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融资的形成
巨额融资(high finance)作为一种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是佛罗伦萨人的发明。它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的贸易扩张中奠定基础,但只是到了那次扩张结束之时才渐渐成熟起来。
阿尔卑斯山脉以外第一批广泛的金融交易,是由锡耶纳商人进行的。他们当时作为教皇的税务官来到英格兰和几个北方王国。这种跟罗马和替罗马做的生意,包括朝圣、特赦和特许这样的“无形出口”。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整个黄金时期,它对佛罗伦萨和锡耶纳金融家族的繁荣和在大陆建立势力范围来说一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巨大的商业活动需要高超的管理技术。商人兼编年史家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认为,佛罗伦萨人“很快认识到成为教皇银行家的有利之处;因为这样的话,世界上最大数量的流动资金就将不得不经过他们的手掌”(引自Cox 1959:165;同时参见De Roover 1963:1-3,194-224;Gilbert 1980:第四章;Burke 1986:224)。
佛罗伦萨企业在欧洲巨额融资方面所起的带头作用,是建立在为罗马利益而进行的宗教贸易以及为佛罗伦萨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羊毛贸易的基础之上的。13世纪末期,佛罗伦萨羊毛工业的迅速发展,涉及不断扩大“受托区”。它从那里购进原料,并向那里销售最终产品。当本地的生羊毛供应来源枯竭以后,主要从荷兰和法兰西进口大量粗纺布,然后由佛罗伦萨技术熟练的工匠进一步加工、抛光。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发现新的富有竞争力的生羊毛供应来源以后,佛罗伦萨的布匹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结果,它不得不再次大规模地调整布局,在布拉班特、荷兰、英格兰和法兰西建立负责制造过程中初级和粗纺阶段的工场,因为在那里找到了质地优良的羊毛(Cox 1959:162-3)。为了达到供求平衡,在供的方面,意大利国家的市场得到了黎凡特地区迅速扩大的市场的补充;在那里,佛罗伦萨加工完成的羊毛织品被用来换取香料、染料和其他亚洲产品。维拉尼指出:“随着质量不断提高,产品打入了法兰西、英格兰和那些本是原产地的市场,在那里出售,换取粗纺织物。”(引自Cox 1959:162)
佛罗伦萨的巨额融资体系,最初就是扎根于由羊毛贸易建立起来的广阔而又密集的交易网之中,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扩大起来的:
大银行家同时也是……羊毛行会的成员,因此国际金融和布匹生意同时得到广泛发展。作为银行家,他们把货币和外国到期的债款转变成羊毛;接受羊毛作为贷款的抵押;允许外国欠教皇的款子用羊毛来支付;当封建领主要求财政好处的时候,他们更从领主那里谋求贸易特许,尤其是对羊毛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们还)资助国内外的布匹生产……(并)为销售成品提供短期贷款。(Cox 1959:164)
只要羊毛贸易继续快速发展,获得高额利润,它就成了推动佛罗伦萨的金融体系向欧洲扩张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增长比率减缓,赢利下降,佛罗伦萨的商人银行家开始为迅速增长的对流动资本的需求寻找并最终找到了一种新的基础。那种需求是由西欧正在兴起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产生的。这是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谈到,欧亚贸易扩张的逐渐停止,不仅跟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内部的竞争升级很有关系,而且跟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升级关系密切。爆发“意大利的”百年战争的那个世纪,也是爆发更加有名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的世纪,天主教会体系发生“大分裂”的世纪(1378-1417),伊比利亚半岛一再发生无政府主义和政治混乱的世纪,北欧爆发一长串战争的世纪。在此过程中,汉萨同盟的实力衰落,荷兰的财富增加。
欧洲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升级,它们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与欧亚贸易扩张的逐渐停止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不便讨论。然而,“英法”百年战争对佛罗伦萨巨额融资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之前的贸易扩张过程中,英格兰成了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制造中心最大、最重要的优质羊毛来源。正如莫尔(Barrington Moore 1966:5)指出的,羊毛贸易的这一扩张,产生了“最终支配英国社会的强大的商业动力”。它的影响“不仅城镇感觉得到,连农村也感觉得到,在农村的感觉有可能更加强烈,在政治生活中当然也有感觉”。
商业动力不仅对立国活动,而且对战争活动也产生影响。事实证明,英国入侵法国前夕,英国统治者显然在战争商业化方面比他们的法国对手高出一筹;而在其他方面,法国人要比英国人更加强大(McNeill 1984:81-2)。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通过入侵法国,英国统治者认为,把自己对于法国人在战争商业化方面的领先地位转化为领土掠夺的时刻已经来到,或者认为,他们需要用扩大领土的办法来弥补正在减缓或萎缩的羊毛贸易对自己立国和战争能力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入侵法国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由于在1310年至1329年期间英国银币铸造不断减少(见图2),英国的国际收支经历了一个严重恶化的时期。很大比例的英国银币——在上述20年间占90%或者更多——是用熔化的外国银币来铸造的。因此,英国铸币生产水平的变化,是与国际收支的变化密切相关并成正比的(Miskimin 1969:139)。
由于在行使立国和进行战争的职能方面已经习惯于依赖不断扩大的外币供应,英国统治集团对这种变化做出的反应是:通过战争来获得他们已经无法再通过贸易来获得的东西。关于国际收支的考虑在英国入侵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我们可以从下列事实中找到直接证据。英国人在欧洲大陆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要迫使他们的佛兰德斯客户给予更加优惠的贸易条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首先勾结卡斯蒂利亚国王,对佛兰德斯实行羊毛出口禁运,然后发起进攻,在坎桑德战役(1337年)中打败了佛兰芒人。在这个时候,英国人恢复了对佛兰德斯的羊毛出口,但价格要对英国人有利得多,而且还有条件,佛兰芒人必须向爱德华三世提供直接贷款(Miskimin 1969:92-3)。
向客户索取高价,强迫客户提供贷款,这本身并不是资助一场旷日持久、费用浩大的战争的好办法,因为这种政策迟早会产生杀鸡取卵的后果。最后的事实也是如此,佛兰德斯的织布工业不得不宣告破产。然而,索取高价只是更大战争中的一种战术手段,目的在于使英国本身的织布工业“内部化”。这样,佛兰德斯织布工人一方面受到禁运和军事入侵的威胁,同时又被鼓励迁往英国。当14世纪末佛兰德斯织布工业最后垮台的时候,许多工人正是那么做的(Miskimin 1969:93-9)。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的成功程度,可以从图3中描述的趋势来判定。该图显示出英国织布工业在百年战争期间的发展,以及同一时期佛兰德斯的三个主要织布中心之一伊普尔“被迫”削减工业生产能力的过程。
在评论这种趋势的时候,米斯基明(Harry Miskimin)强调了导致这种倾向的“负和游戏”。
爱德华三世非常成功地摧毁了佛兰德斯的工业,并将它的部分工业转移到英国。但是,佛兰德斯的工业萧条,肯定降低了英国本来可以达到的成功程度。英国的成就在于移植一个工业,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工业领域……面对一个不断衰落的世界市场——仅是伊普尔的衰落就超过整个英国出口贸易的衰落——英国通过使用国家实力和从经济上控制原料来源,以牺牲佛兰德斯利益为代价,实现了地区经济的繁荣。(Miskimin 1969:95-6)
英国布匹生产的发展,仅仅在于移植了一个工业;这种移植是跟经济繁荣的全面衰落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佛罗伦萨“自动”削减生产能力的情况考虑进去,这个结论就更加不可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在伊普尔之前,而且规模更大。据维拉尼说,佛罗伦萨在1338年有200多个工场,生产7万到8万匹布,总价值120万金弗罗林。而在30年之前,它大约有300家工场,生产10万匹布,虽然那种布要粗糙一点,只有大约一半价值(Lopez and Raymond 955:71-4;Luzzatto 1961:97-8,106,141)。
因此,佛罗伦萨商人和制造商早在1338年之前已经开始削减粗布生产,集中生产质量较高和价值较高的产品。但是,在1338年和1378年之间,这种倾向变得断断续续。他们几乎完全集中生产优质布;在整个15世纪,每年产量减少到2.4万匹,从来没有超过3万匹(Cipolla 1952;Luzzatto 1961:97-8,106,141)。
1338年到1378年期间,佛罗伦萨毛纺生产的削减幅度,要超过伊普尔从百年战争开始到14世纪80年代的衰落幅度,或者14世纪英国布匹出口的整个增长幅度。然而,佛罗伦萨如此大规模地削减工业生产,并不是英国统治者或者任何别人使用武力或者进行武力威胁的结果。这完全是指导佛罗伦萨企业的资本主义行为逻辑的一种表现。
当时就像现在一样,这种逻辑决定了资本只应投资到贸易和生产中去,只要这些活动不但肯定赢利,而且利润高出任何比率,如果这一比率能够证明,在把资本用于贸易和生产的过程中,让它遭受必然会遇到的风险和麻烦是值得的,而且还能给老板补偿本来把这些资本用来做金融生意可能会获得的赢利。当时就像现在一样,由于整个贸易体系中竞争压力不断增加,这一比率往往随之提高,因此引起资本从采购、加工和销售商品向更加灵活的投资形式的大转移,那就是说,主要为国内外的公共债务提供资金。这一转移并不倾向于形成某种“均衡”。恰恰相反,它是重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表现和根由。
经济动荡在14世纪40年代初的“大危机”中达到高潮。危机由爱德华三世在1339年引起,他拖欠了136.5万金弗罗林的巨额贷款。该贷款是由巴迪和佩鲁齐这两家佛罗伦萨公司提供,用来资助英国入侵法国的。应当指出,这笔钱超过了1338年佛罗伦萨布匹生产的总产值。谢维尔(Ferdinand Schevill 1936:219)认为,佛罗伦萨银行家知道这种投资风险很大,但是他们已经陷于资助英王的事业之中,无法自拔。这很可能意味着,巴迪和佩鲁齐知道,通过羊毛贸易来扩大收入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回收早先贷给英王的款子的最佳机会,在于再给他提供一大笔贷款。有了这笔贷款,爱德华三世就能用征服领土或者把佛兰德斯的织布工业迁到自己领地的办法来增加岁入,从而有能力来支付债务的利息和偿还他的债务。结果,这完全打错了算盘,因为在战争开始以后不到两年,爱德华三世就宣布自己无力还债,从而引发了欧洲信用体系中的一场大危机。储户从佛罗伦萨和别处的银行挤兑存款,巴迪和佩鲁齐本人的公司也宣告破产。
14世纪40年代的这场大危机,严重干扰了佛罗伦萨成千上万普通投资者和工人的生活,加剧了城市统治集团不同派别之间原有的争斗。混乱不堪的市场又雪上加霜,从1348年起,“黑死病”和随后发生的流行病造成严重破坏,致使商人阶级的统治很不稳固,为在政治上解放劳动阶级创造了新的机会。1338年,在那场大危机的前夕,3万多人——约占佛罗伦萨人口的三分之一——靠织布商发出的工资生活。随着布匹生产在随后的40年里一落千丈,靠工资为生的低层工人——这些人在生产优质布过程中只是稍稍沾边——挺起身来保护自己,要求提高工资,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以及组织独立团体的权利。这些斗争最后发展成1378年的所谓“傻子”起义。在那次起义中,贫苦的织布工人夺取了国家权力,推举梳毛工兰多(Michele di Lando)担任该共和国的政治首脑(Cox 1959:152-3;Dobb 1963:157-8:Miskimin 1969:98-9)。
雇主们关闭工厂,把参加暴动的工人变成大批饥肠辘辘的游民,很快控制了这场无产阶级起义。而当这些饥饿的游民开始为了争抢食物而聚众闹事,气势汹汹地朝着执政团示威游行的时候,兰多亲自率领上层行会的工人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Cox 1959:153)。正如谢维尔(Schevill 1936:308)指出的,“14世纪(佛罗伦萨)的斗争,构成了近代劳资冲突的第一章;而资本可以比较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这展示了资本的对手当时以及后来一直面临的重重困难。”
跟后来一样,当时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是,资本比它的对手具有大得多的灵活性和流动性。随着对政府和商业组织的竞争压力日趋增加,在转移资金的过程中,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组织远不像大多数其他组织那样受到关于权力或生计的考虑的约束——无论是英国王室,佛兰德斯的行会,还是佛罗伦萨自己的行会。因此,究竟是通过采购、加工和销售商品的办法,还是通过出钱让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斗争的办法来实现资本的自我扩张,佛罗伦萨的主要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当竞争造成贸易和生产方面的资本赢利减少,权力斗争却能使巨额融资的赢利增加的时候,他们开始把剩余资金从第一种投资办法转向第二种。这种情况在14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渐渐发生,而在14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则势头十分迅猛。
受这种资本转移的打击最严重的是佛罗伦萨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但是他们无力阻止更谈不上扭转这种势头。在这种情况下,就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而言,工人的存在已经是“多余”的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在1378年起义并迅速夺取权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并最后巩固了这种势头。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的行动暴露了佛罗伦萨上层和下层工人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佛罗伦萨资本家阶级的各个派别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政治动机,想要解决他们之间的内部争吵,以铁的手腕来控制劳工阶级。
上层行会的工人积极参与镇压“傻子”起义,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视觉发生偏差,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在整个14世纪,使佛罗伦萨下层工人阶级陷于贫困的那种势头,正给上层工人阶级创造巨大财富。各个制造部门的资本赢利并不是都在减少;在有些部门,赢利根本没有下降。由于剩余资本越来越大规模地转向资助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的内部战争和整个欧洲的世界经济,对战争物资的需求激剧增加,十分有利于威尼斯的造船企业,甚至更加有利于米兰的军火工业。但是,剩余资本转向铺张的消费方面,不仅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而且是优质纺织品这样的更加世俗的商品的消费。结果,一方面,由于生产粗布的赢利下降——对粗布的需求少说也是停滞不前的;由于英格兰、荷兰、布拉班特和法国增加产量,粗布供应十分充足——佛罗伦萨的下层工人阶级成了多余;另一方面,生产高档的布匹总是需要并且越来越需要上层工人阶级的技术和劳力(Miskimin 1969:99,153-7)。(https://www.daowen.com)
佛罗伦萨的大企业和富有的商人家族,巧妙地利用了这种不同的倾向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当他们把下层行会的工人关在工厂大门之外的时候,他们就赢得了兰多政府和上层行会的工人的好感。而当这一策略产生效果,“傻子”起义最终屈服以后,他们就把兰多赶下了台,并在1382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以1378年起义之前少有的那种团结一致统治那个城市国家。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们对待上层工人阶级和下层工人阶级的态度仍然非常不同。通过对进口外国布匹征收高昂的关税,以及其他旨在保守贸易秘密和防止对手获得战略性物资的措施,上层工人阶级的生计比在起义之前受到更加积极的保护。相反,下层工人阶级完全不受保护,并被剥夺了组织独立团体的权利,因此变成了一支剩余劳力流动大军,穷得不得不在创建文艺复兴运动的高峰时期每天为活命而斗争(Cox 1959:154;Miskimin 1969:99;Martines 1988:189-90)。
富有的商人家族对这个城市实行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寡头统治,于1434年宣告结束。美第奇这个在财富和资本积累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家族接管了政府,建立了事实上的君主统治。前面已经提到,美第奇家族接管政府的直接原因与卢卡的战争结束之后那场席卷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破坏性极大的财政危机有关。但是,可以说,那场危机为美第奇家族创造了以低价“收购”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机会。它的这种能力,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可以追溯到14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大危机;在此过程中,美第奇家族成为欧洲巨额融资的领先组织。这个过程有四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美第奇家族的财富是在14世纪40年代大危机的混乱中创造出来的。美第奇家族从危机中幸存下来以后,从中等的家底起家,很快着手填补了巴迪和佩鲁齐两家大公司以及许多小的投资者垮台后留下的空缺。像许多别的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一样,美第奇家族靠的是遍布整个欧洲世界经济的关系网。而且,他们在国外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这些机构由佛罗伦萨设在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米兰、比萨、日内瓦、里昂、巴塞尔、阿维尼翁、布鲁日和伦敦的总部直接控制(de Roover 1963:194,225-346)。
第二,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美第奇家族巨大的跨国扩张,是以一种积累战略为基础的。这种战略优先考虑与政府的金融交易,但在选定跟哪些政府做交易的问题上是十分挑剔的。有记录表明,1435年到1450年期间,该公司总共赢利28.9万金弗罗林,其中90%来自银行业务,其余的来自该公司在佛罗伦萨开办的两家毛纺工场和一家丝绸工场。在该公司的国外分支机构中,最有利可图的是罗马;到1434年,罗马已经为它创造了一半多岁入。跟罗马做的生意以及替罗马做的生意,的确是美第奇金融帝国的支柱,不光是因为有关的流动资金数目巨大,而且因为库里亚家族不断欠美第奇家族的债,使得后者有能力动员罗马教会的精神和组织力量,以确保它借给全欧洲下属神职人员的高利率贷款能够如期偿还(de Roover 1963:194-224)。
第三,美第奇金融帝国的形成和扩大,跟美第奇家族立国能力的形成和扩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5世纪70年代初,当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坐下来计算他的家族在1434年到1471年期间的主要支出时,他甚至不愿把用于建筑和艺术方面的开支与用于慈善和纳税方面的开支区分开来。他把所有的开支放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炫耀他的家族和他的家族在国内的权力。他对惊人的支出总数(663 755金弗罗林)丝毫不感到后悔,最后说:“我认为,这为我们的产业增光添彩;我觉得,这些钱用得正是地方,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Martines 1988:243)
这番看法表明,对于美第奇家族所在的商业气候,美第奇比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具有更加深远的洞察力。他们错误地认为,美第奇家族拼命讲排场,摆阔气,是造成投资于他们公司的资本远远少于利润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美第奇家族的利润很高,恰恰是因为——引用我们早已引用过的希克斯的话来说——他们没有把贸易创造的利润重新投资到进一步扩大贸易中去。1434年到1471年期间,他们用了大约66.4万金弗罗林来资助穷人、艺术和国家。假如他们把这笔钱重新投资于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他们公司的运转资本——鲁佛(Raymond de Roover 1963)认为,那种资本最高达到过大约7.2万金弗罗林——就会增长大约10倍。这样增加的结果,很可能会使美第奇家族陷于缺乏把握的商业冒险,有可能就是导致巴迪和佩鲁齐两家破产的那种没有把握的商业冒险。无论如何,资本短缺的局面会受到严重破坏;而正是由于资本短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得以控制,佛罗伦萨的工人阶级才安分守己,罗马的库里亚和其他几个欧洲政府才不断需要美第奇家族的财政援助。
如果说美第奇家族把巨额利润重新用于扩大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会是一种糟糕的商业决策,那么那种表面看来“无利可图”地把很大比例的利润用于讲排扬,摆阔气,事实上倒是一种很好的商业决策,而不仅仅是因为这给了美第奇家族美的享受和其他好处。这是因为,一般的大企业,尤其是巨额融资,比后来的时代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立国的职能。正如马丁利(Mattingly 1988:59)指出的,美第奇家族驻外分支机构的经理们的外交职能总是引人注目的;而在1434年之后,“就越来越难以区分谁是美第奇银行的常驻代表,谁是佛罗伦萨国的政治代理人。”讲排场,摆阔气,在佛罗伦萨(钱从这里花出)的公共关系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为驻外分支机构的经理们在他们的日常斗争中提供宝贵的心理炮弹,以便让他们在跟贵族顾客打交道的过程中受到平等的(或者是高人一等的)待遇,那是更加重要的。
然而,尽管如此,在佛罗伦萨巨额融资的漫长发展过程中,还有第四方面。这个方面跟美第奇家族和他们的经理们在生意场上的聪明才智毫无关系;而没有这个方面,他们的聪明才智就会化为乌有。用韦伯的话来说,这第四方面,是欧洲的主要政治结构之间于14世纪下叶开始出现的独特的政治竞争和“均势”。14世纪40年代巴迪和佩鲁齐两家之所以破产,倒不是因为他们集中所有财力去干一件事。他们破产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过早地”把大部分财力转移到巨额融资中去,那就是说,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欧洲崛起和衰落的政治组织为流动资本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之前。结果,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为之提供战争资金的英国国王,都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跟欧洲快要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基本关系。那两家佛罗伦萨公司认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屈服于爱德华的压力,把巨额的钱借给他。而实际上,他们只要顶住压力,等着英格兰王国的财政困难恶化,那么情况就会好得多。爱德华却认为,他可以拖欠佛罗伦萨的贷款,无需过分担心英国王室未来的信誉。而实际上,为了赢得他刚刚发动的那场战争的胜利,英国王室需要尽可能地获得信誉。
当美第奇家族出现在欧洲巨额融资舞台上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然,他们可以从巴迪和佩鲁齐的灾难性经历中吸取教训,更加小心翼翼地提供贷款。他们选定罗马作为他们的主要顾客时,无疑就是那么做的。然而,要不是当时存在他们并未出力创造的那种体系条件,美第奇家族即使采取小心翼翼的贷款策略,也不会取得他们实际取得的那种引人注目的结果。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那场危机已经在巨额融资的结构中造成空缺,加强了那些幸存的金融家讨价还价的地位。而且,由于“黑死病”,人们成倍增加了给教会的遗赠和捐款,从而在美第奇家族出来加以料理之前的短时期里,大大促进了罗马的资金流动。而在1378年到1417年期间的“大分裂”中,罗马教廷分裂成两个互相对立的教皇,使得它的金融交易更趋复杂;这一情况对美第奇家族控制库里亚无疑助了一臂之力(参见Favier 1966;Miskimin 1969:144-7)。
教会先是大发横财,后是遇到麻烦,这对美第奇家族确立在欧洲巨额融资中的领导地位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体系条件中最持久的,后来证明是最重要的变化,也就是使得美第奇家族在巴迪和佩鲁齐栽倒的地方获得成功的变化,是英国和法国因百年战争而产生的为流动资本的竞争。我们从图2中可以看出,爱德华三世一方面把优惠的贸易条款和贷款强加给佛兰芒人,另一方面拖欠佛罗伦萨的贷款,这对英国的国际收支和流动资本确实产生了暂时的积极效果。这点可以从14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英国的货币生产计算出来。然而,到了14世纪60年代,这种积极效果已经不复存在;除了在15世纪20年代得到加来的某些暂时接济以外,在那场战争的其余90年里,英国经常面临缺乏流动资金的困难。
这种困难的根源在于,战争是在法国的土地上进行的,这本身就有助于消除英国人对于法国人在战争商业化方面的领先地位:
像早些时候在意大利那样,战场上的一支军队就像是一座流动城市,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得供应。在短期之内,这对法国农村的影响常常是灾难性的;从长远看来,军队和他们的掠夺行为扩大了日常生活中买卖的作用。结果,当法兰西君主政体开始从因英国的最初胜利而产生的灰心丧气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过来,改变了贵族对它的普遍不满的时候,课税基础得到扩大,国王可以征收到足够的钱来供养一支越来越强大的武装力量。就是这支军队,在赢得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之后,于1453年把英国人赶出了法国。(MeNeill 1984:82-3)
一旦敌对行动停止,整个佛罗伦萨尤其是美第奇家族巨额融资的黄金时代很快宣告结束。直到1470年,人们谈起美第奇家族在布鲁日和伦敦的分支机构时仍说,“它们统治着这些国家,手里掌握着羊毛和明矾贸易的大权以及所有别的国家岁入;因此,它们跟世界上的每个市场都有贸易往来,但主要是跟罗马,并从那里获得巨大好处。”然而,到了1485年,驻布鲁日的分支机构已经关闭;美第奇家族不久便从欧洲巨额融资的天地里销声匿迹了(Ehrenberg 1985:196-8)。
然而,只要百年战争还在继续,两个互相抗争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之间的均势,以及因战争商业化而迫使双方不断需要财政援助的局面,都为商业和金融经纪业务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和其他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家都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些机会为美第奇家族提供了商业成功的机会,这是巴迪和佩鲁齐所从来没有过的。美第奇家族抓住这些机会,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家族之一。艾伦伯格(Ehrenberg 1985:52)指出,“美第奇家族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最大影响,是他们在法兰西的路易十一、英格兰的爱德华四世和勃艮第的无畏的查理互相争斗时期施加的影响。”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越陷越深,在欧洲的贵族行列中脱颖而出,最后让自己的商业和金融活动渐渐停了下来。
按照皮伦尼的说法,这一蜕变,主要并不表示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商业条件,倒是表示特别成功地适应了发生这种蜕变时仍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商业条件。美第奇家族的成功之道,仅仅是一种倾向的最明显的例子。这种倾向在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里也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渐渐发展。最明显的是在威尼斯,它也是应付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贸易逆境最成功的城市国家:
威尼斯的大陆帝国在1405年以后获得的前景与机会,在威尼斯贵族阶级内部引起了深刻的变化。大陆给它提供了新的公司、土地、总督职位和有利可图的官职,消蚀了贵族在商业方面的进取精神,使得他们越来越失去活力。用帕累托的经典性的话来说,商业家变成了食利者。(Martines 1988:171)
跟佛罗伦萨一样,在威尼斯,在欧亚贸易扩张结束以后那个世纪里所出现的有利时机,决定了它必须把剩余资本从贸易转向进行战争和立国活动。这两个城市国家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威尼斯的资本转移比较顺利,获得了比佛罗伦萨更高的赢利,因此一个比佛罗伦萨商人阶级大得多的威尼斯阶层可以参与政治资本主义,并从中得到好处。换句话说,资金从贸易活动向政治活动转移的倾向,在佛罗伦萨以美第奇家族势不可挡地成为该城市君主为其高度集中的表现形式;而在威尼斯,同一倾向则以比较松散而又不大引人注目的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该城市的整个上层商人阶级都成了“食利者”。
在威尼斯,跟在佛罗伦萨一样,资本主义精英分子退出贸易而成为贵族的现象,并不说明他们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商业条件,倒是标志着他们追求利润获得成功。尽管如此,皮伦尼认为,事情仍然是:一旦蜕变发生,这些精英分子在随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中扮演着完全被动的角色。因此,当15世纪末欧洲世界经济在所谓“大发现”——指开辟欧洲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直接贸易联系,以及征服和掠夺美洲——的影响之下进入一个新的扩张阶段的时候,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的资本家阶级在促进和组织那次扩张中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剩余资本已经被立国过程充分吸收,因而失去了它先前的大部分灵活性。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知道,更加糟糕的是,他们在积累财富和争取权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功,诱使周围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仿效他们的发展道路,只是规模要大得多。当这些“现代化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力图把贸易从城市国家转向自己的领地,或者干脆征服城市国家的时候,后者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财力用来保护自己。
地主阶级统治者力图把贸易从意大利城市国家转向他们自己的领地,大发现和由此引起的贸易扩张,就是这种努力的不可分割的方面。因此,那些事件是跟这些城市国家的统治集团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是背着他们或者违背他们的意志发生的。然而,这总的情况里却有一个重要例外。这个例外就是热那亚的资本家阶级。它自始至终积极地促进、关注这次贸易扩张,并从中得到好处,从而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第一体系积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