究框架加以考察[32]。梁永炽等综合分析过往20年新媒体与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过往研究偏向将个体作为分析单位，聚焦微观变量，更关注媒介内容及个体接受信息的社会心理因素。家长教育、性别差异、媒介素养及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外部影响，往往被处理为影响其信息接收过程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33]。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开展一项“新媒体与少年儿童社会化”专题调研，考察少年儿童群体的新媒介使用与社会化问题[34]。调查发现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介已成为影响这一群体社会化的重要元素：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方式、娱乐方式、消费方式，还深刻影响他们的社会交往和意见表达。总体来看，该调查认为受新媒体影响，传统的少年儿童社会化模式已被改变，新的社会化范式正在形成，新的社会化范式呈现出双向、虚拟化、个性化、主动选择和参与等特征。但研究提醒人们关注发生在现实领域的交往，新媒体为少年儿童的人际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虽然他们可以借助互联网认识很多新的网友，但是交流仍以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为主。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的少年儿童经常在网上交流的好友是现实生活中原本就认识的人。
无论对媒介内容的强调，还是对新媒介交往的关注，都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当中，考察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交融、互动的复杂动因。同样，在网吧的媒介体验和消费，并不能仅仅视为内容消费或技术消费，仍需进一步考察局中人通过消费建构的认知，关注媒介消费和媒介体验对个体的建构性或创造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