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但要有信心
因此，严复既要求达尔文胁迫中国去进行改革，同时又要求达尔文去鼓励中国，让中国相信，通过改革将会出现一条通往富强的道路。查尔斯·达尔文对中国说的第一番话是极其含混的。他似乎一边说：“当心，末日逐渐迫近。”[183]另一边又说：“要有信心，凡事都会好转。”
达尔文的警告本来应该会使中国人毛骨悚然，要不然就是使他们深感绝望。毕竟，仅仅被告知这个世界是国家争战的世界——不幸的是，人们不假思索就相信此事实——本来就很糟糕。但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国家争战的世界。中国人认为他们早已拥有自己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前221年）。在战国时代之后出现的汉帝国仅仅由于偶然的失误，大概就将那一切抛诸脑后。因此，这种观念——即，中国现在必须在一个全球规模的新战国时代中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已经是一幅可怕的图景了。但是，如果说这幅图景是“完全合乎自然的”，那将使之更加令人寒心。孔子总是说战国时代是道德沦丧的恶果，而统一与和平可以通过道德的复兴来重新获得。但达尔文现在说，或似乎在说，困扰着中国的“罪恶”并非什么罪恶，而只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确实，混乱无序正是自然的秩序。
对于像严复那样的中国学者而言，被告知秩序就是混乱无序而斗争就是“正道”，那么，他们所受的冲击本来会像大主教威尔伯福斯（Bishop Wilberforce）被告知或自认为被告知下面的事实那样强烈：人类应该将自己的存在归功于黑猩猩，又或者，世界及其所有奇迹都是偶然造成的，而非精心设计的。因为在汉语里，自然就是秩序，混乱无序就是“不自然”，它是反常的，邪恶的。可是严复没有被达尔文的混乱无序惊吓过度，这首先是因为19世纪的世界混乱的易见性（obviousness），以及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在那种混乱之中进行抗争的热切希望，这两种因素使得一种为此抗争辩护的宇宙观具有吸引力；其次是因为，严复从一开始就在他的思想中将进化和进步的概念融为一体，而且使之混淆不清。就像达尔文本人在《物种起源》里所做的那样[184]，而且像其后的许多西方人所做的那样，严复同样缺乏科学根据就假定进化是朝向好的方面，事物步步上升。因此，严复可能会相信安德鲁·卡耐基的话：“一切都在改进之中，因此事事如意。”[185]严复可能会相信，尽管其表面上的混乱无序，进化仍然是自然的秩序，它是伟大而美好的进步，它是实实在在的“正道”。
因此，严复做的几乎就是最初的基督教皈依者对进化论所做的事情：他赋予进化以意图，尽管他是用古老的中国方式去构想出没有设计者的计划。正如阿萨·格雷（Asa Gray）相信“偶然的宇宙秩序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会“坚持认为，尽管到目前为止，偶然的宇宙秩序已经显现出来，但是那些支持意图论的观点（正如自然神学家所表达出来的观点），仍然像达尔文学说（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学说）提出之前那样真实可靠”。[186]严复也会坚持认为，蕴藏在万物之中的“道”依然无所不在。凭着近乎宗教的激情，严复领会了斯宾塞的“不可知之物”（the unknowable），那是一种神秘之物，斯宾塞允许它进入自己的学说体系，然后置之不理；严复用古老的佛教用语“不可思议”来传译这个隐藏在进化背后的神秘之物；但他发现，这种神秘之物是“道”，它在尽力通向某种东西，以及某种尘世的东西。无可否认，这是关于“道”的新想象。进化论能够改变人们对于“道”的观念，正如它改变了人们的上帝观，但它既没有否定“道”，也没有否定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严复后来会饱含真情地说：“[在中国早期的所有思想里]，其[老子]独与达尔文通。”[187]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对于严复而言，“达尔文主义道家学说”（Darwinian Taoism）决不会导致无为。严复本来会在严格意义上接受道家的“无为”观念，即不以人为手段去妨碍“道”，但是“无为”现在却意味着无所作为，这样的理解会成为进化的阻碍。因为把“天”看成自然，所以严复能够毫无困难就接受一种对孟子的名言“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88]所作的道家式的和“达尔文式的”理解。但严复并非仅仅是消极的行动主义者。他所追求的行动远远超过老子和庄子可能描述的行动。因为他相信，人类的行动，更确切地说，人类的抗争，（以某种方式）是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康有为那样，严复也是一名决定论行动主义者，他既是决定论者，又是决心论者（determinationist）。可以肯定，他是一名渐进主义者（gradualist）——他相信进步循序渐进，并且经过必要的阶段——但他坚信每个阶段都要求行动。因此，他可能会赞同孟子的观点，即人们不应该揠苗助长[189]，但他可能也会同样热烈地赞同这种观点（我们换个故事情节），即人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花园交给上帝去打理。
正是这种行动主义（activism）使严复把达尔文的警告听成预警（fair warning）。达尔文，这位西方哲人向中国说道，中国正处于危险之中，确实，威胁来自西方，但他也告诉中国怎样去摆脱危机，正如严复所认为的那样。至少，达尔文的卓越“阐释者”斯宾塞做了上述事情。通过微妙的修正（斯宾塞至少也接近于作出相同的修正），严复在“适者生存”的警句里听出了这样的格言：“那些使自身变得适应的人们能够生存。”由于其内心深处的最古朴的中国成见，严复把他的“自修”信念添加到进化论里。中国可以通过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从而使自己成为适者。
进而言之，在重新涉足生物进化的领域时，严复似乎想改变豹的斑点。[190]我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追问严复这个问题：雪兔（arctic hare）有多么强壮、博识和道德高尚呢？没有人问起这个问题，严复也没有问自己，因为他对此不感兴趣。斯宾塞发现生存取决于力量、智力和道德，而他应该知道答案。根据严复对斯宾塞的理解，只要认识到世界运行的方式，以及认识到作用于世界运行之方式的意志，那么人们就可以实现自我的拯救。
人们对斯宾塞的理解真是千差万别。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引用了爱德华·利文斯顿·尤曼斯（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斯宾塞的最狂热的美国信徒之一——答复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信，后者问他将如何处理纽约的社会罪恶，“没有办法！你我什么都干不了。那统统是进化的问题。我们只能等待进化。也许四五千年之后，进化就会将人类带离这个阶段。”[191]
甚至在其最为保守谨慎的晚年，严复也应该不会以此为代价去接受渐进主义（gradualism）或进化论。严复拥护改革。他是为了对改革有所裨益才用笔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因此，严复读到斯宾塞而没有读到尤曼斯，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正如史华兹出色地论证到，严复当然有权像尤曼斯那样声称自己是斯宾塞主义者。[192]
这就是严复把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情况。完整的进化学说，甚至于它在那时的理论形态，也只是被浅尝辄止。大部分进化学说被错误记述，更多的是没有记述。但在严复的著作里有足够多的或显或隐的思想可以去开创中国哲学思想的新时代。
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掘严复的独特影响。但有两件事情已经清楚无疑。因为过分强调进步、人民、斗争，西方的“娇弱的”力量，以及知识、意志和道德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只要得到宇宙动力的支持，那么严复不是播下了，至少也是培育了大多数将会在毛泽东的个人思想里生根发芽的争端。确实，严复异常重视思想力量，这有助于中国人将来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193]
然而，具有双重反讽的是，严复，这位因译介西方思想而声名鹊起的人物，会在他的善意的译著里使得某些西方思想变得异常难以理解，从而使上述的信念变得更加易于接受。譬如，他会使许多人难以理解“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词所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因为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被自己的“群主义”，以及他对群体优先的激进信念弄得云里雾里。并非斯宾塞独立引导严复去相信：个体只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严复是“自然而然地”领会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的观念，因为中国传统深处的某种东西使他趋向于这种观念，或许，这种东西深邃得足以在两千多年前就使荀子产生同样的趋向。
所以，毫不奇怪，严复在介绍达尔文的时候竟然会忽视下述残酷的生存事实，而名声败坏的原始达尔文主义者和“自然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却正视了此事实：“虽然我们谈论生物群落的时候就像在谈论有情感的生物，虽然我们觉得它们拥有欢乐、悲伤、欲念、爱好和热情，但除了个体以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存在或可以感知到的。”[194]
【注释】
[1]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坎布里奇，1953年），第173页。
[2] 参阅梁启超：《自由书》（台北，1960年），第23页，最初发表在《清议报》（1899年10月15日）。“优胜劣败”不是严复的翻译。梁启超将这个术语由日本带入中国。
[3]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173页。
[4] 这些信息来自汪子春和张秉伦的出色论文《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这篇论文在1982年5月19日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汪、张两先生敏锐地推测：早期的文献之所以没有造成影响可能正是因为它们没有提及斗争。参阅第1—4页。
[5] 我没有全面翻阅卷帙浩繁的《万国公报》，但我的岳父翻阅了，这就是他提供的材料。参阅致谢。至于这名顾问的议论可参阅中国史学会编的《洋务运动》（上海，1961年），第8卷，第397页。
[6] 参阅鲁迅：《二心集》（香港，1964年），第47页。
[7] 参阅下文，第317—318页。
[8]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坎布里奇，1954年），第33页。
[9] 同上书，第55页。
[10] 《湘报类纂》，第208页。
[11]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53页（略有改动）。
[12] 图尔高：《图尔高文集》（巴黎，1808年），第2卷，第19—20页。
[13] 同上书，第212页。
[14] 同上书，第215页。
[15] 弗里德里希编：《康德哲学》（纽约，1949年），第xliii页。
[16] 同上书，第123页。
[17] 弗里德里希编：《康德哲学》（纽约，1949年），第119页。
[18] 曼纽尔：《巴黎的先知》（纽约，1965年），第62页。
[19] 同上书，第92页。
[20] 圣西门：《社会组织、人的科学及其他作品》，马卡姆编译（纽约，1964年），第4页。
[21] 同上书，第116页。
[22] 同上书，第68页。
[23] 哈勒维：《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波士顿，1966年），第471页。
[24] 穆勒：《论自由》（纽约，1947年），第86页。
[25] 同上书，第88页。
[26] 同上书，第72页。
[2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布拉德利编（纽约，1945 年），第1 卷，第409、414页。
[28] 希梅尔法布：《维多利亚时代的心智》（纽约，1970年），第324页。
[29] 《康德哲学》，第127页。
[30] 同上书，第130页。
[3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卷，第6页。
[32]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纽约，1958年），第95页。
[33] 同上书，第97页。
[34] 《康德哲学》，第118页。
[35]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193页。
[36] 达尔文：《物种起源》（坎布里奇，1966年），第489页。
[37] 原文为“moral”（道德的），疑为“mortal”（短暂的）之误。也有可能“immortal”（永恒的、不朽的）为“immoral”（邪恶的、不道德的）之误，全句的意思则是：它[完美]是道德的抑或邪恶的？——译注。
[38] 稍后用来表述“progress”（而且常常用来表述“evolution”本身）的流行词汇——“进化”——出现在康有为享有盛名的《大同书》之中。据康本人说，他的手稿在1885年就已经杀青，但梁启超认为这部书直至1901年到1902年间才最终定稿（见《南海先生诗集》[香港，1966年]，第16页）。我可以肯定，下述情况出现在那时并非巧合，即康有为的所有进化词汇与严复或日本人创造的词汇毫无二致。另见下文，第86—89页。
[39]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上海，1936年），第7—8页。另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坎布里奇，1964年），第29页。
[40]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第11号（台北，1966年），第7页。
[4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60。
[42]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0页。
[43]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0页。
[4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61。
[45]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1页。
[46] 同上书，第15页。
[47] 同上书，第16页。
[48] 曼纽尔：《巴黎的先知》，第267页。
[4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69。
[50]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4页。
[51] 同上书，第15页。实际上他声称自己在1887年就整理出“人类公理”。
[52] 康有为编：《不忍杂志汇编》（上海，1914年；台北，重印，1968年），第1卷，第368页。
[53] 胖胖蛋（Humpty Dumpty）：出自英语童谣：“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together again.”（胖胖蛋墙头坐，胖胖蛋跌了个大跟头；国王的所有兵马，不能再把胖胖蛋拼 凑。）——译注。
[54] 康有为编：《不忍杂志汇编》，第1卷，第376页。
[55] 同上书，第1卷，第327页。另见《孟子译注》（香港，出版日期不详）3.6，第79页。
[56] 康有为编：《不忍杂志汇编》，第2卷，第824页。
[57] 作者的日期有误。贝拉米的小说《回顾》以《回头看纪略》为题（署名析津），刊载在1891年12月（光绪十七年十一月）至1892年4月（光绪十八年三月）第35—39册的《万国公报》上。——译注。
[58] 余英时教授提醒我注意康有为对廖平（1852—1932）的重要借鉴，虽然康有为没有承认此事实。见钱穆：《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上海，1937 年），第14章；另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香港，1973 年），第106—153页。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教授向我指出贝拉米的例子。参阅霍华德：《康有为的早年生活及思想，1858—1895》（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72年），第307—308页。我找到的最早提及圣西门和孔德的文献之一是梁启超写的康有为传记，这则传记首先登载在1901年12月21日的《清议报》上。梁启超在此传记里特意声明康有为在构思其乌托邦时并不知道圣西门或孔德。见《饮冰室文集》，第3卷，6：73。
[59] 康有为编：《不忍杂志汇编》，第1卷，第327页。
[6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61—62。
[61] 贝内特：《傅兰雅译著考略》（坎布里奇，1967年），第43—44页。
[62] 《佐治刍言》，傅兰雅与应祖锡译，载《西学富强丛书》第25辑（出版地点不详，1896年），第1页。
[63] 同上书，第30页。
[64] 同上书，第2b—3页。
[65] 《佐治刍言》，第3b页。
[66] 同上书，第4b页。
[67] 同上书，第5页。
[68] 同上书，第8b页。
[69] 同上书，第22页。
[70] 《佐治刍言》，第23b—24页。
[71] 同上书，第23b页。
[72] 同上书，第18b页。
[73] 同上书，第6b—7页。
[74] 同上书，第38页。
[75] 贝内特：《傅兰雅译著考略》，第107页。
[76]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87。
[77]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台北，1969年），2：4。
[78]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4：1b—2。
[79] 康有为编：《不忍杂志汇编》，第2卷，第721—722页。
[80] 意译。当然，“为”应该念二声，即“成为”的意思。
[81] 康有为编：《不忍杂志汇编》，第2卷，第723—724页。
[82] 汤普森译：《大同书：康有为的大同哲学》（伦敦，1958年），第49页。
[83] 《孟子译注》，6.9，第154页。
[84] 《四书新解·论语》（台南，1961年），14.41，第231页。
[85] 弗里德里希编：《黑格尔哲学》（纽约，1954年），第21页。
[86] 同上书，第16页。
[87] 同上书，第xxxv页。
[88]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5：2b。
[89] 同上书，6A：10。
[90] 同上书，6B：46。(https://www.daowen.com)
[91] 《四书新解·论语》，2.4，第70页。
[92] 康有为编：《不忍杂志汇编》，第2卷，第731页。
[93] 刘盼遂：《论衡集解》（上海，1957年），第384页。
[94] 同上书，第382页。
[95] 同上书，第383页。
[96] 同上书，第391页。
[97]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台北，1962年），第2页。
[98]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138页。
[99] 麦肯齐：《十九世纪史》（伦敦，1889年），第459—460页。
[100] 《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上海，1895年），23：7。
[101]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上海，1953年），第2卷，第132页。
[102] 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严复诗文选》，第6页。
[103] 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严复诗文选》，第3页。
[104] 同上书，第5页。
[105] 同上书，第3页。另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44页。
[106] 《孟子译注》，11.10，第265页。
[107] 参阅我的论文《康有为与保教，孔教改良与孔教复原》，载《中国论丛》，第20卷，第144—176页。
[108] 严复：《论世变之亟》，第3页。严复对《易经》的倚重，可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普林斯顿，1953年），第2卷，第460—461页。
[109] 严复：《辟韩》，载《严复诗文选》，第85页。
[110] 严复：《论世变之亟》，第4页。
[111] 严复：《论世变之亟》，第3页。另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54页。
[112] 尼采：《悲剧的诞生及道德的谱系》，古尔芬格译（纽约，1956年），第155页。
[113] 周策纵：《五四运动》（坎布里奇，1960年），第300页。
[114] 严复：《论世变之亟》，第5页。
[115] 严复：《论世变之亟》，第5页。
[11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台北，1964年），第158页。
[117] 同上书。
[118] 同上书。
[119] 同上书。
[120] 格致（通过研究事物而得到知识的增加），语出《大学》首章，见《四书新解》，第2页。
[121] 严复：《原强》，载《严几道诗文钞》（台北，1969年），第24页。
[122] 同上书，第24—25页。
[123] 《老子道德经》，严复点评、王弼注释（上海，1935年），第42章，2：5。
[124] “理一而分殊”，见《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宋元明之部》（北京，1962年），第209—210页。
[125]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484页。
[126] 同上书，第488页。
[127]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175页。
[128] 梁启雄编：《荀子柬释》（台北，1969年）。见第5章，第51页；第9章，第108页。
[129]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波士顿，1955年），第25页。
[130]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15页。
[131] 例如可参阅《湘学新报》，第4卷，第2810页。
[132] 严复：《原强》，载《严几道诗文钞》，第25页。
[133] 严复：《原强》，载《严几道诗文钞》，第25页。
[134] 《荀子柬释》，第10章，第119页。
[135] 《老子道德经》，第68章，2：19a—b。
[136] 《老子道德经》，第76章，2：22b。
[137] 典出法国作家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寓言诗集》（Fables de La Fontaine）里的《橡树与芦苇》一文。寓言大意如下：芦苇与橡树为它们的耐力和力量争吵不休，橡树嘲笑芦苇没有力量，任何一阵风都能轻易地把它吹倒，芦苇不以为然。过了一会儿，一阵猛烈的风吹了过来，芦苇弯下腰，顺风仰倒，丝毫无损。而橡树却迎着风，尽力抵抗，结果被连 根拔起。———译注。
[138]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23页。
[139]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23页。
[140]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21页。
[141]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43页。
[142]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15页。
[143] 《荀子柬释》，第9章，第108页。
[144] 同上书，第109页。
[145]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35页。
[146] 同上书，第49页。
[147]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15页。
[148] 同上书，第17页。
[149]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16页。
[150]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16页。
[151] 同上书，第17页。
[152] 同上书，第17页。
[153]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59页。
[15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8页。
[155] 例如，可参阅《孟子译注》，2.11，第45页；《荀子柬释》，第11章，第148页；以及《四书新解·论语》，2.1，第69页。许久以后，毛泽东也会强调说：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对毛泽东而言，虽然最终的强权仍然是公理，但公理可能不得不去抗争。
[156] 《孟子译注》，11.10，第265页。
[157]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17页。
[158]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17页。
[159]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85页。
[160]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20页。
[161]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22页。
[162] 同上书，第20—21页。
[163] 同上书，第21页。
[164] 严复：《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20页。
[165] 严复：《辟韩》，载《严复诗文选》，第88页。
[166] 严复：《原强》，第32页。
[167]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70、72页。
[168] 严复：《原强》，第21页。
[169] 哈勒维：《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第15页。
[170] 严复：《辟韩》，第86页。另见《孟子译注》，14.14，第328页，以及钱穆编：《庄子纂笺》（香港，1962年），第10笺，第76页。严复认为这是老子的格言。
[171] 严重：《辟韩》，第86页。
[172] 严复：《辟韩》，第86页。
[173] 同上书，第87页。
[174] 同上书，第87页。
[175] 严复：《原强》，第25页。
[176] 同上书，第26页。
[177] 严复：《原强》，第26页。
[178] 严复：《辟韩》，第88页。
[179] 严复：《原强》，第23项。
[180] 参阅下文，第416—422页。
[181] 严复：《原强》，第23—24页。
[182] 同上书，第24页。“纸老虎”一语可参阅《毛主席语录》（北京，1967年），第66页。
[183] 凯利：《不受污染的波哥》（纽约，1970年），第31、39页。
[184] 参阅上文，第14—15页。
[185]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45页。
[186] 格雷：《达尔文之物》（坎布里奇，1963年），第126、70—71页。
[187]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98页。
[188] 《孟子译注》，7.7，第168页。
[189] 同上书，3.2，第62页。
[190] 《旧约·耶利米书》：“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13.23）——译注。
[191]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47—48页。
[192]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73—80页。
[193] 《毛主席语录》，第3页。
[194] 哈勒维：《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第5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