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最早在港台地区得以发展，且已达到一定的规模期，第12-14页。化和专业化程度。中国香港于1939年开始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作为医疗服务的一个环节，医务社会工作是由医务卫生署直接雇请的。1982年10月起，中国香港政府医院的医务社工被纳入社会福利署的管理范围，而私立医院则由医院直接雇用社工。到1993年底，由社会福利署派出的住院社工有300多人，由私立医院雇用的近80人。[28]在中国香港，医务社会工作者是由医院福利管理局管理，每年为中国香港的病人及其家属服务。中国香港的医务社会工作者都不隶属于医院，而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为病人服务。[29]
医务社会工作在台湾的发展也十分迅速。1949年，台北医院首先成立社会服务部，到1967年，台湾省立医院普遍成立了社会服务部。1983年，台湾正式成立医务社会服务协会（此协会于1991年更名为医务社会工作协会）。1985年，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将社会工作纳入医院评价标准。1989年，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公布慢性病医院和精神科医院设置标准，规定设立社会工作人员。[30]至此，医务社会工作在台湾地区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台湾地区各医院里的医务社会工作者大约有1000人（台湾法律规定，每100张病床必须配备1名专业社工师）。[31]在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有较为完整的社会师工作执照制度，并有专门的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以及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等规范社会工作的进行。[32]医务社会工作则是根据床位医师的转介和病人资源中心提供的信息，对病人的精神心理、社会生活、身体健康等方面做出全面的评估，建立个人档案，解决病人的问题，帮助病人进行全面的介入，使其接受最全面的医疗服务。
我国大陆地区的首个医务社会工作组织是1921年在北平的协和医院由美籍医务社会工作者蒲爱德女士创立的“医务社会服务部”。[33]于1932年在济南鲁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南京鼓楼医院、上海红十字医院、上海仁济医院、重庆仁济医院以及南京中央医院都设立了医疗社会服务部。此后全国很多主要城市的大医院都陆续开设了相关部门，工作主要借鉴国际经验。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医疗服务保障体系主要借鉴苏联模式，中断了对欧美国家经验的学习。可以说1950-1978年是社会工作教育与医务社会工作实践销声匿迹的时期，政府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卫生保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基本特征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完全隔绝，政府用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办法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有效改善人民身心健康状况。[34]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原来由政府或单位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又逐步被推回社会，专业社会工作开始受到政府重视，医务社会工作的实践又重新起步。2007年3月，北京协和医院在中断数十余年后开始重建该制度[35]。2000年，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在借鉴香港医务社会工作开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医疗护理特点成立了医务社会工作部，大大缓和了医患矛盾，化解了医患纠纷，促进了医院的整体和谐。2004年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2009年北京朝阳医院也都先后设立了医务社会工作部，向患者提供心理疏导、协调医患关系等各类服务。
目前，我国已有多家医疗机构相继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尽管服务内容和侧重点不同，但其服务模式大体可归纳如下：
历史渊源模式。该模式以北京协和医院[36]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为代表。其医院的建立和发展与西方教会、慈善基金会有着密切关联，受西方医务社会工作理念影响较大，借鉴西方医务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较多。
社会工作推进模式。该模式以上海东方医院为典型。1990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努力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大力发展社会服务，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在浦东新区主要领导的推动下，2000年5月东方医院在我国率先成立了社会工作部，设置专职工作人员，主任获得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其余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37]
公共关系管理模式。该模式以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为典型。针对医院管理中公共关系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2001年北大深圳医院在医院职能科室中设立公共关系科。2002年6月改为社会工作部，实行医院公共关系集中管理，服务临床，树立医院良好公众形象，营造宽松工作环境。[38]
医患纠纷处理模式。该模式以北京朝阳医院为典型。2000年10月在医院领导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北京朝阳医院成立了社会工作部，为医院院级管理部门，与医务处平级。主要职责是化解医患矛盾，降低医疗纠纷的程度。[39](https://www.daowen.com)
志愿服务模式。该模式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典型。在医院党委书记的支持下，2009年4月作为卫生部志愿服务工作试点，经过医院团委、院办和教育处1个月的筹备，成立医务社会工作暨志愿服务工作部，由原团委书记任部长，引进北大社会学系硕士毕业生一人、返聘经验丰富的护士长一名，临时聘用社工专业的专科生一人，以此为团队开展工作。
康复医学模式。该模式主要存在于康复医疗机构，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博爱医院）为典型。在中残联的支持下1988年10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成立之时即设立了“社会康复研究室”，1989年3月正式对外接待门诊病人。由经过社会工作专业培训的医护人员为残疾人提供社会康复服务。[40]从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已有学者对医务社会工作的介入机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提出不同的介入路径。这些研究结果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薛静茹、任一鸣通过观察法，总结了山西省某精神病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在不同治疗时期开展的介入内容，以此建构社工与医院其他角色间的合作模式。[41]但该研究仅仅是提出理论模型，并未对其提出的模型进行可及性研究。不过值得借鉴的是该院医务社会工作者承担的“亲情工程”项目。[42]“亲情工程”项目是山西省慈善总会与该医院共同开展的一个慈善项目，主要是通过福利彩票等方式筹集善款，减免家庭特别困难的精神病患者住院医疗费用，达到救助特困残疾患者的目的。[43]
祝平燕对武汉市某三甲综合医院骨科住院部的200名患者进行两周的对照干预后之后对其问卷调查，提出了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干预医患关系的四步方法。但该研究结果显示此方法对改善病人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效果，但由于样本量小、病种单一，在该方法可及性的有效证明上存在不足。
程莉、陈琦通过对W市P医院的医生和病人进行访谈和观察后得出，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医患冲突的动态安全阀机制，该机制包含了医患冲突的预防期、化解期和善后期。指出：社会工作在冲突预防期促进医患间有效沟通；在冲突期化解冲突、消除误会；在冲突善后期平息双方的怨恨，缓解双方的悲伤情绪，消除双方的抗拒或敌对心理。[44]但是该研究提出的安全阀机制只是基于现实医患关系的介入构想，未完整地付诸实践。研究并未验证实际工作中该机制的可及性。
李沐潼通过访谈法，对社工专业实习生进行研究，提出社工专业实习生介入模式，指出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生，在医院的实际工作中常常在个人、医院、社会这三个方面存在困境。[45]该研究局限于一家医院，因此研究中所涉及的医院和社会两方面困境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对推进医务社会工作形成阻碍尚未具体论证。
刘亦麟于2013年通过对某县级妇幼专科医院的若干病人进行访谈，以及对86名医务人员的问卷调查研究后得出，“院方—患方—家庭—社会的综合介入模式”能够有效的运用于实际的医务社会工作中。[46]该研究提出的介入模式主要依据于对医务工作人员的调查，介入模式对患方的可及性未有数据支持，因此该介入模式仍然只能停留于理论研究，没有实际意义。
薛静茹、祝平燕、程莉、李沐潼、刘亦麟的探索只是当今医务社会工作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不难发现我国医务社会工作的研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往往只停留于某单一病种科室或者某一家医院，研究方法也多以访谈法、观察法为主。虽有部分调查数据支持，但仅仅只探讨了医生群体，对于患者部分的数据量和代表性仍然不足以佐证介入模式的可及性。可以说医务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研究仍局限于小众人群，对于相关政策的制定暂时只有理论参考的意义。
因此，总结各医务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特点，以完善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医患冲突的运行机制为调查目的，以多地患者的大样本数据为支持，得出一个具有客观数据支持的医务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是有必要的，也是政策制定者所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