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
在绪论中已经说明,我们所谓的体系积累周期,出自布罗代尔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每个主要发展阶段走向成熟之前,都有从商品贸易向金融贸易转移的特殊过程。布罗代尔是根据大约发生在1740年的荷兰的转移得出这种看法的。他把荷兰的转移比做19世纪末英国的转移和早先热那亚的两次转移:一次发生在15世纪,另一次发生在16世纪。乍一看来,似乎有点奇怪,他竟然把热那亚商人银行家,而不是把更加著名的佛罗伦萨或者奥格斯堡金融家定为荷兰和英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真正前辈。布罗代尔没有说明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然而,种种理由可以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有些理由跟我们给体系积累周期所下的定义有着直接关系。
首先,让我们指出,热那亚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在14世纪下叶同样的体系环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随着竞争压力日益增加和权力斗争升级,投资于贸易不再有利可图的剩余资本成了流动资本,被用来为支付城市国家与日俱增的公共债务提供资金。因此,城市国家的资产和岁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它们各自的资本家阶级更加彻底无缘。热那亚处于这场运动的前列。随着1407年圣乔治商行的成立,它创建了一个由私人债主控制国家财政的机构。在这方面,在差不多3个世纪之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前,无论在效率方面还是在老练程度方面,这个机构都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热那亚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由组建圣乔治商行的私人债主接管热那亚国家财政,并不标志着金融资本开始接管共和国政府,剩余资本开始向立国活动日渐转移,就像正以不同形式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发生的那样。恰恰相反,成立圣乔治商行仅仅是将一种权力二元性和固有的政治不稳定性变成制度。长期以来,两者一直是热那亚国的特点,并将在1528年多里亚(Andrea Doria)实行宪法改革之前继续成为它的特点。希尔斯(Jacques Heers)认为,“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热那亚的全部历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历史。”但是,正是在那个世纪无休止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中,热那亚成为这样的城市:在那里,资本主义“以各种形式,以确切的和现代的技术‘得以发展’;在那里,资本‘逐渐’控制每项经济活动;在那里,银行‘逐渐’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而,在那里很快形成了一个富有的、强大的商人阶级;他们同时或相继参与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总而言之,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资本家阶级。”(Heers 1961:610)
这样看来,15世纪热那亚的资本主义是沿着一条与所有其他意大利大的城市国家绝然不同的道路发展的。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都朝着立国的方向,朝着日趋“死板的”资本积累战略和结构的方向发展。而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则是朝着建立市场的方向,朝着日趋“灵活的”积累战略和结构的方向发展。当地的条件和体系的条件能够独一无二地融为一体,是这种独特性的渊源。
就当地条件而言,热那亚的独特性的渊源,在于热那亚的资本主义源于贵族,在于热那亚城市国家前意识地吞并了周围的农村。到威尼斯开始并吞“大陆”,米兰并吞伦巴第,佛罗伦萨并吞托斯卡纳的时候,热那亚早已把它的管辖范围扩展到利古里亚的大部分地区——从威尼尔港到摩纳哥,从大海到亚平宁山脉,就像热那亚政府喜欢声称的那样。不过,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辖区内这块狭长而又多山的地带分为许多采邑,掌握在热那亚那个小而极其孤傲的土地贵族手里。这个拥有土地的贵族曾经为热那亚的商业扩张提供了最初的创业动力,在13世纪末那次扩张的顶峰时期一直是热那亚那些最重要的企业的领头人。但是,随着投资于贸易的资金赢利减少,热那亚的土地贵族很快着手“重新实行封建制度”,把资金撤回来用于掠夺农村土地,建立强大的私人军队。热那亚政府是无法控制这种地方的,更谈不上指挥那种军队了(Heers 1961:538,590-1)。
因此,与威尼斯或佛罗伦萨相比,在把剩余资本从远程贸易转向投资于占有土地和立国活动方面,在热那亚发生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是完全相反的。在威尼斯,以及较小程度上在佛罗伦萨,这种转移是由城市商人阶级本身提倡和组织的。他们把它当做一种达到双重目的的手段,一方面要使他们手中掌握的剩余资本保值,另一方面要巩固他们在国内外的权力。热那亚的情况正好相反,那种转移是由一个土地贵族提倡和组织的。他们从上次贸易扩张中得到新的活力,把它当做一种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要在更大规模上重申对使用武力、对领土和人口资源的垄断性控制权。这种转移对城市商人阶级毫无好处,给他们在国内扩张财富和权力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必须承认,在与具有商业头脑的土地贵族的联合过程中,热那亚的城市商人阶级曾经得到很大好处。但是,随着贸易扩张告一段落,土地贵族把热那亚国的农村变成自己的“采邑”,这种联合便阻碍了热那亚的城市商人阶级沿着威尼斯或佛罗伦萨的道路成为贵族阶级,反而迫使他们让手中的大部分剩余资本成为流动资本:
擢升到商人阶级或金融阶级……以及很快获得“贵族”的头衔或许比较容易,但是进入贵族阶级或土地贵族的大门已经紧紧关闭。除了极少数例外,你看不到贵族在出售他们的城堡或商业权利。共同所有和联合管理的制度使两者的联系留存下来……而两个“阶级”在财产、生活方式和抱负方面的区别是毫不含糊的。他们的利益常常是完全对立的。他们的政治思想同样是针锋相对的。一个阶级向往资产阶级政体,而且已经在圣乔治商行实现它的理想;另一个阶级希望保持它的特权,可能的话还想建立一个像米兰公国那样的领地。两个统治阶级都掌握如此不同而又十分强大的工具;那个城市会遭受什么样的政治动荡,我们可从它们的对立程度略见一斑。(Heers 1961:561-2)
因此,1407年圣乔治商行的建立,可以说是热那亚资本家阶级自行组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从根本上说,它在政治上被两种力量——金融的力量和刀剑的力量——逼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由于热那亚的国家债务继续膨胀,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因此城市金融利益的实力得到加强,但还不足以战胜土地贵族的力量。后者控制着暴力手段和周围农村的地租来源,仍在参与城市的政府和商务程序,只要符合自身的利益。然而,虽然金融的力量无法战胜刀剑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利益不能有效地自行组织起来对付团结一致的土地贵族。热那亚政府的私人债主通过组建圣乔治商行实际上达到了这一目的。
自行组织起来的金融利益在稳定热那亚的政治生活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339年,曾经爆发了一次反对贵族政府的民众起义,并且任命一名平民担任总督。从那时起,热那亚的政府首脑总是由广大的所谓民众即平民推举产生的。名义上,总督是热那亚国的军事领袖,但实际的军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土地贵族手中。圣乔治商行成立以后,这个组织渐渐接管了政府的岁入管理权,因此在军事上无能为力的热那亚政府又被剥夺了财政大权。
如果说剥夺热那亚政府的财政大权并不会给热那亚带来稳定的政治生活——热那亚的政治生活一如既往,仍然动荡不安——这倒是有助于解决那个城市的财政困境,培养热那亚资本家阶级在金融贸易方面的精湛技巧。“坚挺的货币”的思想在19世纪的英国达到顶点,并在20世纪末的美国学术界找到了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最先把这种思想广泛付诸实施的,是15世纪的热那亚。
这种实践的中心要旨是,“真正的货币”(good money)的存在,对于资本积累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就像现在一样,资本主义组织——不管是企业、政府,还是两者合一的组织——需要坚挺的、可靠的记账单位来计算它们的商业和金融活动的赢利和亏损。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当时就像现在一样,这些组织势必会把亏损当成收益,或者相反,完全是因为它们用来进行商务活动的支付手段的价值变化不定。那就是说,它们必然会成为所谓金融错觉的牺牲品。但是,假如它们拥有一种可以有效地抵消这种变化的记账单位,它们不但不会成为金融错觉的牺牲品,反而可以利用别人的金融错觉(monetary illusions),从它们那里买进和借进,向它们卖出和借出,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15世纪热那亚的商人银行家心里非常明白,要想消除实际上正在流通的货币——包括在热那亚流通的货币,即他们所谓的“现值货币”——的价值变化,他们既没有能力做到,也对他们没有好处。但是,到了那个世纪中叶,他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如果推行一种恒定的记账单位,用来结算互相之间的贸易,精确估计他们远程商业和金融交易是否可以赢利,并在实际上正在流通的货币的价值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够赢利而不是亏本,他们既有能力做到,又对他们十分有利。因此,1447年通过一项法律,要求跟货币兑换有关的所有商业活动必须以固定重量的金币来报账,这种记账单位很快成为“真正的货币里拉”,有时候也被称做“可以兑换的货币”。从15世纪50年代初起,这种“真正的货币”成为热那亚商业活动的标准记账单位,不仅用于现金兑换,而且用于所有交易,虽然各种价值的“现值货币”仍然作为兑换的标准手段(Heers 1961:52-5,95-6)。
这次货币改革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金融手段和金融技巧注入了新的冲力。如果说现代巨额融资是佛罗伦萨人的发明,那么各种形式的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真正诞生地是在15世纪中叶的热那亚:
从文艺复兴运动中期开始,热那亚的(金融)技巧,具有当今资本主义的特点。支票和汇票四处通用,票据签字的原则得到认可;大多数支付通过银行转账来完成,那个城市拥有一种稳定的、现成的记账货币。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无须使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增加支付手段的原因……这是一个货币稳定得多的时期。因为热那亚跟不大发达的邻近地区(尤其是法国)不同,它拥有相对充足的支付手段。它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秘诀;这种制度在于“拖延支付和结账,不断地让这两者互相重叠”;“假如所有的账目同时结清,这种制度就会垮台。”(Heers 1961:96;黑体字是本作者的;引自Bloch 1955)
无论是政治动乱,还是相对充足的支付手段,还是15世纪热那亚资本主义的精湛技巧,都不仅仅是本地条件产生的结果。恰恰相反,热那亚的发展,是在意大利、欧洲和欧亚体系的更大范围的背景下形成的。这还是热那亚获得成功的一小部分原因。在这些体系条件当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欧亚贸易体系的瓦解;而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热那亚正是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了大量商业财富的。
这些财富的获得主要依靠两条,一是通往中国的中亚贸易路线富有竞争性,二是热那亚企业成功地在这条路线的黑海“终端”建立了半垄断控制地位。只要蒙古帝国确保这条路线的畅通和安全,热那亚保持它在黑海地区的军事优势,热那亚的贸易就欣欣向荣,热那亚企业就在规模上、范围上和数量上蒸蒸日上。但是,一旦蒙古势力衰落,中亚贸易路线因此不再像过去那样富有竞争性,不再那样安全,一旦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在小亚细亚崛起,破坏然后摧毁了热那亚在黑海地区的霸权地位,命运就发生逆转。热那亚欣欣向荣的贸易渐渐衰落,热那亚臃肿的军事—商业机构突然面临彻底改组的紧急任务(参见Heers 1961:366-72,AbuLughod 1989:128-9)。
热那亚对中亚路线上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减少做出反应:它力图更加牢牢地控制在黑海地区得以发展的其他贸易——粮食、木材、皮毛和奴隶。正如希尔斯(Heers 1961:367)指出的,反对威尼斯的基奥贾战争(1376—1381),本质上是一场为在黑海地区强行建立商业垄断权而进行的战争。但是,我们知道,事与愿违:热那亚打输了这场战争,《都灵和约》更加加强了威尼斯对经由南线的对亚洲贸易的控制权。从那时起,一方面由于受到土耳其人快速推进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把扩张目标重新瞄准邻近地区的机会遭到地中海西北地区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势力的遏制,热那亚在黑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势力迅速衰落。
因此,欧亚贸易扩张的渐渐停止,对热那亚贸易的打击特别沉重。而且,它比意大利任何其他大的城市国家的贸易受到的打击还要沉重得多。米兰的金属贸易从席卷欧洲的战争升级中得到很大好处。经过14世纪40年代令人痛苦的重建以后,在优质纺织生产和巨额融资方面,佛罗伦萨的商业找到了新的、受到较好保护的、非常有利可图的市场;在给热那亚带来麻烦的同一倾向和事件中,威尼斯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多。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 1989:129)指出,“威尼斯在地中海南部路线上押下的‘赌注’被证明带来了好运。”热那亚控制下的中亚路线和威尼斯控制下的南亚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得益彰的,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互相竞争的。因此,北线的混乱以及最终关闭,减轻了对威尼斯贸易的竞争压力;热那亚在基奥贾战争中失利,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影响削弱以后,威尼斯的贸易量当然变得更大了。
热那亚远程贸易体系的缩小,该城市在地中海世界经济和意大利城市国家制度中实力地位的相应下降,对14世纪下叶和15世纪该城市的趋向和事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热那亚通往中国的中亚路线的迅速关闭,奥斯曼帝国、威尼斯和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的势力对热那亚的地中海贸易的层层封锁,热那亚城区周围强大的城市国家的崛起,这种形势肯定使热那亚人濒于绝望。因此,热那亚的土地贵族决定撤离商业领域,把经商所得的利润投资到利古里亚地区的土地、城堡和军队方面,这当然是十分明智的。
尽管如此,这种收缩办法加深了积累过剩的危机,使热那亚商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深受”其苦。上面已经指出,在购置土地和立国活动方面,资产阶级为其剩余资本寻找有利可图的出路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更加糟糕的是,这种局面使热那亚资产阶级在世界经济的大范围里失去了非常需要的保护。
与威尼斯的资产阶级不同,热那亚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足够的自身力量来组织从事远程贸易所需的保护,这个任务始终是由热那亚土地贵族出身的商人来承担的。只要这些贵族分子在商业中的利益依然巨大,这样的安排有它的优点,因为资产阶级能够集中精力专门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商业活动。但是,当那种利益逐渐减少,土地贵族撤离商业活动以后,资产阶级便在一个日趋敌对的世界上得不到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一大部分热那亚资本和商业人员重新依赖热那亚的国内经济,尽管在购置土地和立国活动方面缺少引人入胜的投资机会,这就不足为怪了。热那亚积累体制这种向内挤压的局面,是引起上述倾向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倾向——政治动荡,支付手段过剩,以及新的货币手段和技巧的出现——是15世纪热那亚的主要特点。然而,这些倾向本身不能也没有解决作为这些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积累过剩危机。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即使是在后来的金融贸易中成为热那亚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主要成分的精湛技巧,也没有为解决热那亚的这场资本主义危机发挥多大作用。
然而,在内部深处,热那亚的贸易和积累体系对这场危机作出的反应,正经历着大刀阔斧的重组过程;这样的重组,届时将使热那亚的商人银行家变成16世纪欧洲最强大的资本家阶级。热那亚的军事—商业势力正被土耳其和威尼斯的势力挤出黑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同时,它的势力在地中海西北部地区遭到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势力的遏制。然而,正如艾略特(John Elliott 1970a:38)指出的,虽然热那亚国和加泰罗尼亚—阿拉贡联邦之间的战争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胜负难分,但是热那亚的资本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挫败了加泰罗尼亚的资本。最初的胜利是在巨额融资的领域里赢得的。在14世纪80年代初的危机中,巴塞罗那的许多主要私人银行倒闭了。热那亚的商人银行家旋即抓住由此创业的机会,成为伊比利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家。这种情况酷似美第奇家族,它在14世纪40年代危机中利用了巴迪和佩鲁齐垮台的机会,只是范围更大。然而,就热那亚人后来大发横财而言,接管加泰罗尼亚的贸易被证明是最具决定性的胜利:
卡斯蒂利亚羊毛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加泰罗尼亚人正在多条战线上作战,无法抓住这些机会。反倒是在科尔多瓦、加的斯和塞维利亚定居的热那亚人与卡斯蒂利亚建立了坚固的联盟,获得了从西班牙南部港口出口羊毛的控制权。一旦他们得到这片立足之地之后,那些热那亚人就能在卡斯蒂利亚经济中占据一个又一个战略要点,从而为他们日后参与塞维利亚和卡斯蒂利亚殖民帝国之间的利润丰厚的贸易铺平了道路。热那亚人的这种支配地位,对16世纪西班牙的发展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假如不是热那亚人,而是加泰罗尼亚人赢得了进入卡斯蒂利亚商业体系的斗争,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的历史就会发生意义深远的不同变化。(Elliott 1970a:39)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也得重新改写。就我们所知,我们就会在这里谈论一种“加泰罗尼亚”或者“西班牙”体系积累周期;还有可能,我们也许根本不会谈论体系积累周期。然而,我们现在谈论热那亚周期的原因,不在于加泰罗尼亚人在那个关键时刻“正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因为热那亚人正在更多条战线上作战。部分原因是,用阿布-卢格霍德关于威尼斯的名言来说,热那亚人押在卡斯蒂利亚贸易上的“赌注”被证明是非常运气的。虽然这比威尼斯人在南亚贸易路线上押下的“赌注”还要运气,然而热那亚人的成功只有很小的因素是侥幸。
最重要的因素是,热那亚在下“赌注”的时候非常谨慎;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大量金融和组织手段作为“赌注”的后盾。在这方面,在他们实际的和潜在的竞争者当中,很少有人——即使有的话——能够与之匹敌。在某种意义上,热那亚资本家阶级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倒霉”,孕育了它在16世纪的运气。随着热那亚人在前几个世纪建立的军事—商业帝国的解体,热那亚的土地贵族撤离商业活动,“重新实行封建主义”,热那亚商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始“深受”一种严重的、长期的比例失调之苦。一方面,他们拥有大量货币、信息、商业技巧和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一个竞争日趋剧烈、日趋敌视的世界里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保护他们的贸易。出于三个原因,对于快速而又有效地解决比例失调这个根本问题来说,伊比利亚半岛是个最有希望的地方。
首先,我们可以从图4中看出,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以及附近的马格里布,一直是热那亚企业“垄断”得比较彻底的地中海地区。当别处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热那亚商业便会撤到这个堡垒,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实果然如此;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15世纪上叶,他们把当时仍是独立的格拉纳达王国——它是这一地区最繁荣的工业中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热那亚经济殖民地”(Heers 1961:477;1979:第七章)。
第二方面,对于热那亚的商业来说,伊比利亚半岛不仅是一个可以退避的天然堡垒,而且是个天然的前哨基地。他们可以由此前进,寻找正在失去的物资。随着威尼斯人加紧控制德国的白银和亚洲的香料,热那亚商业起码必须加紧控制通过撒哈拉商队贸易运到马格里布港口的非洲黄金,最好是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大西洋贸易路线,以替代已经失去的中亚路线。从这两点来看,牢牢控制伊比利亚半岛,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的(Heers 1961:68-9,473;1979:第四章和第八章;Pannikar 1953:23)。
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对于热那亚资本家阶级来说,伊比利亚半岛是最有希望发现他们最需要的东西的地方,那就是有胆有识的、能有效地“提供保护的”的伙伴。他们可以怂恿这些人去发挥以前由热那亚的土地贵族发挥的作用。起初,新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好像显然适合担任此种角色。这是因为,他们既是宗教上的狂热分子,又是政治家兼工商企业家,很像早先热那亚那些贵族出身的商人。“欧洲大发现”的最著名的先驱者和鼓动者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亲王,他“是个十足的中世纪人物……‘一心’想要组织十字军东征”(Parry 1981:35-6)。而“大发现”中最成功的企业家是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女王,她是一次旨在扩大基督教和卡斯蒂利亚势力范围的新的十字军东征的领袖:
驱逐犹太人,强迫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洗礼,赋予新的宗教法庭特别权力……这代表了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对穆斯林给基督教世界的强大压力做出的反应,也反映出西班牙的宗教热情更加强烈,对异教更加不能容忍。这种强烈的宗教热情,这种对皈依基督教的新的劲头,很快传到了新世界,并在那里获得新的、更加有效的表现形式。(Parry 1981:29)(https://www.daowen.com)
在具有这种十字军东征精神的同时,很快接受了文艺复兴运动精神,鼓励学习的风气,个人崇拜,尤其是新的政治艺术:
像许多意大利统治者一样,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是依靠战争和外交这两种手段才登上王位的。她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巧妙地恢复了国家的秩序和纪律……把马基雅维里的治国原则贯彻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和葡萄牙的约翰二世……对治国之道的(这种)迷信……有利于人们做好思想准备,去完成西班牙政府将在新世界面临的那个组织临时政治和行政机构的艰巨任务。(Parry 1981:32-3)
皮伦尼说过,跟威尼斯人不同,热那亚人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商人”,而是“使人想起了西班牙的基督徒。跟西班牙的基督徒一样,他们以炽烈的宗教热情对异教徒发动战争;这是一种‘圣战’,不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战争……在他们身上,宗教热情和对钱财的欲望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创业精神”(引自Cox 1959:181)。由此类推,我们可以注意到,伊比利亚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越洋商业扩张——跟早些年代热那亚的商业扩张十分相似,但与威尼斯任何时候的商业扩张都非常不同——是由一个带有双重色彩的工商业机构促进和组织的。这个机构通过“政治交换”的有机关系结成一体。
这里所用的“政治交换”这一表达方式,其实质意义与熊彼特的解释有所不同。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某个非资产阶级实体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会陷于绝境,不但无力领导它的国家,甚至不能保护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在熊彼特看来,在历史上,这条规律的主要例外,是管理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那样的城市国家的事务。他把这一例外归因于“在现代都市(这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事)出现之前,城市管理近似商业管理”。连荷兰共和国也只是这条规律的部分例外,因为“实际上,每到紧急关头,(那个商人共和国)总是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带有封建色彩的军阀”。
民族国家本身的崛起,更使资产阶级在立国和进行战争方面力不从心,从而产生了一种包含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两种成分的“两栖”统治结构:“所有这些不光是返祖现象。这是两个社会阶层的一种积极的合作关系,其中一个阶层无疑在经济上支持另外那个阶层,但是反过来又在政治上得到另外那个阶层的支持。”这不仅仅是一种返祖现象,而是一种积极的合作关系,英国的经验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英国的)贵族分子继续支配一切,直到完好无损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末日。毫无疑问,那些分子……如今吸收了已经渐渐介入政治的另外那个阶层的思想。他们将自己变成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代替资产阶级进行战斗。他们不得不放弃最后一些法律上的特权。但是,虽然他们具有这些特点,不再为自己的目标而进行奋斗,他们仍然主宰着政治机器,管理着国家,行使着统治权。(Schumpeter 1954:135-7;黑体字是原作者的)
熊彼特的论点跟我们早先的看法大体一致,即按照《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定义(“不过是一个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并发展了现代国际体系;它们看上去倒像是早期威尼斯实现的那种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标准日益淡化的形式。这两种看法都认为,政治交换关系将强大的统治集团中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成分连结起来;那种关系只与立国过程有关。相反,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即使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中,那个负责扩张的机构在结构上也是两重性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一(热那亚的)体系积累周期的物质扩长,是由一个带有两重性的机构促进和组织的。这个机构由(伊比利亚的)贵族地主阶级成分——它专门提供保护和谋求权力——和(热那亚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成分——它专门买卖商品和牟取利润——组成。这两个专门化的成分相辅相成,共同的利益驱使这两个不同的成分走到一起,建立政治交换关系,组成进行扩张的机构——只要这种利益存在一天,它们就一天不会分开。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谋求权力的地主阶级成分为资本主义成分创造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是牟取利润的资本主义成分为地主阶级成分加强那个提供保护的机器,提高它的功能和效率。
在15世纪,伊比利亚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和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商人银行家,就是在这样一种关系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理由非常简单,每方都能为对方提供它所最需要的东西;它们的关系能够维持下去,因为这种相得益彰的关系由于双方都能在各自的专门领域里取得成功而不断获得新生。热那亚的资本家阶级在15世纪最需要的是扩大它的商业空间,大到足以容纳它的巨额剩余资本和大量剩余人员,确保它的远程商业网络充满生气。更加充分利用它在地中海西南地区的市场,只是一付治标剂,至多只能放慢向内挤压和衰落的速度。为了解决那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它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重大突破;然而,热那亚国正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内部也四分五裂,无法担当这一任务。
对于孤立无援的热那亚资本家阶级来说,无论他们怎样精打细算,这样一项任务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线。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在牟取利润的刺激之下,热那亚商界一直在探测非洲的西海岸:
那是在黄金价值特别昂贵的时候……13世纪末,达·伽马之前两个世纪,热那亚的维瓦尔第兄弟想要环绕非洲航行。他们迷失了方向。但是,资助他们的资本家多里亚派去寻找他们的那些水手,重新发现了古代曾有记载的“乐岛”——加那利群岛……1350年以后,这种努力停止了,因为黄金对白银的比价回到了比较正常的水平,欧洲的经济活动逐渐减少;到了1450年前后,比价再次攀升,黄金价值上扬,对海洋和非洲的探险活动重新开始。(Vilar 1976:47-8)
因此,热那亚资本家在1447年发起了一次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探险活动,在15世纪50年代赞助了两次沿西非海岸的航行,这都是为了寻找直接通往非洲黄金产地的路线。但是,这种事业的赢利很慢;更重要的是,向图上尚未标明的海域扩张,完全无法估算未来的财政得失。因此,热那亚资本家不大乐意把需要用于实现重大突破的决心和资金继续用在这个方面。希尔斯特别提到过热那亚的商人银行家。他指出:
意大利商人很容易被描绘成一个推销剩余资本的人,敢做冒险但又有利可图的事情。到了15世纪,情况已经不再是那样。商业和金融都不是“冒险”,而是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的行当。它的技巧已经经过反复试验和检验,毫无冒险之余地。(Heers 1961:53)
总而言之,15世纪热那亚的资本家阶级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根本性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失去了以往远程贸易的机会,导致国内激烈的竞争和无休止的争吵,这对利润毫无好处,还使散布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内从未使用过的,或无法使用的商业网络和资源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如要开辟新的远程贸易的机会,并具有足以扭转这种趋势的规模,所包含的风险不但很大,而且难以估测,因此是头脑清醒的资本主义企业不敢想像的。换句话说,获利的原理本身,限制了热那亚资本的自我扩张,从而使它面临自我灭亡的危险。
显而易见,如要摆脱这种困境,唯一出路是跟伊比利亚人那样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建立一种政治交换关系。伊比利亚人非得开辟不以计算利润为动机的新的商业空间,并且急需热那亚资本家阶级最有资格提供的那种服务,所以就让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自行组织金融和商品贸易。那种十字军精神是个良好的保证,确保伊比利亚人在从未标明的海域上将扩张活动继续下去,不会因为经常理智地计算金钱得失而停顿下来。信奉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也是一个极好的保证,确保扩张的促进者和组织者继续体会到与当时一个最大、最有偿付能力、关系最多的商人阶级联合的好处。而且,这个阶级已经在伊比利亚南部建立了牢固的基地。由于这种联系已经形成,所谓的“大发现”又巩固了这种联系,热那亚资本主义终于摆脱了那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朝着它最伟大的扩张时刻挺进。
到1519年,热那亚资本的势力已经如此之大,能在牺牲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帮助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竞选皇帝称号的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在这件事情上,艾伦伯格(Ehrenberg 1985:74)认为,“假如不是富格尔家族出钱,尤其是以其强有力的声誉帮助他的事业”,德意志选举团的王公贵族“根本不会选举查理”。但是,假如不是热那亚的商人银行家调动他们的汇票,使得富格尔家族和韦尔泽家族在短时间内获得所需的金钱,以便在许多不同地点收买德意志王公贵族的选票,这次行动也根本不会成功(BoyerXambeau,Deleplace,and Gillard 1991:26)。
在此后的40年里,富格尔家族的财富得到相当可观的增长,只是后来陷于坏账难收、资产贬值、债台高筑的困境才迅速衰落。在这段时间里,富格尔家族在欧洲巨额融资领域的中心地位酷似一个世纪以前的美第奇家族,虽然美第奇家族的贸易是以教会为基础的,而富格尔家族的贸易是以帝国为基础的,前者比后者要坚实得多。由于这种中心地位,有的历史学家把查理五世时代称做“富格尔家族时代”。如果这个表达方式指的是它在巨额融资中的中心地位,那么这种说法是准确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倾向并没有在巨额融资的领域里得以发展。在这背后,通过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它在整个体系中的贸易网络,热那亚实业界的比较无形的力量继续增大,直到适当的时候感到强大得足以牺牲筋疲力尽的富格尔家族和其他以安特卫普为基地的奥格斯堡金融家,提出自己控制西班牙帝国的金融的要求。
最终使富格尔家族精疲力竭并为热那亚的要求扫清道路的,主要是他们在商业方面狭窄的空间和功能基础。这使得他们成为查理五世的连续的财政困境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从一开始,他们的商业就跟银和铜的贸易结合在一起,并向德意志的王公贵族提供贷款。这种积累的策略非常简单:他们把从金属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贷给王公贵族,换取采矿权或矿产,然后扩大他们的金属贸易,获取大量利润,然后再把利润变成贷款、采矿权和矿产,就这样“无限”地循环发展。16世纪初,按照这一简单公式进行的资本自我扩张突然加快,以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的速度迅猛发展。这是因为,葡萄牙人把大批亚洲香料运抵欧洲,给德意志白银创造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时机,还给德意志白银在安特卫普创造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市场,而迄今为止,德意志白银一直在威尼斯市场的垄断性控制之下。结果,奥格斯堡商人银行家的资本突然成倍升值,在1519年的选举中为他们提供了选择他们要选的皇帝的手段(Ehrenberg 1985:64-74;Braudel 1984:148-50)。
然而,1519年以后不久,使奥格斯堡商人大发横财的有利时机很快过去。在随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西班牙人把大批美洲白银运到欧洲,致使葡萄牙人将很大部分亚洲香料贸易转移到塞维利亚。更加糟糕的是,美洲白银在竞争中开始把德意志白银挤出所有的欧洲市场,造成德意志银矿在1535年以后实际上处于停产状态(Braudel 1984:150)。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之下,富格尔家族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来资助他们的帝国合伙人兼主子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据威尔萨家族的一名代理人说,到16世纪40年代中期,“富格尔家族已经不愿意向皇帝贷款;他们已经陷得如此之深,要过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再把钱收回来。”16世纪50年代初,富格尔不断向他的代理人奥特尔抱怨说,“宫中不会拿出偿还我们债务的决定来。在这种繁忙的时刻,他们肯定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但这还是很危险的;这种事情让人感到厌倦。”富格尔家族尽管这样发牢骚,为了诱使查理五世偿还现有的债务,或者至少支付利息,他们竟然向他提供新的、数目更大的贷款,结果白费功夫。而他们自己是通过在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上借了越来越多的钱才这样做的(Ehrenberg 1985:101,109-14)。
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富格尔家族不但收不回他们旧的贷款(在1556年到1557年期间),反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不得不借给那个(哈布斯堡)家族比以往任何时候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借给他们的还要多的钱。(皇帝的秘书)伊拉索把他们的钱榨得很干了;他或者他的主子并没有因此向他们表示感谢。(Ehrenberg 1985:114)
哈布斯堡家族把富格尔家族能榨的钱全部榨干以后,从1557年起不再向他们借钱,而是越来越依赖热那亚人,不过仅仅是在借钱方面。热那亚人“懂得怎样才能使自己对于西班牙王室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富格尔家族鉴于他们过去的关系,又缺乏创业精神,因此离不开西班牙商业和旧的市场,无法利用正在出现的新的贸易和金融中心”(Ehrenberg 1985:119)。虽然富格尔家族在顶峰时期的势力在表面上看来很像一个世纪之前的美第奇家族,他们的经历却是重复了两个世纪之前巴迪和佩鲁齐家族的枯荣沉浮。他们没有像巴迪和佩鲁齐家族那样破产,但是跟他们一样,他们在错误的时刻做得过分。结果,由于1557年哈布斯堡家族拖欠债务,加上在随后的5年里发生了彻底动摇欧洲金融和贸易制度基础的危机,他们的家业毁了。
16世纪地道的美第奇家族,是一帮热那亚商人银行家,即所谓的“老贵族”。在那场危机中,他们放弃贸易而成为西班牙帝国政府的银行家。他们担任这种角色之后,几乎绝对肯定地会赚钱而不会亏钱。“老贵族”从贸易转向巨额融资,布罗代尔将此看做是他继艾伦伯格和马丁(Felipe Ruiz Martin)之后所说的“热那亚人时代”(1557—1627)的开始。在这70年间,热那亚的商人银行家对欧洲金融实施了可与20世纪的巴塞尔国际清偿银行相比的那种统治。“那种统治是如此地不显眼,如此技术熟练,历史学家在很长时间里竟然毫无察觉。”(Braudel 1984:157,164)
一方面是意大利北部可以提供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过量的金融资本,另一方面是西班牙帝国存在旷日持久的财政困境,两者之间有一种无形的联系。上述统治正是在组织、控制和管理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实施的:
通过皮亚琴察交易会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意大利城市的资本全部源源不断地流向热那亚。一大批热那亚和其他地区的小投资商,把他们的存款托付给银行家,以牟取少量的利润。于是,西班牙的金融业就与意大利半岛的经济建立了一种持久的联系。结果,每当马德里发生破产事件的时候,一般就会引起争吵;1595年的破产事件转嫁过来,给威尼斯的储户和投资者造成很大损失。与此同时,在威尼斯本地,货币兑换和航海保险也掌握在热那亚人手里,因为他们把大量白银运给铸币厂,从而控制了白银供应。(Braudel 1984:168)
热那亚金融家创造并管理着伊比利亚权力和意大利金融之间的这种体系联系,并从中牟取利润;然而,他们本身也饱受一系列危机之苦。这些危机分别发生在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并且全都起源于西班牙。然而,与富格尔家族不同,他们没有被这些危机搞得倾家荡产,因为他们总能设法把损失和混乱转嫁到顾客和竞争者身上。当然,热那亚对欧洲金融的统治最终逐渐衰落,然后就完全停止了。但是,那种统治结出的果实依然完好无损,两个多世纪以后在意大利实现政治和经济统一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热那亚的金融资本是这个事业的一个主要发起者和受益者(Braudel 1984:162,169-73)。
热那亚对欧洲巨额融资的控制,通过其他方式将原始的政治交换关系继续下去。从15世纪起,这种关系已经把热那亚资本家阶级的命题与伊比利亚地主阶级统治者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如今,是金融,而不是贸易,已经成为这种关系的主要支柱,而这种关系依然对两个伙伴都十分有利。这根新的支柱不仅支撑着有利可图的热那亚商业,而且支撑着西班牙帝国谋求权力的事业。“热那亚商人对西班牙国王为什么是那样不可缺少呢?那是因为他们能把从美洲间歇流到塞维利亚的白银,变成一条永不干涸的溪流。”1567年以后,在荷兰作战的西班牙部队要求并得到了按月用金币支付的军饷。“因此,热那亚人不得不把美洲白银变成黄金。”(Braudel 1982:524-5)正如艾伦伯格指出的,“不是波多西的银矿,而是热那亚人的兑换交易会,才使得菲利普二世有可能连续几十年实施他的世界霸权政策。”(引自Kriedte 1983:47)
届时,无论热那亚金融家具有多么精湛的技巧,都无法控制越来越不利的体系情况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热那亚的积累策略往往不是使情况得到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热那亚在欧洲巨额融资中的支配地位渐渐消失,西班牙帝国的势力日趋削弱,热那亚—伊比利亚联盟终于解体。我们只有了解当时逐步升级的权力竞争的背景,才能很好理解这些事件。这场斗争最终使荷兰资本主义发迹。但是,在接着研究荷兰资本主义上升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主导结构之前,让我们强调一下16世纪后期热那亚领导的金融扩张的最主要起因。
与14世纪末佛罗伦萨领导的金融扩张不同,热那亚领导的金融扩张构成了一种资本积累形式的顶峰。这种形式不但具有广泛的体系,而且拥有和谐的机构和结构。按照这种形式,通过建立新的贸易路线,加上利用新的商业地区,欧洲世界经济在一次物质扩张之后接着经历了一次金融扩张,加强了资本对于扩大了的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不仅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资本家阶级(热那亚人),利用很大程度上在物质扩张开始时期已经形成的资本积累结构,鼓励和监督了这两次扩张,并从中得到好处。
我们将会知道,这种形式就是所谓的“体系积累周期”。它最先由热那亚资本家阶级在16世纪创建,然后在荷兰、英国和美国资本家阶级的相继领导和控制下重复三次。在这三次中,体系周期总是以金融扩张开始,又以金融扩张结束的。因此,正如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金融扩张是热那亚周期的摇篮,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金融扩张是荷兰周期的摇篮。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