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积累周期的背景
企业和政府脱钩的过程花了六个世纪时间。现代自由企业制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主导结构,是这一过程的最新阶段。按照莱恩的观点,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目的、使用方法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来区分这两种组织。政府是权力型的组织,它以战争、警察和司法程序,以及道德情感的感染力作为达到目的的典型手段,建立法律和效忠体系。而企业是利润型的组织,它以买卖作为惯常活动,建立生产和分配制度。(Lane 1979:38)
如果我们审察一下1900年左右西方世界实际存在的组织,就不难区分哪些是政府,哪些是企业。然而,如果审察一下15世纪和16世纪的越洋扩张,我们就无法以这种办法来区分那些最初的有关组织。无论是考虑它们的动机、方法,还是结果,我们发现,那些富有革新精神的主要企业,通常既具有政府的特点,又具有企业的特点。(Lane 1979:38-9)
我们将会发现,那些在15世纪和16世纪越洋扩张中起带头作用的企业,无论在行使政府职能还是商业职能方面,都已经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专门化。而在1900年左右,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并没有像莱恩的话似乎暗示的那样已经完全脱钩。然而,莱恩观察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它在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开始阶段直到今天的演化模式的基本趋向。
起初,资本积累体系完全基于并从属于权力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成功地追求利润,商业组织必须是强大的国家,正如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它们不但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而且在立国和发动战争的过程中也起了带头作用。然而,随着积累体系不断扩张,最后涵盖全球的时候,它们越来越脱离并支配权力体系。结果,一种情况出现了:为了成功地追求权力,政府不仅在立国和发动战争的过程中,而且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也必须起带头作用。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一种积累体系完全基于和从属于权力体系的制度,转变成一种权力体系完全基于和从属于积累体系的制度,经过了一系列的体系积累周期,每个周期都包括一个物质扩张阶段(MC)和一个接踵而来的金融扩张阶段(CM')。我们在绪论中已经知道,这种关于接连不断的体系积累周期的观点,出自布罗代尔的看法。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所有主要贸易扩张,在达到金融扩张的阶段以后都宣布自己已经“成熟”。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我们认为,金融扩张开始之时,也就是此前进行贸易扩展的主要商业机构把精力和物力从商品贸易转向金融贸易之时。跟布罗代尔一样,我们把这种金融扩张的周而复始,看做是从中世纪后期到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历史某种统一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与布罗代尔不同的是,我们毫不含糊地把金融扩张阶段,看做是世界范围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机构和结构发生根本性转移的漫长时期。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所谓的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倒有点像皮伦尼(Henry Pirenne)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回顾1 000多年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史,从中世纪的欧洲起,到20世纪初,皮伦尼发现,在这部历史可以被划分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资本家阶级。这就是说,“一个特定时代的资本家群体,并不源于前个时代的资本家群体。我们发现,经济组织每次发生变化,都有一种断层现象,仿佛到那时为止一直十分活跃的那些资本家认识到,他们已经无法适应由迄今未知的需要产生的、要求使用迄今从未使用过的办法来解决的情况。于是,他们就退出斗争,成为贵族阶级。如果他们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仍在发挥一定作用,那也仅是在以被动的方式发挥作用,扮演那种默默无闻的伙伴角色而已。”(Pirenne 1953:501-2)他们在促进进一步扩张方面的位置,由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取而代之。“这个新的资本家阶级……能够适应正在刮着的风,知道怎样调整自己的风帆来利用风力,直到那天到来……轮到自己停止前进,被具有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的新船远远抛在后面。”
总而言之,还没有事实表明,一个资本家阶级能够维持几个世纪,结果能够持续发展,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恰恰相反,经济史上有多少个时代,就有多少个资本家阶级。在旁观者看来,那部历史不像是个斜面;它倒像是一座楼梯,每一级都骤然耸立在前一级之上。我们发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平缓的、规则的上坡,而是一系列隆起。(Pirenne 1953:502)
我们所说的体系积累周期确实构成了“一系列隆起”,每个隆起都是一个特定的政府和商业机构联合体进行活动的结果。它们有能力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再上一个台阶,而这是前一次扩张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所做不到的,也是不愿意做的。每上一个台阶,都包含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上的一次换岗,以及资本积累过程中一次随之而来的“组织革命”。在金融扩张的各个历史阶段,这种换岗和组织革命总是会发生的。因此,金融扩张被看做是一个宣言,不仅宣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特别发展阶段已经成熟,而且宣布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
这样,我们所说的一系列体系积累周期的起点,就是13世纪和14世纪初贸易扩张末期开始的金融扩张;我们将把这个起点看做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的“零点”。正如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 1989)指出的,这种贸易扩张涵盖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部分地区的精华地方(主要是城市)。可以说,这种扩张决不是哪个机构或者哪些机构的有机联合体推动或组织的。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是贸易扩张的主要受益者,在随后的欧洲世界经济的金融扩张中起了带头作用。它们在建立从英格兰到中国之间横贯大陆的贸易链的地区环节方面,确实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可以说,无论是单个儿还是一块儿,这些城市国家都没有成为它们从中大发横财的大陆之间贸易扩张的促进者或组织者。在这方面,它们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无论在绝对意义上,还是在相对意义上,与其他组织相比,首先是与蒙古帝国相比,都是次要的。(见AbuLughod 1898:第五章;以及Barfield 1989,关于蒙古帝国的兴亡对欧亚大陆贸易体系的影响。)
按照本书的定义,体系积累周期包括一个物质扩张的阶段,以及随后一个由同一机构或机构群体推动和组织的金融扩张的阶段。因此,不能说,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的贸易扩张和接踵而来的金融扩张,构成了一个体系积累周期。然而,正是在这次金融扩张的过程中,第一个体系积累周期中的机构形成了,后来金融扩张的所有主要特点也初露端倪。如果不首先审察一下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金融扩张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就无法充分理解体系积累周期的起源或结构。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点——也是所有体系积累周期末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突然变得十分激烈。这种激烈竞争最为明显的要算在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领地,那里已经成为金融扩张的主要场所。从根本上说,在之前的贸易扩张过程中,那块领地里的几个积累中心——城市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合作的关系。合作的主要基础是那些城市国家在工商业活动中的劳动分工。即使是那“四大巨头”,在贸易体系中也各自占据界线比较分明的一片市场。佛罗伦萨和米兰都从事制造业,都跟西北欧进行陆上贸易;但是,佛罗伦萨专门进行纺织品贸易,而米兰专门从事金属贸易。威尼斯和热那亚都专门跟东方进行海上贸易;但是,威尼斯专门跟南亚周边地区做以香料贸易为基础的生意,而热那亚专门与中亚周边地区做以丝绸贸易为基础的生意。
城市国家在贸易结构上的这种不同,不仅防止了它们在商业扩张中互相干扰,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城市国家的商业之间建立了互为补充的强大环节,从而使得一个中心的成功成为另一个中心成功的有利条件。正如希克斯(John Hicks)从理论上阐述他所谓的“处于雏形阶段的,尚体现在城市国家制度之中的……重商主义经济”时强调的,在贸易方面,跟在工业方面一样,由于大宗贸易有可能组织得比小宗贸易更加完善,从而减少了贸易成本,因此赢利确有不断增加的趋向。一方面,这种经济对某个贸易中心或企业来说是“内在的”,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可以在那个中心或那家企业的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经营活动中找到它的根源。然而,另一方面,它与马歇尔所谓的“外在经济”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某个贸易中心或企业由于是“一个更大实体的组成部分”而得到好处(Hicks 1969:47,56)。
在城市国家制度中,“一个更大实体”指的是一批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政治上独立的贸易中心。随着这种中心在数量和种类上日渐增加,在自己特定的那片市场之内,每个中心可以用来发展贸易的商品品种更加丰富,或者可以用更加便宜的价格来获得同样丰富的商品,有利于增加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希克斯指出,这样可以减少经营中的风险:
每个商人都在自己比较熟悉的环境内从事经营活动,仅仅因为那些地方离他“最近”;有些地方虽然离他“比较遥远”,但与他关系可能十分密切,他却不大熟悉。寻找减少因为不大熟悉而带来的风险的途径,对他来说总是十分有利的,无论是用直接的办法来增加知识,还是用间接的办法来想出防范措施,以减少突如其来的情况可能会(很可能会)给他带来的伤害。重商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找减少风险的途径的过程。(Hicks 1969:48)
希克斯接着说,“互相保持接触的商人越多,就越容易获得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就越容易把风险——由于某个商人自己缺乏知识而造成的风险——转移到那些在这方面不大缺乏知识的商人身上,或者转移到那些认为值得获取知识的商人身上。”(Hicks 1969:49)希克斯所说的“商人”也指——事实上主要是指——贸易中心。因此,毫无疑问,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在互相关联而又在空间或机能方面界线分明的贸易地区各操其业,从整体上大大扩大了对自己所在的世界经济的了解,从而减少了在一个极不安全的,甚至是怀有敌意的环境里进行贸易所包含的风险。
总之,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的泛欧亚贸易扩张中,意大利北部那块资本主义领地的繁荣,是建立在领地内部政治上自治的贸易和积累中心的激剧增加,以及这些中心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分工减少了它们贸易的成本和风险。随着中心数量激剧增加,竞争压力必然增加,但只要贸易扩张处于上升阶段,仍然只是一种潜在的压力。新的中心可以找到大量小片市场;这些市场有的是本来“空”着的,有的是由已经建立的中心急于放弃的。而当它们占领这些小片市场,在那里从事专门的贸易活动以后,它们就为已经建立的中心创造了减少经营成本和风险的机会,因为后者可以让自己的贸易朝着更加专门化的方向扩张。但是,即使老的中心和新的中心从事同类经营活动,因而彼此好像会处于直接竞争状态,它们实际上也在联手合作,创造大量贸易;这种贸易之量是如此之大,足以允许开拓新的供应来源,或者开拓销售产品的新的渠道;而对于较少的单位来说,大得简直无法将其有效地组织起来。
如果说这些中心在获得某些原料和销售某些产品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互相竞争,那么,这种竞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Marx 1962:248),调节了一个由众多资本主义中心组成的“商业兄弟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便大致按照每个中心对整个贸易扩张所作出的贡献大小来互相分配利润总额。但是,一方面,大量资本要投入到贸易中去;另一方面,究竟多少资本能够投入进去而不造成大幅度减少资本的赢利;当两者出现重大的、持久的比例失调,那么中心之间的竞争马上就会变成“敌对兄弟之间的一场混战”。当这种比例失调发生的时候,那就不再是分配利润的问题,而是分配损失的问题。结果,每个中心的利益和由所有中心组成的实体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竞争也随之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也就是说,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是要迫使其他中心停止运转,只要达到这一目的,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我们不知道发生这一关键变化的确切时间。但是,我们知道,由热那亚港税款包收人提前征税的中转货物的总价值,从1293年的400万热那亚镑,减少到1334年的200万镑;在那个世纪下叶,上述价值很少超出后一个数字(Martines 1988:170)。热那亚港既是一个贸易中心,又是一个资本积累中心。1293年,它的海上贸易是法兰西王国全部岁入的三倍(Lopez 1976:94)。考虑到它当时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在14世纪的某个时刻,但肯定是在1334年之前,欧亚贸易扩张已经逐渐减慢,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商业活动开始受到一种巨大的、持久的关键性变化的影响(参见AbuLughod 1989)。即便如此,“停止扩张并不意味着重商主义经济已经陷于一种‘平衡状态’——理论经济学家所钟爱的那种停滞不前、充满竞争的平衡状态。当那种停滞状态到来的时候,每个中心仍在努力扩大贸易;但是,其他中心的竞争在过去是可以容忍的,而今却是一种危险。各个中心之间始终存在争吵……然而,到了这个时刻,当它们的贸易发展开始受到限制的时候,它们之间令人生畏的斗争才可能爆发。我们有理由认为,1400年前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那场持续了差不多40年之久的漫长战争,正是这种情况。”(Hicks 1969:57)
14世纪中叶,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互相对立,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实际上最后以1381年的《都灵和约》宣告结束。根据此项条约,威尼斯把热那亚逐出了地中海东部地区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然而,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这些战争,只是城市国家之间一场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的冲突中的几个小小插曲而已。在那场冲突中,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领地四分五裂,最后重新组合。这场城市国家之间的大冲突持续了一个世纪,被布罗代尔称为“意大利的”百年战争。威尼斯把热那亚逐出地中海东部地区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以后,着手建立一个大陆地区。与此同时,米兰接管了伦巴第,佛罗伦萨成为托斯卡纳。那场战争最后以1454年的《洛迪和约》宣告结束。该条约确立了意大利北部的均势(Braudel 1976,I,339,388)。(https://www.daowen.com)
前面已经指出,就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北部几个出类拔萃的城市国家开始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起着大国的作用。然而,也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北部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国家集团发生激烈争吵,不断分裂成互相对立的派别。这种内部争吵如果发生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城市国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尼斯,那么是比较温和的,很容易平息的;而如果发生在那些败北的城市国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热那亚),那么是很激烈的、无法控制的。无论如何,正如布克哈特在他的经典研究中生动地描绘的那样(Jacob Burckhardt 1945:4-64),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历史上许多“混战”的最明显的例子之一。
城市国家的统治集团经常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追求利润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以追求权力为坚实基础:
有许多拒绝和解的流亡者在暗中流窜,他们是失去权势的那一派的领袖们;有许多敌对的城市迫不及待地要乘邻居之危捞到好处。通常还有许多秘密敌人在城里从事阴谋活动。于是,那个依靠实力来获得生存的国家,不得不经常谋求更大的实力……因此,在整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战争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有像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的商业巨人,才有实力在海路上作战,以它们的争吵震撼半个亚平宁半岛。这类战争主要是与最接近独立的城市进行的……大城市吃掉较小的城市……而这些受害者一直是实力强大的城市,是自己被人征服之前更小城市的征服者。任何一个对手都有可能吞噬所有别的对手;这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没有哪个城市强大到能够感到真正安全的程度。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之下,想要生存下来就得始终保持警惕性。(Mattingly 1988:49-50)
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社会制度诞生了。在城市国家内部以及互相之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越来越与权力斗争互相交融;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资本主义利益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正当“意大利的”百年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城市国家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重的财政危机,主要是因为“由军事支出和公共债务积累的利息……而造成的确实惊人的开支”(Martines 1988:178)。其结果是,城市国家进一步“让渡”给金融利益,马克思在讨论原始积累时是这样称谓这种现象的。这种让渡在热那亚最为彻底。1407年,那个共和国的岁入和国家管理,全都交给了由该国的私人债主建立的圣乔治商行。在佛罗伦萨,对卢卡的战争(1429—1433)结束以后爆发了可怕的财政危机,直接导致美第奇家族接管那个城市的政府。但是,即使在米兰——“四强”中资本主义最缺乏、地主阶级统治最坚强的城市国家——公爵的国库也跟该市的大企业和金融大家族发展了十分紧密的关系(Martines 1988:179-80)。
金融利益如此加紧控制城市国家的政府,是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初期意大利北部金融扩张的第二个主要特点。同后来所有的金融扩张一样,国家让渡给金融利益,是通过把剩余资本——即投资于贸易已经不能再获利润的资本——转移到资助战争活动来实现的。现在,资本家集团把投资贸易已经无法再获利润的钱财,用来投资到武力接管竞争者的市场或领土中去。这本身既是一种目的,又是一种侵吞该国的资产和未来岁入的手段。
在斗争中赢得胜利的集团尽管有利可图,然而随着投资于战争的资本赢利日渐减少,这种征服和侵吞过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受到限制。一旦把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从竞争者那里夺到手,一旦把最邻近的竞争者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内,这样更大、更难征服的单位之间就开始互相抗争,一旦这些敌对的城市国家的大部分资产和未来的岁入已经抵押给金融利益,一旦这些事情都发生以后,对那些已经开始控制幸存的城市国家的资本家集团来说,把剩余资本继续投资于战争活动便变得越来越没有好处。正如希克斯(Hicks 1969:57)指出的:“重商主义国家的内部战争,如同残酷无情的价格竞争一样,只能破坏利润。”为什么不能“表现得像现代工业巨头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困境时所表现的那样……(为什么)不能找到一条出路,毕竟那是正常的经商办法?为什么不能达成一项瓜分市场的协议,无论是不明言的还是明言的,以防互相干扰?”
于是,在贸易扩张停止以后的斗争过程中,贸易中心内部以及互相之间往往发展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在贸易扩张期间,为限制竞争所作的安排并非鲜为人知。然而,由于竞争压力不大,这种安排显得没有必要,除了在特定的和有限的范围之内。但是,当贸易制度的扩张达到极点,进行战争这种最有利可图的机会已经使用完毕,对这种安排的需要就变得更加迫切。
随着机会在总体上已经越来越少,或者看来已经越来越少,想要跟对手签订协议来保护自己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就这样,重商主义经济渐渐形成习惯;商人们都按照惯例在一种权利和义务兼有的制度里接受自己的位置。这种“社会引力”(其他经济都要受其影响),对重商主义经济也同样发挥作用。(Hicks 1969:57-8)
因此,积累中心之间往往在贸易扩张的结束阶段发展起来的合作,同在贸易扩张的开始阶段存在的合作,无论在起因方面还是在结果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后一种合作源于结构方面存在的微弱的竞争压力,因为每个贸易中心的商业扩张“自然而然地”受到空间上的和(或者)功能上的距离以及劳动分工的保护。那种距离把它的商业活动跟所有其他中心的商业活动断然分开,而那种分工使得每个中心的商业活动的获利和安全程度依赖于所有其他中心的商业活动的获利和安全程度。与之相反,往往在贸易扩张结束阶段发展起来的那种合作,源于结构方面存在的激烈的竞争压力,因为某些或所有实力更加强大的贸易中心手里掌握的资本要比它们能够有利可图地投资到各自的市场中去的还多,因此不得不侵犯其他中心的市场。正如马克思在论述“积累过剩危机”时说的(对此,我们将在第三章里加以讨论),更多的资本想要投资到商品买卖中去,而贸易制度的结构却无法加以容纳,否则会从整体上大幅度降低贸易的获利和安全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心之间的合作只要成功地阻止各个中心把贸易利润重新投资到进一步的贸易扩张中去,就能成功地从整体上增加贸易的获利和安全程度。正如希克斯指出的,“这种扩张得到阻止的时刻,从其他角度来看,很可能就是一个十分美妙的时刻。利润仍然很高,但是有个条件,这些利润无论如何不应再投资到再扩张中去。一旦那个条件被接受以后,就有了财富,有了安全。”(Hicks 1969:58)换句话说,一旦贸易扩张达到极限,财富和安全开始依赖有关的机构一致承认,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之下,这个极限是无法克服的,想要超越而不是维持这个极限往往会破坏财富和安全。只要贸易中心真正认为应当制止把剩余资本重新投入到再扩张中去的倾向,那么竞争就能得到控制,积累中心就能享受最美好的时光。
还有什么可能比这更加美好呢?乱哄哄的市场变得井然有序。人们在社会中都各得其所;这种位置他们必须保持,但也是留给他们的,只要通过防范他人侵占。他们的行会以及类似的协会就是这类防范手段;利用这种手段,他们可以探索新的伙伴关系……还有别的幸事。扩张过程中表现出的活力不大可能马上消失;它不应再被用来创造新的贸易方式,而是可以在具备安全和财富的情况下转向其他领域。贸易扩张一直刺激人们开动脑筋;但是,当它达到无法再吸收那种精力的程度以后,你可以为艺术而追求艺术,为学问而研究学问……正是在完成贸易扩张之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才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正是由于这些果实,我们才没有忘记它们;而秋季是摘取果实的季节。(Hicks 1969:58-9)
布罗代尔用同一个比喻——“秋季的迹象”——来描绘金融扩张(参见绪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收获物质扩张时期一个业已消逝的阶段的果实,是体系积累周期所有结束阶段的另一个典型特点。这个特点已经在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初期的金融扩张中展示出来。在发展巨额融资(我们马上就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同时,大肆消费文化产品是收获这些果实的最重要办法。
一方面,大肆消费文化产品是那个不利的商业局面的直接结果。在那种局面下,把剩余资本用来资助艺术,是一种较之用来投资贸易更加有益的,甚至是更加有利可图的形式(Lopez 1962,1963)。另一方面,这是一种在供方的驱使之下产生的现象,与把发明一些神秘的共性来当做动员民众参加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的一种手段很有关系(参见Baron 1955)。再一方面,这是相互竞争的商人派别之间争夺地位的直接结果;在这种斗争中,“建立华贵的气魄成了某些家族区别于另一些家族的一种策略”(Burke 1986:228)。
产生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定的复杂情况,在各个城市国家不尽相同,因而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就城市国家的制度而言,大肆消费文化产品是立国过程中——也就是说,在把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领地重新组合成一个包括数量更小、范围更大、实力更强的政治组织的体系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城市国家的统治集团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即他们不能依赖比较传统型的当权派可以获得的那种自发的、惯常的效忠。因此,这些集团“不得不通过强化社区的自我意识来赢得并保持那种效忠”(Mattingly 1988:49)。
使城市国家常年处于不和状态的那些战争,的确凝聚了忠诚分子,赢得了效忠力量,尤其是对于那些赢得战争的统治集团来说。然而,赢得战争的城市国家通过兼并输掉战争的城市国家的领土和人口来扩大自己的领地以后,又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出现了忠诚和效忠的老问题。而且,当那些扩张中的城市国家开始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大国的角色时,国内的合法性问题又被国外的合法性问题弄得复杂化。注重艺术和学问,成了赢得国内外双方忠诚的最好不过的手段。
而且,这种手段还非常适合城市国家统治集团的技巧和脾性。
统治集团由商人和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大多数受过一定的法律和公证方面的训练……他们大多数具有在广场或市场参加辩论的经验,因而认为语言可以与刀剑一样威力巨大,这是很自然的。商人和政客们相信;把外交和辩论用做军事力量的辅助手段或替代军事力量的手段,可以有效地起到说服作用;这种信念很可能因为对古典文学重新产生兴趣而得到加强。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反过来又强化了新人文主义,使新人文主义带上当时十分流行的喜欢公开辩论的倾向。这种形式的心理战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现在谁也无望加以估计。在受过教育的阶级里,公众舆论肯定多少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从彼特拉克和黎恩济的时代起,肯定越来越有一种想要通过文学的手段来左右这种舆论的倾向。(Mattingly 1988:53-4)
语言日益替代刀剑而又从未完全替代刀剑成为获得权力的手段;在发生以1454年《洛迪和约》宣告结束的连绵战争的那个世纪里,这是巩固意大利城市国家国际体系的一个核心方面。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力量作为补充手段,或者确切地说,作为基础,那么无论是语言,还是刀剑,都还不足以建立欧洲世界经济中未来国际体系的原型。以语言和刀剑建立的业绩,比之以金钱建立的业绩,更容易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成一种世界性制度的过程中,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作出的最具决定性的、最持久的贡献是在巨额融资领域之中。这是一种“无形的”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第一体系积累周期的机构和结构形成了;现在,我们就得来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