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与民主
然而，严复对“群”的激情以及对“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的兴奋，确实将他引向20世纪初期使中国思想家万分关注的另外两个重大主题：种族与民主。
严复仅仅简单地提到过种族问题，但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却为整整一代人的令人厌恶的种族思想敞开大门。起初，种族问题的提出是为了回答这个平淡无奇的疑问：如果“群”是如此重要，那么哪个“群”才是真正的“群”呢？——当然，人们不加思索就可以回答说：那是中国——但中国是国家、民族抑或种族呢？答案从来都没有弄清楚，但严复极其重视“种族”这个词，目的是为了反驳一位假想的批评家，这位批评家断言中国没有陷入灭亡的危险。中国并非岌岌可危，因为没有征服者能够摧毁她。中国以前曾被异族所征服，可是依然存活下来，因为她的文明必然征服她的征服者。这些征服者还在执掌政权的时候，中国文明就把他们消灭了。对于这种陈腔滥调，严复应之曰：“唯唯……若客者，信所谓‘明于古而晻于今’。”问题是何为异族？“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已。……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或沦于非类。”[160]
这段话有双重涵义。首先，种族之间的斗争比种族内部的斗争更为惨烈。至于中国，作为黄种人的一部分，降服于白种民族将意味着灭亡或比灭亡更可悲的奴役状态。其实，这种奴役状态仅仅意味着更加卑劣的灭亡，这种状态使黄种人——就像黑种人和红种人那样——总是徘徊于灭绝的边缘。[161]在向其国民发出西方威胁的警告的过程中，严复不仅唤醒了国际战争的幽灵，而且唤醒了种族战争的幽灵。严复把种族战争的幽灵放置在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之中，在这种语境里，它确实是不祥的幽灵。严复发出了“白祸”（white peril）的警报。
另一层涵义是：满汉同属一族，因而他们应该齐心协力对抗白种人，而非自相残杀。这种观点与严复的以下信念相当一致，即“群则强”，社会有机体要想变得健康，就必须结成整体而行动。当然，其他人马上会提出异议说：满族乃是异族，“汉种”只有从满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才能抗击白种人。但严复反对这种说法，尽管事实是，他其实危险地使用了轻蔑的语词来谈论满人。严复说，汉族乃“进夫化矣之民”[162]。那些征服汉族的民族是野蛮落后的游牧民族，它们之所以能够征服汉族——正如诗人苏东坡很早前谈及匈奴的征服所说的那样——得益于它们缺乏文明，而非富有文明。[163]然而，严复现在采用了他的假想的批评家的论据说道，所有这类的民族最终都已经臣服于汉族的文化，而且事实上受到这种文化的统治。因此，满族人，这些中国的统治者，全部都包括在中国人之中。他们是“群”的一部分——而白人统治者永远都不可能是“群”的组成部分。
严复再次在中国以外寻找达尔文主义斗争的真正战场。虽然中国曾经败在另一位黄种成员日本的手里——这场失败最先促使他进行写作——但严复还是超越其种族内部的斗争，从而发现这种对他而言更加可怕的斗争：不同肤色的种族之间的“殊死”斗争。
但是，为什么在预言这样一场斗争时，严复仅仅提及黄种和白种呢？他没有更多地提及其他种族，只是使人觉得他们实际上已经置身于斗争之外。但在严复的沉默之处，隐藏着一种轻蔑的暗示，这种轻蔑在其他爱国志士的作品里随即会发展出一种不折不扣的知性偏见——敌视任何肤色较中国人深的种族。严复在其种族清单里列举了赭、黄、白三大种族，然后说到：“黑种最下……所谓黑奴是已。”[164]“最下”，对于严复而言，是意味着“最南”。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最下”不久将意味着“人类进化的最低程度”。
但严复对任何人类进化的程度尚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中国目前的生存斗争，他还没有接受这种可怕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久将使其他人大为震动——即，那场斗争的结局可能已经被判定了，种族的进化可能快慢不一，以致到了最后，白人的优势地位是无可避免的。在严复看来，斗争依然是胜负未定的。中国真正需要的仅仅是斗争的意志。严复没有追问意志怎样能够适用于达尔文主义的方案，他似乎深深地信奉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后来所坚守不放的信念：“有意者，事竟成”。正是这种信念，连同他的这一坚信——即，真正的斗争不是政府之间的斗争，而是社会有机体之间的斗争——使严复看起来如此热切地向往民主。民主将会使社会有机体团结起来；民主将会在整个民族中灌输生存的意志和斗争的意志。
毕竟，国家的强盛仍然是问题所在。民主是手段，因为它是通往强盛的道路，“西洋之言治者”，严复解释说，“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165]
因此，惟一可行的是：“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人们怎样能够做到这点呢？“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166]
这就是民主。但我们要注意其动机。人民要实行统治，那不是为了人民的意志得到实现，而是为了使人民变得强大。民主属于人民，然而，对于人民而言，这种观念希望让人民治理国家，从而使他们能够自愿为国家奉献一切。在中国“生活”其中的严酷的达尔文世界里，受到重视的是人民的生命而非人们的性命。
因此，在这种中国早期的民主呼声里，严复实际上已经喊出了“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的口号，这种呼声在某种意义上使得以后那句同义反复的话，如果不是相当严肃的，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隶属于人民。人民处于优先地位。人民是种族，种族是“群”，“群”是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是国家。个人几乎是沉默无声的。
甚至个人的自由看来也主要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自由”，从来没有谁说出自由对于个人真正意味着什么，自由对于释放民众的力量是必要的，以便他们可以拥有强壮的身体、发达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去保卫种族。[167]自由可以承诺一种尚未出现的集体才能。自由可以为中国效劳，就像它曾经为西方人效劳那样：“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168]
当然，在这种假想之中存在着巨大的信念跳跃，即只要人人“得其意”，他们就会自愿“联若一体”，但严复不抱有这种信念。他没有阐述这条功利主义的原理，即“利益的自然同一性”（the natural identity of interests）。[169]由于这条原理，所有“营私利己”的人们——正如英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惯常所认为的那样——总是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尽管他们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严复的信念，至少在《原强》里表述出来的信念是相当简单的：只要能够使每个个体相信“群”确实是他自己的“群”，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将群体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这个个体看不到任何抵牾——严复也不过如此。(https://www.daowen.com)
严复没有发现总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其原因是：严复是在民族危难的时代进行写作的。严复的哲学是一种危机哲学。个体利益现在附属于群体利益，此事实在严复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义的，因为群体的生存岌岌可危，而且，如果群体灭亡了，那么个体还有什么希望呢？——更确切地说，如果个体仅仅是社会有机体内的一个细胞，那希望是什么呢？这种观点极其简单——而且被过分简单化。
尽管如此，自由与民主，无论怎样定义，仍然是极其革命性的概念，而严复在直言不讳地拥护这两个概念的过程中，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成为革命家。确实，他的观点，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的统治者以及君主制本身的充满敌意的抨击，无疑极大地鼓舞了真正的革命家，但他后来又坚定不移地反对这些人。严复厚着脸皮引用了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接着又巧妙地引用庄子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170]
严复痛斥所有中国帝王，无论是汉族帝王还是蛮族帝王：“夫自秦而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171]在此，达尔文与拿破仑再度交锋。难道中国统治者的统治不是基于“适者生存”的法则吗？即使严复持有这样的见解，他看来也不会认为适者就是优秀者。他似乎暂时地把他的达尔文主义抛诸脑后。至少，他这个怒气冲冲的反问应该会使大多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困惑不已：“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172]
严复用社会契约来解释统治者的存在。起初，统治者因为人民需要保护而受到“容忍”，但那只是权宜之计。统治者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社会“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173]。
因此，严复危险地接近于亵渎和叛逆。但是，在提出这个决定性的问题时，他作出了至关重要的限定：“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174]
在此，严复的达尔文主义观念重新赋予他本人一种政治立场，而且向中国提供一种可以发展出一大批君主立宪分子的基本理据。严复认为，达尔文与斯宾塞向我们展示了进化是按阶段推进的。康有为听到此言将心花怒放。然而，如果进化和进步是按阶段推进的话，那么达到特定目标的特定手段必须适用于这些阶段。“今夫人身逸则弱，”严复说道，“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起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175]
所以，中国要谨防剧烈的跃进。严复说，进步需要时间。改革必须顺应时势。仅凭政令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他引用了宋代诗人苏东坡在10世纪写下的“群众路线”的版本：“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人民必须准备就绪、心甘情愿。改革的成败“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改革必须顺应时势是中国的古老信念，而达尔文现在指出为什么要顺应时势：“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然而，正是斯宾塞告诉严复在这样的世界里应该怎样行事：“富强不可为也……[必须]培其本根。”[176]为什么本性需要培养呢？斯宾塞没有作答，严复也没有追问。对于他而言，一切都洞若观火：中国希望进步，更确切地说，中国希望生存，这种希望取决于三种民众力量的培育——体质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民众必须被“培育”。中国必须“发育得”日益强大。
对于那些对这种貌似缓慢的进步方案感到失望沮丧的人们而言，严复给予了他们鼓励。他成为首批敢于预言中国赶上西方的时限的人们之一。严复使用了一个孙中山肯定会喜欢的论点指出，实际上，西方的优势顶多是在晚近200年里产生的，而最惊人的进步只是在最近50年里取得的。[177]然而，至为重要的事实是：自从西方展示出这条道路之后，“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因此中国有望在60年内与西方并驾齐驱，而在30年内就可以展现出神速进步。[178]
但许多人甚至对落后30年都感到沮丧。不少人对中国能否存在那么久毫无信心。对于这些人，严复给予了两个充满激励的相关语句，这些语句是富有洞察力的，而在心理上却是发人深省的。尽管他所说的都是对进步的乐观赞颂，但严复现在敏锐地表明：进步，至少是技术进步，可能是好坏参半的事情。比如，轮船和铁路，“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179]虽然这句话至少残留着酸葡萄的余味，但它还是暗示出一个相当严肃的哲学难题，这个难题将会深深地困扰着那位乖戾的革命家章炳麟，并使他成为首批质问达尔文式进步观念和进化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180]
然而，严复的好坏参半的观点仅仅推导出另一个孙中山将会非常喜欢的论点。严复说，强大是相对的。虽然西方看上去可能比中国强盛，但西方远远没有接近于完美。西方人还没有实现他们的自由与平等的理想。相反，他们的技术进步只是加剧了贫富差距。这个事实会导致“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于是，严复说：“均贫富之党兴。”[181]简而言之，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讲到的，西方受到“内部矛盾”的侵蚀，从而在内部逐渐消耗了自身的力量。其实，严复使用了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纸老虎”相一致的论调，尽管严复使用的隐喻——他将此隐喻归之于某位“深识之士”——是指那种可能早早盛放而且富丽堂皇，但不能经受风雨的“唐花”。[182]
请注意，“唐花”和“纸老虎”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隐喻：它们都表现出对生存斗争的热切关注。因为，如果政治世界不仅类似于“血腥的自然界”，而且实际上就是“血腥的自然界”的组成部分，那么纸老虎（就像恐龙）是失败者仅存的希望。只要中国接受达尔文，那么中国就不得不相信纸老虎，因为，如果世界不过是庞大的竞技场，而西方又并非“纸老虎”的话，那么中国就性命难保。
严复不认为中国会灭亡。当然，他没有说中国可以坐等西方的凋败；他只是利用他的“唐花”去争取时间，去证明西方是十足的纸老虎，这样，只要中国能够齐心协力进行抗争，那么中国就有赶上西方的转机。但他因此而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世界是蛮荒之地，但生存斗争是漫长的过程，而现在那些貌似的适者并不一定就像他们看上去那么适应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