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研究现状
2.2.1 国外医闹及医院驻警机制研究现状
据韩国《医协新闻》2016年6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韩国地区96.5%的医务人员表示“曾遭患者及家属施暴以及恐吓”，较2010年的86.4%有所上升。[6]针对愈演愈烈的医闹行为，韩国福祉部表示，新修订的医疗法将增设一项禁止恐吓或施暴医疗人员的条款，任何人不得在医疗场所对医疗人员施暴或恐吓，违者将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在韩国，发生在医疗机构内部的谩骂争吵即被视为医闹行为，由警察署进行处理。但此举存在不合理之处，涉及自身或家属的医疗过错，可以保持理性的人只占小部分，继而引发争吵谩骂的行为，法律过分保障医疗工作者而忽视患者的感受，显得有违公平。
日本的医患冲突情况亦不乐观，根据日本医学会2010年在东京地区的一项匿名调查，45.8%的医务工作者6个月内遭受过患者及其家属的言语辱骂，而病患之间的关系也不容忽视，约12.4%的肢体冲突发生在患者之间。以上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执业环境的安全性，为了进一步制止暴力犯罪，需培训员工防暴能力，对医闹零容忍。[7]
在美国，最可怕和潜在的灾难性暴力事件发生在医院内。通过对十二月紧急医学的年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2000～2011年间，至少发生154次院内枪击案，约235名被害者受伤甚至死亡，而且枪击事件大部分发生在人员密集的时候。45人在急诊室内遭遇袭击，65人在病房或大厅被枪击。大部分罪犯抱有强烈的怨恨动机，自杀与囚犯潜逃亦占一部分。针对各州出现的涉医犯罪行为，美社会学家呼吁警员尽可能多地对医疗机构进行巡视。针对众多的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美国多个州相继通过法案，允许医院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门。截至2013年底，美国29个州的医疗机构有警察入驻。[8]
Heywood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评估为中等安全等级的医院设置警察联络处，对住院病人的犯罪行为检出率提高了1倍，[9]由两名退役警官进驻，负责巡视并与警察部门联系。跟国内相反，国外的医院设立院内警察部队，成本需由院方承担，因此Heywood希望学者进行警察驻院成本研究。
Diane.E.Allen的研究表明，强化护警联盟，有助于提高新汉普郡医院的诊疗安全性，2013年医院暴力犯罪数量较2006年下降一半以上。警员开展相应的防暴培训，提高了医务工作者应急能力，减少涉医违法犯罪的伤害。[10]针对国外相关的研究现状，本课题应该加入医警交流的研究，在机制方面包括双方分工与合作，在成效方面包括双方评价及最优模式的选择。
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放在精神病患的管治方面，[11]与我国研究警务室驻院的方向存在较大区别。
2.2.2 国内医院驻警机制研究现状
国内的相关研究匮乏，目前只有西南政法大学课题组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研究，结果以学位论文形式发表，其他研究采用报道形式。西南政法大学课题组研究认为，目前公安机关进驻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存在问题，分布人财权责四个方面。多头领导，体制僵硬；缺乏相应的财政保障；绩效考核模式不成熟；越权调处，民事纠纷刑事化；驻院民警欠缺相关医学知识。[12]该课题实证部分较弱，只进行过警务职能认知的预调查，数据量少，调研项目不全面；因此本课题打算在此基础上进行较为全面的实地调研，包括影响因素与职能认知。
南方日报评论员认为，中山地区自2012年建立驻院警务室以来，两年没有出现过医闹，得益于预警机制的建设，各部门配合得当。[13]市内医疗机构驻警在医闹的初始阶段，通过一键联动与上级主管部门取得联系，派出医闹人数3倍的警力进行镇压处理，将医闹扼杀于萌芽阶段。该观点舆论反映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对警力的浪费，但纵观市内5年医患冲突变化趋势，从2012年的一季度5起，到2016年的全年0起，该措施成效颇为显著。评论员认为，任何社会矛盾的治理投入都会经历从高到低的趋势。本研究需在参考中山地区医闹预警机制的基础上，进行警力配置合理性的探索，剖析优秀经验，为驻警机制的完善归纳有效途径。
史汉云认为，警务室驻院，有利于医患冲突的调解。医闹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聚众闹事的群体性事件极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对群体性医闹事件进行梳理，发现医闹主要成因与医方有关，占78.1%，分别是费用问题、医疗损害、药物问题、服务不周到、解释不到位、管理缺陷。[14]患方原因占21.9%，主要是患者不理解造成。由此可见，医患冲突并非单纯地由患者引起。警务室驻院，起到一个第三方调解的作用。警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进行疏导，患者接受程度更高。[15]夏学銮也表示，警察进驻医疗机构有助于兼顾医患双方利益。[16](https://www.daowen.com)
严海萍认为，警务室驻院，有利于医闹事件的快速处理。院内设置警务室，具有地理上的优势。能够在医患纠纷的第一时间，及早参与调解工作，有效防止医患冲突的进一步恶化，具有扼杀纠纷于早期萌芽的功效。[17]
陈长青、郭仕海、赵九辉认为，警务室驻院，有利于医患纠纷的证据保全。[18]医患纠纷专业化程度高，取证要求严谨迅速。公安人员入驻医疗机构，可以在医患纠纷发生的第一时间获得相关证据，为日后调解或司法程序的进行提供相应的便利。
人民网相关报道认为，警务室驻院，有利于改善诊疗环境。[19]据调查数据显示，警务人员入驻医疗机构后，不仅医闹数量有所下降，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也同样得到遏制。例如非法经营、盗窃和打架斗殴等现象明显减少。医护人员反映，公安机关的进驻有利于提高诊疗信心，不像以往般提心吊胆。
警务室驻院同样存在差强人意的方面。例如警力不足、[20]缺乏强制权、[21]对医疗纠纷有心无力。[22]早前一名警察被聘任为医院副院长的事在学界引起热议，[23]但不同的是，警察驻院是政策的规定，与私下兼职有本质的区别。
王辉认为，驻院民警法律素养低，难以区分医患冲突的性质。[24]新规定的出台，规制公立医疗机构的“私了”行为，私立医疗机构却处于空白区。[25]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中也提及过，驻院民警多为辅警，是派出机关对上级文件的应付式回应。
李春根、汪加强认为，借助警察的权威解决医患冲突，虽然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医闹事件的发生，但从长期来看，很可能会加剧医患之间的权利失衡，激发更加尖锐的矛盾。[26]黄豹认为，警察进驻医疗机构，涉嫌公共权力的滥用。[27]律师邓利强认为警察既要站在医院的角度维护医院的权益，还要作为国家执法者的角色处理医患纠纷，拥有双重身份的民警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很难保证公权不被滥用。[28]笔者对这三种观点不敢苟同，警务室进驻医疗机构主要目的是保障医疗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在医疗体制改革成功前，靠公安力量来维护诊疗安全未尝不可。
因此，研究公安机关进驻医疗机构，要针对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尤其不足部分，探求原因，制定相应对策。
2.2.3 国内外研究之不足
国外研究集中于精神疾患管制医院的驻警研究，与我国的派驻目的具有异同之处。双方共同立足点均是抑制院内暴行的萌芽及发展，但国内的涉医违法犯罪缘起众多因素，包括医疗费用、医患沟通、职业素养、双方素质等多个方面，并非单纯由精神疾患所引致。除此之外，国外院内警察队伍，由退休警察及军人所构成，允许配备军警武器，成本由院方承担。反观我国，医疗机构驻警由民警以及辅警组成，属于公安机关编制管理范畴，并非单纯受雇于医疗机构。因此，国外相关研究重心在于院内执法队伍运作成本，而国内侧重于驻院警力实际工作成效。
国内研究局限于驻警工作成效的文献分析，缺乏实证探索。西南政法大学课题组曾对驻警机制进行探索，由于缺乏调研数据，大部分数据均来源媒体信息，带有一定主观性。根据社会冲突管理理论，在日益严重的群体摩擦中，媒体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或积极引导，或推波助澜。媒体对医疗界的确存在大量失实报道，从“八毛门”到“缝肛门”，再到“医跑跑”，对群众的负面情绪有不可脱却的煽动作用。因此，单纯依赖网络观点，所作研究结论可靠性值得商榷。
本研究将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优劣之处，综合考虑。国外驻警研究方向虽与我国有较大差异，但针对院内暴动的防范机制以及护警联动等方面值得参考，因此，联动形式以及应对机制将被吸纳到此次研究。国内研究局限于媒体信息，可靠性有待商榷，可以提炼相关观点，咨询专家，制作问卷，进行实证调研，验证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