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后的几个月，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中国正式宣布达尔文时代告一段落。“物竞争存之义，”他说，“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900]这段话肯定能够使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喜悦。而人们想知道孙中山最关注的是人类，是中国，抑或是共和派呢？
三个月后，孙中山受到即将变脸为独裁者的袁世凯总统的邀请访问北京，他重复了同一番话：
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901]
又过了三个月，虽然这次不是在北京，孙中山还是再次重复了这番话：
故达尔文之主张，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后起学者随声附和，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902]
无论公正与否，查尔斯·达尔文正受到质疑。据说，进化现在已经淘汰了达尔文。他自己的学说已经是昨日黄花，它已经不再适用了，它是“野蛮的”。孙中山说，达尔文的时代应该告一段落。
但是，达尔文的时代当然没有终结。在孙中山非议达尔文之后的仅仅五个月，在袁世凯刺杀了国会里主要的共和派挑战者宋教仁之前的17天，孙中山已经看到了不祥之兆。因此，他重新回到达尔文，回到达尔文曾经教给中国人的最初道理：“当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903]当然，他的意思是国会竞争、和平的政党竞争，但是宋教仁的被刺使这一切化为泡影。
1911年的革命，作为一场共和革命，是失败的。而且，当它失败之后，中国人不得不重新追问：“现在怎么办？”当他们产生疑问的时候，斗争再次上演，而达尔文在各个方面都再次成为斗争的一部分。所以达尔文的时代没有终结。可是，他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是——达尔文主义革命的时代。他的第二个时代——从1911年革命直至他的“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超越或取代为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第一个时代的重复而已。诚然，与从前相比，达尔文的足印遍及了更多的文章，以致不少人误以为达尔文的第二个时代才是他的时代。然而，那些足印中的极少数指出了新的方向，大多数则是原地不动。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如果孩子们不写出关于这些论题——“物竞，天择；优胜，劣败”[904]——的文章，是不大可能毕业的，这些文章可能现在都已经散失了。但是，即便能够找回部分文章，虽然在这些文章里面可能有不少革命性的话题，我依然怀疑能否在里面找到多少革命性的东西。因为，甚至学生们的老师，甚至在达尔文的第二时代里声名煊赫而影响深远的杂志《新青年》的编辑和撰稿人，他们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新观点（虽然不少观点可能被独立地重新构想出来）。新的是青年，而不是他们的观点。整个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对此出力颇多——已经被过分地强调为一个新思想的时期。它是一个传播新思想的时期。新的地方在于，中国第一代“近代”学生群体终将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然而，几乎所有“新思想”（只有极少例外）都是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和吴稚晖他们已经拥有的思想。至少，就达尔文主义思想而言，这是可以肯定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现在各种文章之中。我们已经探讨过的所有达尔文主义话题都能从中找到——但极少是新的话题。
所以我们完全有权利——否则，因为人道主义的理由，我们有义务——在达尔文的第一时代的末尾结束我们的研究，虽然我们必须对达尔文的第二时代匆匆一瞥，以便回答我们的最终问题：归根到底，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些什么？
在他的第二时代里，达尔文首先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守护圣徒。但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只是继续推进梁启超在1902年开始而被1911年的“真正革命”所中断的文化革命而已，尽管人们在观望那场革命是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或者重要问题。那场革命没有解决问题。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随后把国家留给形形色色的“军阀”。归根到底，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其他许多人之所以重新发动文化革命，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于能够安稳地从事其他事情不抱任何希望，部分原因是他们冷静地得出这个暂时的结论：毕竟，一场文化革命必须先于一场政治革命——乃至政治改革。
所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呼声——反对孔子、反对祖宗、反对家庭，拥护“赛先生”、拥护“德先生”、拥护“文学革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喊出。梁启超已经在1902年提倡“文学革命”。[905]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不是梁启超的支持者，但他们也在1907年提倡“文字革命”。[906]正如我们所见，梁启超在1902年发出反叛孔子的先声，而无政府主义者也在1907年兴高采烈地继续推进这种反叛。（“孔丘氏在野蛮时代，能比别人多识得几个字。”）[907]同年，他们提倡“祖宗革命”，以此作为“家庭革命”的第一步（而他们没有想方设法去让他们的祖宗起义）。[908]
新文化运动的呼声都是达尔文先前所支持的呼声，他现在以同样的方式再次支持它们。达尔文是新文化运动的守护圣徒，其原因有二。其一，达尔文的学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仍然在信守这种学说——“证明了”，正如梁启超在多年以前所说，“今胜于古，后胜于今”[909]。那是无政府主义者“尊今薄古”的指示[910]，以及共产主义者后来的“厚今薄古”指示背后的信念。其二，达尔文的学说“证明了”现代人不仅仅比古人优胜；而且现代人是适应的，惟独现代人能够称得上适应。达尔文主义所带来的恐惧仍然具有生命力，因此，新文化仍然要使中国适于生存。“保存我们，”鲁迅写道，“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文化精髓]。”[911]鲁迅显然还认为中国的古老文化，中国的文化精髓，不具有这种力量：“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912]
鲁迅仍然把新文化运动视为生死攸关的达尔文主义大事——中国的存亡。鲁迅说，甚至在文学领域，那也是明白无误的：“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913]
但那些反对者怎样呢？那些为“国粹”辩护以及反对新文化的人怎样呢？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些人也反对达尔文；他们自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清了西方的真面目，所以他们拒斥西方和科学——而达尔文的科学首当其冲。
也许某些人的情况确实如此。鲁迅后来说过，许多中国人在一战期间咒骂达尔文。[914] 1930年，鲁迅谴责人们在一战期间对达尔文学说的误解，因为“进化学说”一词在1930年已经开始废用。[915]可以肯定，达尔文的两位最重要的中国门徒在一战期间对西方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从而产生了怀疑，至少对他们的圣人达尔文的遗产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严复在1918年抱怨道：“亲视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916]而梁启超于1919年在他的名著《欧游心影录节录》里附和了这种观点。
梁启超说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917]他把那些灾难追究到进化学说和个人主义身上！《物种起源》的“万语千言”，梁启超说道：“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那八个大字惹出了麻烦：
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当然，这一切都是梁启超自己满腔热情地引进中国的]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 Max Stirner）、卡戛加（ Soren Ki ergegand）[原文如此]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 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 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 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 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 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源]实由于此。[918]
梁启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报应”。[919]他的意思似乎是指因为信仰达尔文主义而得到的报应。但那并非他的真正意思。无论梁启超还是严复，他们始终没有否定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他们驳斥人们对达尔文的“生物学说”（他们最终试图使进化学说回到生物学说）的误用，他们驳斥人们对西方的普遍适应性的误信，虽然比起其他人来，他们在中国做了更多的事情使中国人相信西方的适应性，他们在中国硬把达尔文主义拖进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中。
然而，当他们回到中国文化，当严复说道：“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920]当梁启超呼吁：“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921]此时，他们依然信奉达尔文。他们简直已经得出这种结论：中国文化是最终的适者。
那甚至是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批评家梁漱溟最初的结论。与梁启超从前相比，梁漱溟更加热烈地拥护中国文化，仇视西方文化，而他写出其最为有名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为了回答这个最赤裸裸的达尔文主义问题：“东方[文]化究竟能否存在？”[922]他找到了一种无比精妙的达尔文主义方法来回答，“能够。”
梁漱溟认为，世界三大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代表了三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斗争方式、和谐或协调的方式以及解脱的方式，而每种文化都是进化的自然产物。此外，每种文化在特定的环境中（这里有一种适用于万事万物的时间和空间）是或优秀或恰当或适应的，但每种文化都是序列中的一个阶段，那是适用于或将会适用于所有社会的进化序列。而且，在那个序列中，西方的方式排在前面——这意味着它是最原始的。中国的方式是先进的。中国是领先的。中国现在岌岌可危只是因为它曾经在自己的历史中如此轻易地跃进，以致它的物质文明，也仅仅是物质文明依然没有充分发展，假如中国现在没有突然卷入到与依然野蛮的西方进行交往的话，物质文明不发展也无关要紧。
为了顶住第一阶段文化的冒犯，中国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从事自己微弱的自强奋斗，中国不得不从西方的物质文明里借用某些东西，一种精神发育不足的果实。但中国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先进的和最适应的。印度的方式也同样先进。它是遥远的未来的方式。而印度的现状足以表明，未来的方式并非当前的方式。中国的方式是居中的方式。世界不得不走这条路。只要这实现了，中国将再次成为中国。
其实，这是孔子与达尔文兼得的方式。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新的达尔文主义辩护。但它并没有多少新意。它只是一种可以让中国转弱为强的最新方式——以及迄今为止最好的方式。而那正是每一位我们已经探讨过的独立特行的重要人物（从康有为到毛泽东！）曾经（或将要）试图去做的事情。梁漱溟的论文只是另一种中国达尔文主义的尝试——肯定是一种奇妙的尝试——以此反驳厚颜无耻的西方人的这种断言，即中国是不适应的，中国岌岌可危。
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尔文还是站在双方的立场上。但梁漱溟这方没有获胜。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和谐与协调，即使他们曾经满足过。他们希望斗争。他们希望赢回他们的自尊以及世界的尊敬。所以保守派失败了。胡适这些“自由主义者”（liberals）——如果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在所有战线上都获胜了，除了民主的战线。他们甚至赢得了——如果人们愿意通过计算皈依者的数目来决定胜负的话——1923年科学与玄学之间的大辩论。无论是作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科学主义”（scientism）——正如郭颖颐所称呼的那样——都获胜了，而我们没有必要描述达尔文怎样轻易就被追捧成“唯科学主义”的守护圣徒。自从梁启超在1904年首次宣布了这种信念以来，达尔文就已经成为唯科学主义的守护圣徒了。[923]
然而，在他们不断为“赛先生”摇旗呐喊的时候，以及在他们愤然否决梁启超的所谓科学已经“破产”的断言时[924]，自由主义者依然与保守主义者在这个重要观点上达成一致，即科学——以及达尔文的科学——能够被人们误用，而它已经被交战的西方列强所误用了。胡适说道，千真万确，达尔文的学说“已含一最危险之分子”，“弱肉强食”的观念乃“今日之大患”。[925]然而，“弱肉强食，”胡适说道，“禽兽之道，非人道也。”麻烦的是，人们“以禽兽之道为人道”。[926]但那是伪达尔文主义：“今之持强权之说者，以为此天演公理也。不知‘天择’之上，尚有‘人择’。天地不仁，故弱为强食，而人择则不然。人也者，可以胜天者也。”[927]
胡适是赫胥黎主义者，一位供认不讳的赫胥黎主义者！[928]他希望人类抗击自然选择之道。“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929]这是以仁慈之道取代残忍之道。“生存的竞争”，胡适说，“是很残酷的。”[930]
然而，周作人补充说：“在生物现象上虽然承认生存竞争的事实，但在人类的生活上，却不必要。”[931]“生存竞争的惨剧，”胡适说道，“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但“甚至于生存竞争的观念也并不见得就使他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畜生，也许还可以格外增加他对于同类的同情心，格外使他深信互助的重要，格外使他注重人为的努力以减免天然竞争的残酷与浪费。”[932]
胡适、梁启超、严复，甚至孙中山，全都有意无意地回到赫胥黎的立场。在他们谈论互助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原始克鲁泡特金主义者”梁启超也说过，互助之必要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之一）[933]，他们可能貌似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动物生活展现出任何克鲁泡特金式的巨大热情。他们拥护互助，不是因为鸟雀会互助，蜜蜂也会互助，而是为了反对暴虐，正如赫胥黎自始至终那样。归根到底，他们仍然对动物王国抱有儒家的看法。
而那意味着胡适不再拥护进化吗？当然不是。它只是意味着胡适拥护“人类的进化”，无论这样的进化将何去何从。他拥护“养老而济弱，扶创而治疾，不以其老弱残疾而淘汰之也。”[934]他拥护“容忍”（tolerance）——中国的第二个达尔文时代里的最新式的用语——以及非暴力、理性竞争。[935]他拥护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meliorism”（“改良主义”）[936]，他还拥护渐进主义（gradualism）。而那些是他认为达尔文所拥护的东西：
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是可靠的进化。[937]
实用主义（pragmatism）[938]是胡适的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还是相当新鲜的东西，然而，无论多么精炼，新鲜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温和、容忍和怜悯，而不在于它的渐进主义、社会改良主义（melior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甚至其科学方法都并非什么新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大都存在于严复和梁启超的思想里。可是，没有多少温和、容忍和怜悯将会在中国的特定环境里存活下来。胡适的实用主义从新文化运动转到政治问题，在那里，在达尔文的第二时代的第二场激战的擂台上，实用主义战败了。温情脉脉的进化不是正道。在政治问题上，胡“适”证明是胡“不适”。
那么谁是适者？——革命派是——首先是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s），其后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的适应性最终会从“枪杆子里面”发展出来。[939]但是，在事情发展到那样之前，他们开始（尤其是从1920年到1926年）在其高明的观点中证明自己比维新派“更为适应”，这些观点异常类似于共和革命派在1905年到1911年最先提出的那些观点。孙中山，共和派革命家的“始祖”，现在在广东酝酿反对军阀的北伐，他是风云人物，当然，他还在使用他那些为革命辩护的达尔文主义陈词滥调；但现在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时而帮助孙中山，时而帮助自己，不过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他们自己的革命理据。
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理据与孙中山的理据类似。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相信特定的进化阶段。他们相信，正如陈独秀所言，“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940]当然，他们相信人们必须从一个阶段奋斗到另一个阶段。他们赞同王星拱的观点：“奋斗的人生观，是进化的人生观。”[941]他们还相信革命是生存的必要。
然而，最后那种信仰是共和派最喜欢的陈旧的进化信仰，它再次自相矛盾地扬言要以革命反对进化。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
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942]
急进的革命是落后者向前追赶的惟一方法。渐进的进化看来是先进者的奢侈品。
然而，这个结论并非意味着革命派准备将达尔文和进化拱手交给维新派。进化和革命，周佛海说，只是看似相互矛盾：“其实他两者就和一个人底两条腿一样”。周佛海预见了（或许启发了？）毛泽东后来的隐喻，他强调说，为了取得成功，人们必须以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同样，”他说道，“我们可以说自然的进化，离不得人为的革命，人为的革命，也离不得自然的进化。”[943]
马克思的巨大力量正在于此。周佛海说：“我真佩服马克斯。”[944]而蔡和森——他可能是帮助毛泽东皈依马克思主义的那位朋友[945]——给出了佩服理由：“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 lution et evolution）。”[946]
那个真实或虚构的综合赋予马克思以巨大的力量，因为它似乎意味着马克思已经超越达尔文，已经成为一位“超达尔文主义者”（Super-Darwinist）。据说，马克思在阶级斗争中发现了那条对应于生存斗争之生物法则的社会法则，从而证明了革命是人类的进化之路。正如一位日本人对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的讲话所进行的报道：“达尔文阐明了生物个体底进化，马克思却阐明了人类社会底进化了。”（引自《新青年》）[947]或者像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言，“一个探得生物界的隐密，一个发明人类历史的真象。”[948]
当然，邹容和孙中山宣布：他们自己——在梁启超的帮助之下——已经综合了革命和进化，那是马克思已经做过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人仍然不是很自信的时期里，马克思证明是比他们更加胜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是一名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因为阶级斗争的法则刺痛了中国社会的神经，因为苏维埃俄国证明了马克思的“正当性”，先于孙中山证明其正当性——他从来都没有证明过自己的正当性。
然而，早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适应性竞争中决出胜负之前，苏维埃俄国已经向双方阵营提供了远比榜样还实在的东西。它以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武装了双方阵营，这种策略显然有助于革命力量对抗改良力量，同时也有助于独裁力量对抗民主力量。这两个协力铲除自由分子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中国达尔文时代第二期里的最新的“新”要素。但是，尽管它们铲除了达尔文主义自由分子，它们还是得到了达尔文的支持。
在中国，列宁因为其政党体制的成功而赢得声誉，因为，它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新颖，而在于它的适应性。它生存——而且蓬勃发展——因为它与孙中山已经阐发的达尔文主义观点、与孟子已经阐发的儒家观点，甚至与商初的贵族伊尹（如果我们相信孟子的话）阐发的前儒家观点配合得天衣无缝！因为“伊尹曰，”孟子说道，“‘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949]那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早在1898年就赋予自己的任务[950]，那是孙中山在1905年就赋予他的革命派的任务，那时他在《民报》发刊词里糅杂了伊尹和达尔文的语言说道：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951]
伊尹为这项任务命名，达尔文则赋予它以意义。最适者将唤醒较适者，或者最适者将唤醒其余的适者，然后引领他们反对不适者。那是国民党的任务，那是共产党的任务。两者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神圣的。蒋介石会说：“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952]“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953]因为这两个有着先见之明的群体都坚信自己是东方的惟一适者，因此，一场最终的决战在所难免。
然而，即便没有其他的威胁，两者还是坚信，虽然人民被唤醒了，但适者还是应该发号施令。孙中山谈到“政治监护”的必要性。陈独秀更加坦率地谈论“开明专制”的必要性。但那不是一种新方法，它是梁启超从共和派革命家陈天华的遗书中占用的著名方法！[954]陈独秀对此心知肚明，而他还是说，“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的程序不可”[955]。他说道：
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底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956]
陈独秀的一些共产主义同志批评他使用了梁启超的旧术语，但他们没有批评他的观念。张菘年——他曾经读过列宁和托洛斯基的许多著作——从巴黎写道：
“开明专制”，不宜过说。正式的提倡总还是“劳农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虽是吾们所谓“开明专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同一意思，但可惭，狙公之术还不能不用。不然，徒惹反感，无利实际。诚然，今日的共产主义者大都晓得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群众全体的专政。只是少数先锋、少数前驱的专政，只是少数有充分阶级自觉的无产者的专政。事实不可不如此，无愤如何。列宁自己也如此说。[957]
列宁信奉“开明专制”，信奉政党专制，信奉他所谓的适者的专制，列宁正变得流行起来。在1925年4月22日《新青年》的“列宁号”上，蒋光赤引用了一名“苦力”的话讲道：“人人都晓得列宁，从前有过孔夫子，现在就是列宁！”[958]蒋光赤自己打岔道：“列宁啊！你的功业如经天的红日。”[959]列宁正在使孔子黯然失色，他还从未来的主席身上偷取了红日的光芒。但列宁没有照耀整个处在黑暗之中的中国。中国人已经感到需要那种列宁提供给他们的东西。陈天华、梁启超、孙中山和陈独秀这些各不相同的人们已经得出结论：某种类型的开明专制最适合于中国。有些人说：什么东西都不适合中国，但所有人都相信开明专制能够使中国最快地（再次）成为适者。只有少数倒霉的自由主义者激烈反对开明专制，但他们，不必说，是极其不情愿或没有能力进行抵抗的。这次，他们自己的非暴力武器——即道德和智性的信念——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所以政党专制大获全胜。
首先是国家主义者获胜，然后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当共产主义者获胜的时候，达尔文时代的第二期就终结了。因为共产主义者有权力宣布：马克思已经取代达尔文——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最终有权追问：“归根到底，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些什么？”但是，说到底，那依旧是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
起初，达尔文威胁着中国，但与此同时，达尔文又给予中国希望。因为达尔文在中国所处的灾难性世界困境里创造出某种意义，哪怕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可怕意义。丛林世界的残酷景观可能使一些人感到绝望，但其他具有道家天赋的人们，准备从“道”的知识中，从那场进化的残酷竞争中发现力量，他们在达尔文主义之中发现起死回生的妙方。所以，尽管达尔文对许多人的文化自信心和种族自信心给予了致命一击，但他也帮助他们着手重建新的自信心。
达尔文鼓动或有助于鼓动人们对中国的一切事情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因此，他的学说成为支持变革的前所未有的武器；那些变革的大部分内容是有益的，它肯定不能被抹杀。废止缠足只是其中的一例。不过它是一个相当令人费解的例子，因为就反对缠足的“达尔文主义”观点而言，缠足的废止证明了：有益之事可以源自毫无根据的观点。震惊的中国人认为，适应生存的种族必须有适应的脚，但缠足在一千多年来也没有对中国人的脚产生任何遗传的影响，甚至在士绅阶层之间也没有产生此类影响。此外，中国人无需达尔文告诉他们缠足是不适宜的。因为已经有相当多的其他外国人告诉他们缠足是有害的。因为那些看法使得中国人感到既羞愧又震惊，从而认识到缠足当然是有害的。可是，达尔文还是被请来对付缠足。真是令人费解啊！
通过质疑所有古代权威，尤其是质疑（或貌似质疑）某些最受拥戴的传统思想，达尔文促成了中国思想的真正复兴。20年来，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被重新思考。个体的人生观受到质疑。个体的生活方式受到挑战。而且，如果它是一场没有产生任何独到深刻的思想的复兴，那么它至少允诺了一个自古典时代以来思想空前自由的时期。但它被骤然打断了——因为人们接受了一种新正统：毛泽东思想。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达尔文。因为达尔文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可以肯定，那是达尔文对中国所做的举足轻重的事情之一，即便那是最出乎他意料的事情。达尔文为“天命”这种传统观念——通过使达尔文本人“证伪”天的存在，从而“证伪”这种学说——提供了一个替代物。无疑，他的替代物也不算什么替代物，因为适者依然是存活者，但也许正是这种看法使他的替代物成为完美的替代物。无论如何，那些坚信中国需要反抗的中国人极其需要一些合法的理论，因为没有天命支持的反抗是三千年来两大重罪之一（另外是不孝）。毛泽东、吴稚晖、孙中山乃至梁启超都在他们的达尔文主义宣言里——即，革命是合法的——奋力抵制那种强烈的负罪感。毛泽东最终声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To rebel is justified）。[960]但那句标准翻译削弱了造反所具有的“理”（理据或原则）的力量。这个理学的字眼在全新的语境当中的真正意思是：造反是自然的法则，而那是孙中山和梁启超（无论正确与否，他们是从达尔文那里学来的），而非马克思教给毛泽东的道理。因为革命之“理”，他们曾经说过，蕴藏在进化之中。
达尔文使革命合理化，从而援助了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的文化革命，援助了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政治革命。因此，就事情的结果而言，达尔文似乎向毛泽东提供了最多的帮助，事实的确如此。他帮助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适者。
达尔文制造了那种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之类的体系进行填补的意识形态真空，他为那些将要填补此真空的事物制定了应该遵守的准则。那种能够适应生存以及能够提供生存适应性的新的意识形态，必须是建立在进化之进步的西方科学基础之上。它必须确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回避的自然阶段。它必须承诺历史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它又必须认识到人类行动的重要性。它必须以斗争为基础，但必须强调“群”的成员之间的互助。它必须提供一个非种族的敌人来解释中国的内忧外患，而不去谴责中国人——而它必须给失败者一个机会。
无论怎样发挥想像力，最后那个约定并非达尔文给出的，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每一位中国达尔文主义者都强迫达尔文给失败者一个机会。因为中国人需要大卫王和巨人歌利亚（David-and-Goliath）的以弱胜强的故事[961]，尽管他们的国家很庞大。当然，达尔文原先似乎只是向胜利者，或山大王，或丛林之王表示无限的赞赏。如果基督教，正如尼采所言，是弱者的宗教，那么中国应该投向基督教，而非达尔文主义。或者，他们应该重新回到佛教。但他们反而选择一种胜利者的哲学，并且迫使它应用于失败者，即使这样做会极其不合逻辑。他们发现意志力是使不适者变得适应的力量。因此，任何合适的意识形态必须信奉这样一种进化，在这种进化里，意志力能够克服所有优劣之差（odds）。
毛泽东思想非常合适。它拥护受压迫者，告诉他们历史站在他们这边；告诉他们有志者事竟成。它提供了一个国际敌人来为中国的所有困境负责，从而免除了中国“人民”对中国衰弱的一切负疚感，并且把所有罪责都集中到国内的少数群体以及国外的少数群体，因此，中国人民能够立即得到“朋友遍天下”的进一步确证。它以进化词汇武装了一种西方科学，而这种西方科学厌恶西方势力，而且称之为不适者。它符合所有适用于一个合适的意识形态的准则，这些准则由早前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制定。它还以高深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方案来解决早前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偶然发现的所有理论矛盾。尽管在中国人听说马克思之前，那些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内容已经被同一批早前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不怎么高深的语言阐述出来了。比如，马克思主义者以严复和梁启超所使用过的相同办法解决了互斗与互助之间的矛盾。互助是“群”或人民内部的规则，斗争则是外部规则——那是中国人至今为止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第一课。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一个略微不同的“群”，主体是工人和农民（以及那些立志追求工农意识的人们），他们将会“群”起而攻资本家和地主。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比先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略胜一筹，那么只是因为他们反复利用斗争来锻造“群”的团结。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喜欢这种分析。他们可能会说，他们的胜利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没有关系，当然，他们会一如既往地说，他们的胜利与资本家、地主、法西斯和帝国主义者有点关系——但仅仅是有点关系。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确实有“人民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人民的力量源于地主的压迫、资本家的剥削，以及帝国主义者（最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那种人民的力量能够被不同的势力所“利用”（国家主义者本来能够“利用”这种力量）。它被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了，因为有马克思主义者准备去“利用”它。而马克思主义者是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知识领域证明自身的适应性先于它在社会领域或政治领域证明自身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使知识分子——只是那些已经皈依了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改变了信仰。如果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唤醒民众的“先知先觉”，那么中国先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严复、梁启超、孙中山、李石曾、吴稚晖则是唤醒马克思主义者的“先知先觉”。后者使前者适应于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1957年说道：“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962]他的说法是对的。假如他在30年前讲同一番话（他可能会这样做），他可能也是对的。但是对他而言，直到1957年使用达尔文主义的这类话也仍然合适，因为此类话是他的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取得适应性之胜利的条件之一。
我相信，上述内容能够以事实，至少以表面的事实作为辩护。但我们不能就此止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使中国适应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些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它的确是真正的问题。但是答案，任何答案，把我们引出事实乃至表面事实的范围之外，从而进入了极富争议的观点的范围之内，进入了道德判断的领域，而读者——如果还有一位读者的话——可能不愿意陷在这里。虽然如此，我还是要给出自己的观点。
如果一个人能够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达尔文为马克思的搭桥铺路（即便得到报答）就是为一位圣人搭桥铺路，而沿途的任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是是非非都是不重要的。然而，如果一个人无法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沿途的任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是是非非，只要它继续存在，我们就应该予以考虑。我认为，达尔文对中国所做的事情好坏参半。达尔文既解放了中国，又部分地使之重新受到束缚。达尔文把中国从许多过去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但他又有助于诱使中国陷入现在的新迷信里。达尔文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出某些“生活常识”，对这些“生活常识”必须予以冷静的思考。然而，从一开始，麻烦就出在这里，即人们过分确信他们知道那些“生活常识”是什么，以致在他们之后出现了一批没有生活常识的追随者（必须承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达尔文本人的后代），生活常识的缺乏导致人们贸然得出五花八门的没有理据的（以及混乱不堪的）结论。一种真正的发现导致了诸多错误的学说，继而造出种种神话——新的神话，但不一定比许多古老的神话好多少。
这已经是世界范围的现象。中国人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中国人没有去避免它，一些最不幸的“达尔文主义”神话继续存在。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的那些举足轻重的“达尔文主义”神话是科学万能、历史必然性、“未来主义”、“至善论”（perfectionism）、“先知先觉主义”以及“非此即彼主义”的神话。
20世纪初期，中国迫切需要科学，以及科学和技术的革命，达尔文——相当奇怪——在中国帮忙发动的这场革命已经使中国获益匪浅。然而，尽管不愿意在这里重开1923年中国人的科学与玄学之争，但我还是认为科学万能的信念，乃至物质万能的信念，看来是荒谬的。那种最缺乏说服力的观念认为，所有“社会科学”都能够彻底理解人类的生活，而最先使中国人坚信社会科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正是达尔文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我自始至终都力图指出，作为一切事情之最终答案的达尔文主义口号是多么的不严谨和不合逻辑，无论达尔文主义的类比可能多么地令人不安和有用处（当然，我自己也使用这些类比，甚至在此结论里），但是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自然主义深深地迷住了中国人，以致极少人愿意接受哪怕是这样的疑虑，即在自然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我们如此类似，以至于可以用来解释我们自身，我们事实上是无法类比的。
在中国，历史必然性是另一个在很大程度要归咎于达尔文的奇怪观念。中国在达尔文主义里意外地同时发现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自然学说和历史学说——“自然历史”的学说：其一，我们是自然的产物，因此我们的行动和历史受到自然的控制；其二，我们能够利用科学来征服自然，甚至征服我们的天性，从而“掌握我们的命运”（荒谬的说法），而受造物能够胜过造物主（无论就自然而言，还是就神学而言，都是荒谬的）。达尔文帮助中国人同时接受这两种观念。
梁启超引进的颉德式的“未来主义”已经使中国从“薄今厚古”转到“厚今薄古”再而转到“忽今图远”[963]的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说法，这种说法实行起来能够相当残酷。当然，事实上，它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但是，这种学说——即，现在永远是为了未来而存在，而且现在必须为未来而牺牲——在到达无穷尽的未来之前，就已经达到荒谬的程度了。
“至善论”认为一种完美的人类乃至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正在形成，这是另一种没有得到达尔文证实的“达尔文主义”观念。可以肯定，此时此刻，这种新正统并不自信。晚年的毛泽东似乎认为，“不断革命”的必要性仅仅在于打击某种资产阶级的原罪，以及避免新生一代的蜕变。尽管如此，这种信念似乎仍然认为，有朝一日，所有人将会进化成纯洁高尚的无产阶级，而且，一旦他们成为无产阶级，人类将会成为一种全新的而且无比优秀的物种。然而，不管怎样，虔诚的至善论信仰能够同时造成痛苦的后果。只要信仰至善论，人们就会觉得对人的思想进行清洗是值得同情的行为。如果不信仰至善论，那么人们看起来就像在别人眼里发现刺，却没有在自己眼里的发现梁木那样伪善。[964] 1906年，梁启超——甚至这次也是最先出手——简直就是在提倡“洗脑”。他提倡“心理洗涤”，孙中山后来提倡“心理建设”[965]，毛泽东则提倡“思想改造”。三者都认为这有助于促使人民和进化的前进。毛泽东说过：“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966]可是，一旦人们坚守自己的信念以及进化的立场，一旦人们变得迫不及待，那么细致的讲理能够转变为粗暴的强制。
而粗暴的强制把我们带到最后两个神话：“先知先觉主义”和“非此即彼主义”。那种认为人们能够预知进化之“道”的观念使一些人觉得，先知先觉们在那场他们认为是“道”所命令的斗争中拥有特殊的权利，要不就是特殊的义务。所以，达尔文极具讽刺地催生了一种新的宗教式的“无所不知主义”，以及一种伴随而生的新的宗教式的伪善和不宽容。若不是因为胡适的达尔文主义，我们完全可以说：所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既导致残忍的不宽容，又导致对残忍的宽容。胡适的宽容不被宽容。
毛泽东在愤怒的时刻（最迟在1964年）断言“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967]他使自己的敌人非人化，部分是通过传统的夸张修辞，部分是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就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毛泽东把反动派视为进化的返祖分子，他们应该被消灭。人民的敌人是非人民，他们不应该受到人民的待遇。就连鲁迅也曾经告诫人们无需因为“打落水狗”而感到良心不安。[968]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常常渴望成为一名驱魔师（exorcist），而不是成为一名烧死巫婆神棍的点火人。只有当他感受到挑战的时候，他才求助于“非此即彼主义”。因为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矛盾。残存的儒家学说——它信仰道德楷模的力量，以及常人具有学习和自我修养的能力——使毛泽东指示他的干部去“治病救人”。[969]然而，达尔文主义使他有时去接受道家圣人的这种用语——要不就是道家圣人的“道”——“不仁”。[970]当然，在一种真正非此即彼的情势之下，那是毫不奇怪的。而毛泽东多次处于这种情势之下。惟一的麻烦在于，他看到的事情远不止于这些。他本人的经验，中国近代历史的诸多经验，以及马克思和达尔文的思想全都使毛泽东领悟到，这个世界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始终是，要不就永远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世界，它不可能是别样的世界。
毛泽东的一些个人思想是而且始终是达尔文主义的反讽和矛盾的强有力的混合物。它信奉生存竞争的丛林世界，可是拒绝了生存竞争的丛林法则，至少因为这种法则是帝国主义的借口，甚至因为这种法则承认帝国主义者必须合乎自然地为所欲为。他的这些个人思想拒斥了达尔文-资本主义，但接受了达尔文-马克思主义。道德义愤是毛泽东个人思想无比巨大的力量，在他的这些个人思想中有很多无可否认的英勇、高尚和美好的内容。归根到底，在我看来，赫胥黎似乎应该接受最后这句话（从严复那里再回译过来的）：“宜者不必善”[971]。
我们本来可以就此止步，如果不是因为最后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即便上述的所有或其中的任何事情确实发生在中国，那真的是达尔文的所作所为吗？达尔文肯定不是单枪匹马完成上述事情的。他到底有没有参与其中呢？如果，正如我们自始至终所指出的那样，许多被称为达尔文主义的东西并非真正的达尔文主义，那它们是什么呢？达尔文被接受了，还是被利用和滥用了？如果他被滥用得面目全非，那他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已经看到，达尔文在方方面面都被中国化了。我们已经探讨过道家达尔文主义、儒家达尔文主义、法家达尔文主义乃至佛教达尔文主义。而许多中国人的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上述那些达尔文主义的综合体。人们能够在梁启超和毛泽东的个人思想里发现那些达尔文主义的蛛丝马迹。道家达尔文主义支持自然法则、持续变革和历史之“道”的思想。儒家达尔文主义使那种“道”变得合乎道德，并且为人类行动、自我修养以及人类的完善保留了位置。法家达尔文主义支持适者的专制，以便人类行动能够与“道”保持一致，而佛教达尔文主义使人类的全部行动构成了进化的明确的可怕义务。
中国人最初是通过道家、儒家、法家和佛教的眼睛来观看达尔文的，他们最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达尔文的。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似乎保存了中国传统哲学里的所有古老的精华（choices）。因此，即使有一种新的综合体，它实际上就是碰巧与西方思想的马克思综合体出色地配合在一起的中国思想的综合体。
或者，难道这里没有一种更为惊人的可能性吗？难道所有中国的达尔文主义已经实现合理化了吗？中国人是不是强迫达尔文说出他们想听的话？假如没有达尔文，他们自己也会以某种方式说出这些话来？达尔文是不是真的转变了人们的思想呢？或者，达尔文是不是被转变了以便适应人们的思想呢？
这里存在着合理化，而至少，合理化之中可能总有部分是不合理的。这里存在着中国化，而这些中国化之中同样可能有部分是无意识的。可以肯定，在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里面，既有心理因素又有智力因素在同时发挥作用，无论两者是多么不同。但两者之中哪个更重要呢？当我着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徒劳地——我现在加倍地认识到这种徒劳——希望阐明这些影响深远的观念的性质。可是我们认识有限，因而我们还不足以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有理性或多么的非理性。传统的因素、全新的视野，以及潜意识的欲求，到底哪个更具有塑造近代中国的“思想框架”的能力呢？在这个层面上，只有上帝才知道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些什么。
然而，达尔文无处不在。他的名字被人们挂在嘴边。他的思想以相当真实的形式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个地方。我坚信，所有我们已经探讨过的中国人都试图真心实意地重视他的学说。他们感到自己必须如此。他们尽其所能。人们的头脑是稀奇古怪的。人们的人生观是推理、情感和未被察觉的欲望的杂乱无章的混合物。而查尔斯·达尔文如实地把这些混合物带到中国人的头脑之中，然后使它们浑然不同。所以达尔文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中国人当然混淆了达尔文的思想，而且也被这些思想弄糊涂了，他们当然对中国的前进方向感到困惑，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每个人都已经感到困惑。因为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是：没有人知道怎样去理解进化。
【注释】
[1] 《新民丛报》，第15卷，85：1。
[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42。这出现在梁启超极为重要的文章《释革》里，其第一部分发表在1902年12月14日的《新民丛报》上。参阅《新民丛报》，第4卷，22：1。
[3] 《新民丛报》，第5卷，29：101。
[4] 《清议报》，第1卷，第7—8页。
[5] 《清议报》，第1卷，第9页。
[6]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35—136页。
[7] 《清议报》，第1卷，第10页。
[8] 《清议报》，第1卷，第10页。
[9] 同上书，第1卷，第11页。
[10] 同上书，第1卷，第11页。
[11] 同上书，第1卷，第11页。
[12] 《清议报》，第11卷，第5513页。另见邹容：《革命军》（台北[？]，1954年），第41—42页。
[13] 同上书，第3卷，第1401页。
[14] 同上书，第2卷，第785页。
[15] 《新民丛报》，第7卷，38—39：31。
[16] 同上书，第2卷，11：8。
[17] 《清议报》，第3卷，第1334页。
[18] 同上书，第3卷，第1445页。
[19]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42页。
[20] 梁启超：《自由书》，叙言，第1页。
[2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25—26。
[2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2卷，5：46。
[23] 梁启超：《新民说》（台北，1959年），第44—45页。
[24] 同上书，第78页。
[25] 《新民丛报》，第4卷，22：3—4。梁启超抗议说，“革命”听上去似乎认为惟一被变革的事物将是皇室，亦即王朝。
[26] 《新民丛报》，第4卷，22：3。
[27] 同上书，第4卷，22：4。
[28] 同上书，第4卷，22：4。
[29] 同上书，第4卷，22：7。
[30] 同上书，第4卷，22：7—8。
[31] 梁启超：《新民说》，第60页。
[32] 梁启超：《新民说》，第60页。
[33] 梁启超：《新民说》，第60页。
[34] 同上书，第8—9页。
[35] 同上书，第64—65页。
[36] 《新民丛报》，第15卷，84：1。
[37] 《新民丛报》，第4卷，22：8。
[3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9。
[39] 《毛主席语录》，第65页。
[40]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23页。
[41] 参阅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文集》，第3卷，6：1—12，以及《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饮冰室文集》，第3卷，6：12—22。
[4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8。
[43] 同上书，第4卷，9：9。
[4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1969年），第4卷，第1401页。
[45] 《尚书》，收入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3卷，第283页。
[46]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9。
[4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9。
[48] 《康德哲学》，第123页。（应为第118页。——译注）
[49] 《黑格尔哲学》，第9页。
[5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9。
[5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11。
[52] 同上书，第4卷，9：12。
[53] 同上书，第4卷，9：15。
[54] 同上书，第4卷，9：15。
[5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20。
[56] 同上书，第4卷，9：7。
[57] 同上书，第4卷，9：1。
[58] 同上书，第4卷，9：1。
[59] 同上书，第4卷，9：3。
[6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10。
[61] 同上书，第4卷，9：11。
[62] 同上书，第3卷，6：25。
[63] 同上书，第4卷，9：8。
[64] 同上书，第3卷，6：1。
[65] 同上书，第4卷，9：7。
[66] 同上书，第4卷，9：2。
[6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4。
[68] 同上书，第4卷，9：6。
[6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4。
[7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3。
[71] 浦嘉珉：《康有为与保教，孔教改良与孔教复原》，第169页。
[72]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707页。
[73] 同上书，第72页。
[74] 同上书，第70页。
[75] 同上书，第156页。
[76]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188页。
[77] 同上书，第707页。
[78] 同上书，第707页。
[79]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162页。
[80] 以区别于它的同音词“不孝”（unfilial）。
[81] 《新民丛报》，第10卷，52：91。
[82] 谭嗣同在他的《仁学》里同样抨击了某些儒家道德。参阅狄百瑞等编：《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资料集》（纽约，1960年），第750—753页。
[83] 鲁迅：《坟》（香港，1964年），第99—100页。
[84] 这次演讲的时间仅仅比黄埔军校前校长蒋介石试图在上海清洗共产党人的时间早四天。
[85] 鲁迅：《而已集》（香港，194年），第11—12页。
[86] 鲁迅：《三闲集》（香港，1964年），第4页。
[87] 同上书，第3页。
[88] 鲁迅：《鲁迅小说集》（香港，1964年），第8页。
[89]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52页。
[90] 我多年以前的牙科医生赫伯特·马戈勒斯（Herbert Margoles）博士认为我是高等人类，因为我生来就没有智齿。
[91] 鲁迅：《而已集》，第11页。
[92] 索乐文：《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伯克利，1971年），第474页。
[93]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纽约，1961年），第137页。
[94] 同上书，第140页。
[95] 同上书，第145页。
[96] 索乐文：《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251页。
[97] 《毛主席语录》，第174页。
[98] 鲁迅：《而已集》，第4页。
[99] 《新民丛报》，第3卷，18：17。
[100] 同上书，第4卷，9：41。
[101] 《新民丛报》，第3卷，18：20。
[102]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5页。
[103] 同上书，第144页。参阅上文，第106—108页。
[104]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坎布里奇，1970年），第70页。
[105] 同上书，第227—228页。
[106] 《四书新解·论语》，1.2，第61页。
[107] 《清议报》，第9卷，第4885—4886页。《男女婚姻自由论》，载《清议报》76册（1901年4月19日）。
[10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07。
[10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07。
[11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08。
[111] 同上书，第3卷，7：110。
[112] 同上书，第3卷，7：109。
[113]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10。
[11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10。
[115] 《孟子译注》，3.6，第79页。
[116] 同上书，第3卷，7：109。
[117] 同上书，7.26，第182页。
[118] 同上书，第3卷，7：110。
[11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13。
[120]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伯克利与洛杉矶，1968年），第3卷，第76—82页。
[121] 浦嘉珉：《康有为与保教，孔教改良与孔教复原》，第160页。
[12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67。
[123] 同上书，第2卷，3：55。
[124] 同上书，第2卷，3：55。
[125] 同上书，第2卷，3：59。
[126] 《新民丛报》，第2卷，12：61。
[127] 浦嘉珉：《康有为与保教，孔教改良与孔教复原》，第161页。另见自第156页起的讨论。
[12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卷，1：109。
[129] 同上书，第4卷，9：50。
[130] 同上书，第4卷，9：53。
[131] 同上书，第4卷，9：52。
[132] 同上书，第4卷，9：52。
[133] 同上书，第4卷，9：52。
[13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57。
[13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57。
[136] 同上书，第4卷，9：58。
[137] 同上书，第4卷，9：51。
[138] 同上书，第4卷，9：59。
[13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55。
[140] 同上书，第4卷，9：55—56。
[141] 同上书，第4卷，9：56。
[142] 同上书，第4卷，9：58。
[143] 同上书，第4卷，9：59。
[144] 浦嘉珉：《康有为与保教，孔教改良与孔教复原》，第164、169页。
[145] 梁启超：《新民说》，第15页；《论公德》，载《新民丛报》，第1卷，3：1（1902年3月10日）。
[146] 梁启超：《新民说》，第48页。
[147] 同上书，第47页。
[148] 《四书新解·论语》，6.21，第122页。
[149]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台北，1964年），第75页。
[150] 同上书，第71—72页。另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77页。
[151]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第72页。
[152] 同上书，第74页。
[153]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79页。
[15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卷，1：109。
[15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01。
[156] 同上书，第3卷，7：102。
[15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01。
[15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01。
[15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01。
[160] 同上书，第3卷，7：100—101。
[16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7：101—102。
[162] 梁启超：《新民说》，第59—60页。
[163] 同上书，第59页。
[164] 梁启超：《新民说》，第29页。谭嗣同已经作出相同的抗议，他认为“儒家”歪曲了孔子的学说。参阅狄百瑞等编：《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资料集》，第750—753页。
[165] 梁启超：《新民说》，第29页。
[166]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55—56。
[167] 《新民丛报》，第5卷，28：112。
[168] “批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所使用的术语。
[169] 参阅艾斯利：《无边的旅程》（纽约，1957年）。
[170] 《荀子柬释》，第21章，第190页。
[171] 孙诒让编：《墨子闲诂》（台北，1970年），第11章，第44页。
[172] 胡适：《胡适文选》（台北，1962年），第25页。
[173] 梁启超：《新民说》，第15页。“为之执鞭”的意思是为之服务。这句话出自《四书新解·论语》（7：11，第130页）——“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174]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87页。
[175] 同上书，第86—87页。
[176]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64页。
[177] 《孟子译注》，11.10，第265页。
[178] 孟子的“洪水猛兽”。参阅《孟子译注》，6.9，第155页。
[179] 梁启超：《新民说》，第12—13页。
[180] 梁启超：《新民说》，第12页。
[181] “一盘散沙”的著名说法不是孙中山自己的隐喻，虽然他最为出色地使用了这个隐喻。“一盘散沙”是外国人的侮蔑说法，孙中山和其他许多人把这种说法借用过来了（参阅“民权主义，第二讲”，《国父全书》，第222页）。孙中山的确使用了士敏土（水泥）的隐喻，但是，在他的例子里面，士敏土当然是三民主义（《国父全书》，第226页）。
[182]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伦敦，1919年），第14页。
[183] 同上书，第62页。
[184] 参阅《荀子柬释》，第9章，第109页。
[185] 同上书，第9章，第108页。克鲁泡特金不可能赞赏这种附和的，因为他与赫胥黎之间的争论，毕竟正是由此事实引起的，即赫胥黎——像荀子那样——拒绝对动物的“合群美德”给予充分的认可。
[186] 梁启超：《新民说》，第15页。
[187]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00页；以及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2页。
[188] 梁启超：《新民说》，第131页。
[189] 同上书，第15页。
[190]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191] 同上书，第2卷，第500页。
[192] 我仍然找不到这些经典语句的出处。不过，可以参阅《历史研究》（1975年）第4期，其中没有页数的第2页。
[193] 赫胥黎认为自己正在抵制进化道德，而不是在制定进化道德。虽然他的伦理反对曾经孕育它们的进化，但正是因为此原因，它们还是像其他道德那样属于“进化的”。
[194] 鲁迅：《狂人日记》，载《鲁迅小说集》，第15页。鲁迅肯定不是他那一代人中惟一一个对“旧道德”感到厌恶的人，但他指控旧道德“吃人”，从而使这个指控成为旧道德的反对者的战斗口号。
[195] 梁启超：《新民说》，第14—15页。
[196] 《墨子闲诂》，第16章，第72—73页。
[19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3：31。
[19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3：31。
[199] 同上书，第34页。
[200]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2页。
[201] 梁启超：《自由书》，第92页。
[20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2卷，5：43。
[203] 同上书，第5卷，13：38。
[204] 梁启超：《自由书》，第91页。
[20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2卷，5：48。
[206] 同上书，第2卷，5：49。
[207] 同上书，第2卷，5：49。
[208] 同上书，第5卷，13：32。
[209] 同上书，第2卷，5：49。
[210] 同上书，第5卷，13：39。
[211] 同上书，第2卷，5：49。
[212] 同上书，第2卷，5：49。
[213]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6页。
[214] 同上书，第222—223页。
[215]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87—88页。
[216] 梁启超：《自由书》，第92页。
[21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3：36。
[218] 梁启超：《自由书》，第98页。
[21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3：36。
[220] 同上书，第28页。
[221] 同上书，第39页。
[222] 《尚书》，第二部，第二书，第一章，第五节。参阅理雅各：《中国经典》，第3卷，第54页。
[223] 《尚书》，第四部，第三书，第二章，第三节。参阅理雅各：《中国经典》，第3卷，第186—187页。
[224] 《庄子纂笺》，第4.7笺，第38页。
[225] 同上书，第4.5笺，第36页。
[226] 同上书，第1.6笺，第7页。
[22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3：36。
[228] 第四圣谛是道德（即八正道），它是泯灭欲念的方法，这些欲念导致生存的苦难。参阅狄百瑞等编：《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资料集》，第306—308页。
[229] 参阅唐晓文：《为什么说荀子是法家？》，《红旗》（1975年）1：50—56。
[230] 陈奇猷编：《韩非子集释》（北京，1959年），第2卷，第49章，第1042页：“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231] 《荀子柬释》，第12章，第168页。
[232] 同上书，第15章，第196页。
[233] 同上书，第19章，第257页。
[234] 《四书新解·论语》，12.18，第195—196页。
[235] 《孟子译注》，11.18，第272页。
[236] 同上书，1.5，第10页。
[237] 同上书，7.7，第168页。另见《墨子闲诂》，第26章，第120页：“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
[238] 《墨子闲诂》，第16章，第78页。
[239] 《孟子译注》，1.1，第1页。
[240] 《四书新解·论语》，4.16，第96页。
[241] 《四书新解·论语》，15.8，第238页。
[242] 《孟子译注》，3.2，第63页。
[243] 同上书，8.8，第188页。
[24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3：35—36。
[245] 《孟子译注》，3.6，第79—80页。
[246]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5—6页。
[247] 同上书，第51页。
[248]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都认为，音乐与天文学密切相关，即乐音和节奏必然体现天体之和谐并同宇宙相对应。这种人类无法听见的天体运行之声乐为“天体音乐”。——译注。
[249] 《新民丛报》，第3卷，18：17。
[25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45。
[251] 梁启超：《自由书》，第45页。
[25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46。
[253]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44—45。
[254] 同上书，第4卷，9：45。
[255] 同上书，第4卷，9：45。
[256] self-assertion有“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专断”、“坚持自己的权利”、“张扬自我”等译法，这里根据文意采用严复和梁启超的中译“自营”。——译注。
[257] 梁启超：《新民说》，第118页。
[258]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2页。
[259]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2页。
[260] 梁启超：《新民说》，第108页。
[261] 梁启超：《新民说》，第108页。
[262] 同上书，第114页。
[263] “延河浊。延河清。/我的男人已当兵/他已参军打日本。/只有好铁才打钉。”这是一位中国朋友教我唱的中国歌谣，这位朋友可能仍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
[264] 梁启超：《新民说》，第113页。
[265] 梁启超：《新民说》，第113页。
[266] 陈奇猷编：《韩非子集释》，第49章，第1042页。
[267]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8页。
[268]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3页。
[26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3页。
[270] 同上书，第2卷，第460页。当然，宋襄公的骑士风度实在是旧式的。他已经被嘲笑了两千年了，他那种骑士风度肯定不应该为中国在19世纪的战败负责。
[271] 同上书，第4卷，第1362页。
[272] 梁启超：《新民说》，第108—109页。
[273] 同上书，第109页。
[274] 同上书，第109—110页。
[275] 梁启超：《自由书》，第37页。
[276] 同上书，第109页。
[277] 梁启超：《自由书》，第37页。
[278] 杜甫：《兵车行》，载李度编：《诗词欣赏》，第2辑（高雄，1962年），第4页。
[279] 梁启超：《新民说》，第10页。
[280] 同上书，第111页。
[281] 同上书，第112页。
[282] 同上书，第123页。
[283] 梁启超：《新民说》，第23页。
[284] 《清议报》，第11卷，第5693页。
[285] 梁启超：《新民说》，第23页。
[286] 同上书，第10页。
[287] 同上书，第96页。
[288]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2页。
[289] 同上书，第60页。
[290] 梁启超：《新民说》，第96页。
[291] 诗歌的大意如下：孩子们，一旦踏上旅途，就不要回望。/孩子们，旅途的时间充裕，终有一天可抵达终点。/孩子们，虽然前路漫漫，也要勇敢面对。/一旦攀登高山，就不要驻足回望。/孩子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鼓足勇气/背上行囊，去漂泊吧，漂泊着前进。/孩子们，在那崎岖的山路上，顶峰在望。/不要以为旅途已结束，只管攀爬吧，攀爬着前进。/孩子们，成功就在顶峰，等待着。/坚毅不屈的勇敢孩子，攀上这座山峰。——译注。
[292] 梁启超：《新民说》，第29—31页。
[293] 《孟子译注》，3.2，第62页。
[294] 梁启超：《自由书》，第72页。
[295] 梁启超：《新民说》，第115页。
[296] 梁启超：《自由书》，第38页。
[297] 梁启超：《自由书》，第38页。
[298] 梁启超：《新民说》，第70页。
[299] 同上书，第68—69页。
[300] 同上书，第68页。主要是暗示《四书新解·论语》，9.26，第162页：“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301] 《新民丛报》，第10卷，49：32。
[302] 同上书，50：1。
[303] 《四书新解·论语》，7.29，第138页。
[304] 梁启超：《自由书》，第74页。
[305] 梁启超：《自由书》，第74页。
[306] 同上书，第75页。
[307] 梁启超：《新民说》，第104—105页。
[308]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2页。
[30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卷，9：48。
[310] 梁启超：《新民说》，第130—131页。
[311] 同上书，第122页。
[312] 同上书，第130页。
[313]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1页。
[314] 同上书，第43页。
[315]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1—82页。注意，赫胥黎也赞同“互助”。
[316] 同上书，第84页。
[317] 同上书，第59页。
[318] 《四书新解·论语》，12.1，第186页。
[319] 梁启超：《新民说》，第50、47页。
[320] 《四书新解·论语》，12.1，第186—187页。
[321] 梁启超：《新民说》，第14页。
[322] 同上书，第50页。
[323] 《老子道德经》，第33章（第1部分，第19页）。
[324] 梁启超：《新民说》，第49页。
[325] 同上书，第50页。
[326] 同上书，第141页。
[327] 王维：《过香积寺》，载《唐诗三百首详析》（台北，1963年），第148页。
[328] 同上书，第141页。
[329] 参阅鲁迅：《伪自由书》（香港，1964年），第59、162页，以及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28页。
[330] 《毛主席语录》，第75页。
[331] “为人民”现在本身就是一句口号。参阅《红旗》（1974年）12：41的数千个事例之一。
[332]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99页。
[333]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2：78。
[334] 颉德：《社会进化论》（纽约，1894年），第36—39页。
[335] 同上书，第1页。
[336] 同上书，第315页。
[337] 同上书，第317页。
[338] 同上书，第317、316页。
[339] 颉德：《社会进化论》，第39页。
[340] 同上书，第52页。
[341] 同上书，第313—314页。
[342]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54页。
[343] 颉德：《社会进化论》，第314页。
[344] 同上书，第241页。
[345] 颉德：《社会进化论》，第61页。
[346] 同上书，第62页。
[347] 同上书，第239—240页。
[348] 颉德：《社会进化论》，第245—246页。
[349] 同上书，第293页。
[350] 同上书，第45、52页。
[351] 同上书，第116页。
[352] 同上书，第246页。
[353]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3—84页。
[354] 颉德：《社会进化论》，第14页。
[355] 颉德：《社会进化论》，第65页。
[356] 参阅第273页，注释。
[357] 颉德：《社会进化论》，第293页。
[35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2：79。
[359] 同上书，第81页。
[360] 同上书，第84页。
[361] 同上书，第86页。
[362] Mutatō nomine de tē fabula narrātur（只要改换名字，这正是说阁下的事情） ——摘自贺拉 斯（Horace）的《讽刺诗集》（Satires）第1卷第1首第69行，曾被马克思多次引用。参阅马克思与恩格斯：《政治学与哲学的基本著作》，福伊尔编（纽约，1959 年），第150页。
[363] 颉德把马克思“介绍”到中国，更确切地说，梁启超写到了颉德对马克思的提及。参阅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2：79，86。
[36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2：81。
[365] 同上书，12：82。
[366] 同上书，12：83。
[36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2：83。
[368] 《新约·哥林多前书》（15：55）。——译注。
[369] 鲁迅：《热风》，第44页。
[370] 《毛主席语录》，第149页。
[371] 参阅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2：82。
[372] 颉德：《社会进化论》，第290—291页。
[373]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2：83。
[37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2：83。
[375] 同上书，第5卷，12：82。
[376] 胡适：《胡适文选》，第78页。
[377] 同上书，第84页。
[37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3。
[37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3。
[380] 同上书，第6卷，17：1。
[38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9。
[382] 同上书，第6卷，17：8。
[383] 同上书，第6卷，17：8。
[384] 参阅《辞海》（上海，1948年），第106页。
[38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5。
[386]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5。
[38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5。
[388] 同上书，第6卷，17：10。
[389] 同上书，第6卷，17：10。
[39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10。
[391] 同上书，第6卷，17：7。
[392] 同上书，第6卷，17：6—7。
[393] 《孟子译注》，8.9，第191页。
[39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9。
[395] 同上书，第6卷，17：4—5。
[396]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3。
[397]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11页。
[398] 同上书，第82页。
[399] 同上书，第123页。
[400] 同上书，第43页。
[401] 同上书，第43页。
[402] 同上书，第13页。
[403] 同上书，第30页。
[404] 同上书，第82页。
[405] 同上书，第131页。
[406]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466页。
[407] 同上书，第84页。
[408]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707页。
[40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4。
[410] 柏格森的著作出版于1908年。李大钊在1915年4月赞赏过柏格森（参阅马思乐：《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坎布里奇，1967年]，第23页），而陈独秀随后在1915年9月15日的《新青年》第1号第3页上面作出同样的表示。梁启超最终在1919年或1920年认可了柏格森，参阅他的《欧游心影录节录》（台北，1966年），第18页。即使像格里德所说的那样，梁启超“怀着特殊的热情改信柏格森”，但这也不是因为“他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的思想中找到一种挽救渐进进化之信念的办法，自他最初与康有为联合以来，这种渐进进化的信念就已经深藏在他的心中”。（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33页）相反，那是因为梁启超最终找到创造性进化之信念的外部确证，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怀有这种信念。
[41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4。
[412] 《新民丛报》，第5卷，27：91。
[413] 甚至当他对通过可遗传的后天性状——这种性状能够源自“胎教”（参阅上文，第100页）——来提高其人民的身体适应性的做法表现出兴趣时，梁启超的兴趣仍然在于改进品格而非增强体格。如果在孩子能够变得适应之前，母亲必须使自己变得适应，那将是以品格来改进品格的“骑马找马”的悖论。但梁启超丝毫没有受到这种悖论的困扰。
[414]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148页。
[415] 同上书，第699页。
[416]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142页。
[417] 达尔文：《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芝加哥，1970年），第354页。
[418] 同上书，第356页。
[419] 同上书，第355页。
[420]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699页。
[421] 毛泽东《送瘟神》里的一句诗。参阅黄雯编译：《毛泽东诗词》（香港，1966年），第57页。
[422] 达尔文：《物种原始》，马君武译（台北，1957年），序言，第1页。
[423]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3。
[42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7。
[425] 同上书，第6卷，17：9—10。康有为早在1899年5月30日就讲过同样的事情：“我四万万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参阅《清议报》，第2卷，第997页。
[426] 《人民的连环画》，威尔金森译（纽约，1973年），第244页。
[427] 同上书，第247页。
[428] 同上书，第220页。
[429] 同上书，第252页。
[430] 同上书，第252页。
[431]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1972年），第304页。
[432] 《四书新解·论语》，2.4，第70页。
[433]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25页。
[434] 《清议报》，第4卷，第1931页。
[435] 《新民丛报》，第1卷，1：5。
[436] 同上书，第1卷，2：31。
[437] 同上书，第1卷，2：75。
[438] 同上书，第1卷，1：6。
[439] 《新民丛报》，第1卷，2：34。
[440] 梁启超：《自由书》，第24页。
[441] 同上书，第23页。
[44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2卷，4：40，引自《孟子译注》，7.8，第170页。
[443] 《四书新解·论语》，15.18，第241页。
[444] 《清议报》，第12卷，第6506页。
[445] 《新民丛报》，第2卷，8：29。
[446] 同上书，第1卷，5：36。(https://www.daowen.com)
[447] 《清议报》，第3卷，第1190页。
[448] 《清议报》，第3卷，第1196页。
[449] 《新民丛报》，第6卷，34：70。
[450] 同上书，第13卷，71：95。
[451] 梁启超：《自由书》，第80页。
[452] 《新民丛报》，第5卷，25：52。至于用诗歌写出的相似情感，可参阅高燮（慈石）的诗（《新民丛报》，第6卷，34：103）。就“成为还是不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问题而言，梁启超企盼出现中国的拿破仑（参阅梁启超：《自由书》，第58页）。然而，早在34年之前，即1867年，曾国藩以一种原始毛泽东式的方式否认中国成为霸权国家的野心。参阅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67页。
[453] 《新民丛报》，第6卷，34：70。
[45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39。
[45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39。
[45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419页。
[457] 《清议报》，第8卷，第4188页。
[458] 同上书，第8卷，第4239页。
[459] 《清议报》，第5卷，第2147页。
[46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199页。
[461] 《清议报》，第12卷，第6564页。
[462] 孙中山在1904年发表的论文《驳〈保皇报〉》里使用过一个新颖的标题“生物本源”来翻译The Origin of Species（参阅《国父全书》，第372页）。而严复本人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译名：“物种探原”（《原强》，载《严复诗文选》，第14页）以及“物种由来”（《天演论》第1部，第3页）。
[463] 《国父全集》，第6卷，第211页。
[464] 邹容：《革命军》，第2页。
[465] 《民报》，第2卷，12：49。
[466] 《国父全书》，第390页。
[467] 邹容：《革命军》，第1页。
[46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第689页。这段引文出自《驳“革命驳议”》（《苏报》，1903年6月12—13日），此文据说由章炳麟、邹容、柳亚子（柳弃疾）和蔡冶民（蔡寅）共同执笔。参阅张静庐与李松年：《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报刊作者笔名录》，《文史》（北京）第1辑，1962年10月，第110页，注释。
[469] 费正清、赖肖尔与克雷格：《东亚：现代转型》（波士顿，1965年），第634页。
[470] 邹容：《革命军》，第18—19页。
[471] 同上书，第49页。
[472] 同上书，第48页。
[473] 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1卷，2：13。
[474]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1卷，3：7。
[475] 《民报》，第4卷，21：102。
[476] 《汉书》，48：13a—b。我对这段话的发现得益于余英时教授的著作：《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伯克利与洛杉矶，1967年）。参阅他在第11页上面的翻译。
[477] 邹容：《革命军》，第26页。
[478]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卷，2：22。
[479] 《民报》，第4卷，26：31。
[480] 《尚书》，第三部，第二书，第一章，第三节。参阅理雅各：《中国经典》，第2卷，第153页。
[481] 《尚书》，第五部，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参阅理雅各：《中国经典》，第3卷，第297页。
[482] 《民报》，第3卷，14：89。
[483] 同上书，第2卷，12：107。
[484] 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卷，1：31，36。
[485] 《民报》，第1卷，5：18。
[486] 《毛主席语录》，第10页。
[487] “让步政策”是一种“异端的”历史学说，我认为这种学说是由历史学家翦伯赞首倡的。他和吴晗由于宣传这种政策而在1966年（要不就是在此之前）受到批判。参阅我的著作《吴晗：借古讽今》（坎布里奇，1969年），第65页。
[488] “打着红旗反红旗。”
[489] 原文如此。作者把“三民主义”里的“民族主义”翻译成“racism”（“种族主义”）。——译注。
[490] 参阅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83—184页，以及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第284页。。
[49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657页。
[492]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载《民报》，第1卷，2：24。另见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载《民报》，第1卷，2：5。
[493]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载《民报》，第1卷，2：28。
[494] 同上书，第1卷，2：6。
[495] 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载《民报》，第1卷，2：1。
[496] 同上书，第1卷，2：2。
[497] 同上书，第1卷，2：3。
[498] 同上书，第1卷，2：17。
[499] 参阅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85页。
[500] 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1卷，2：5。
[501] 《民报》，第2卷，12：122—124。
[50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648页。
[503] 同上书，第2卷（下），第648—649页。
[504] 同上书，第2卷（下），第649页。
[505] 《国父全集》，第3卷，第9页。
[506] 同上书，第3卷，第8—9页。
[507] 章炳麟：《章氏丛书》（台北，1958年），第2卷，第828页。另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656页。
[508]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29页。
[509]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29页。
[510] 陈天华：《陈星台先生绝命书》，《民报》，第1卷，2：4。
[511] 参阅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3：67。当然，布伦希利的《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已经被知晓并且在维新运动期间得到激赏。参阅上文，第140页。
[512] 《民报》，第2卷，13：30。
[513] 《民报》，第2卷，13：30。
[514] 同上书，第2卷，13：25。
[515] 同上书，第2卷，13：26。
[516] 同上书，第2卷，13：27。
[517] 同上书，第2卷，13：31。
[518] 《民报》，第2卷，13：33。
[51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卷，13：74，76。
[520] 同上书，第5卷，13：75。
[521] 《国父全书》，第480页。
[522] 《国父全书》，第480页。
[523]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伯克利，1970年），第43页。
[524] 《国父全书》，第392页。
[525] 《国父全集》，第3卷，第215—216页。
[526] 同上书，第3卷，第164页。
[52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545页。
[528] 同上书，第1卷（上），第540页。
[52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卷，第6页。
[530] 《黑格尔哲学》，第16页（我加的着重号）。上文已引用，第38页。
[53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卷，第6页。
[532]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第9卷，第61页。
[533] 同上书，第4卷，21：10。
[534] 参阅上文，第71页，注释。
[53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50。
[536] 同上书，第6卷，17：67。
[537] 同上书，第6卷，17：77。
[53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38。
[539] 同上书，第6卷，17：22。
[540] 同上书，第6卷，17：39。
[541] 同上书，第6卷，17：37—38。
[542] 同上书，第6卷，17：30。
[543] 同上书，第6卷，17：34。
[544] 梁启超：《自由书》，第23页。
[545] 希梅尔法布：《维多利亚时代的心智》，第315页。
[546]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20。
[54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36。这个“膝”出自《庄子纂笺》，第8笺，第68页；这棵“苗”出自《孟子译注》，3.2，第62页。
[548]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67页。
[54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6卷，17：21。
[550] 同上书，第6卷，17：13。
[551]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252页。
[552] 狄百瑞等编：《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资料集》，第283页。
[553] 《国父全书》，第372页。
[554] 同上书，第364页。
[555] 同上书，第364页。
[556] 当然，这句中国成语并非来自《圣经》，而是来自司马迁的《史记》。
[557] 同上书，第364页。
[558] 《国父全书》，第554页。
[559] 参阅上文，第72页，注释。
[560] 《国父全书》，第364页。
[561] 同上书，第706页。
[562] 同上书，第365页。
[563] 《国父全集》，第3卷，第3—4页。
[564] 写完这个段落之后，我重新发现了黄国康发表在《新民丛报》的一篇论文，黄国康从日本人熊谷五郎（Kumagai Gorō）的一本书中摘译了一段话。而熊谷五郎实际上使用了这样的隐喻：“宇宙如巨舟，人类者，舟中之人也。舟东驶而人反西向而为反对之进行，则必沉溺于川。故人若不以宇宙之目的为目的，而与宇宙为反对之运动，以任意行之，则是徒自速其灭亡耳。”参阅《新民丛报》（第17卷），第91号，第97页。
[565]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321页。
[566] 语出童谣《杰克盖的房子》（This Is The House Jack Build）。——译注。
[567] 《国父全书》，第706页。
[568]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312页。
[569] 同上书，第307页。
[570] 《国父全集》，第3卷，第253页。
[571] 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安阿伯，1961年），第71页。
[572] 《四书新解·论语》，7.29，第138页。
[573] 《国父全集》，第2卷，第75页。
[574] 《孟子译注》，1.7，第15页。
[575] 《国父全集》，第2卷，第78页。
[576] 同上书，第2卷，第79页。
[577] 同上书，第2卷，第2页。参阅《毛主席语录》，第172页，因为毛泽东重新讲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
[578]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44页。
[579] 同上书，第82页。
[580] 同上书，第83页。
[581]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9页。
[582] 同上书，第60页。
[583]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313页。
[584] 《国父全集》，第2卷，第73页。
[585] 严复：《天演论》，第1部，第17页。
[586] 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1卷，2：11。
[58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326页。
[588] 《民报》，第4卷，22：1。
[58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第716页。
[590] 同上书，第1卷（下），第715页。
[59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第715—716页。
[592] 同上书，第1卷（下），第716—717页。
[593] 参阅上文第336页，注释。
[594] 《民报》，第2卷，10：83。
[595] 《国父全书》，第365页。
[596] 《四书新解·论语》，17.19，第269页。
[597] 参阅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262—271页；以及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纽黑文，1968年），第97—112页。
[59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73。
[599] 《新民丛报》，第5卷，25：83。
[600] 参阅上文，第73页，注释。
[601] 《新民丛报》，第16卷，86：6。
[602] 《国父全书》，第480页。
[603] 《国父全书》，第481页。
[604] 同上书，第483页。
[605] 同上书，第481页。参阅上文，第73页。
[606] 《国父全书》，第480页。
[607] 《国父全书》，第480页。
[608] 《国父全书》，第480页。
[609] 《国父全书》，第480页。
[61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7卷，20：1。
[611] 《国父全书》，第480页。
[61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6：32。
[613] 《新民丛报》，第7卷，40—41：97。
[614] 《新民丛报》，第7卷，40—41：97。
[615] 同上书，第10卷，54：6—7。
[616] 同上书，第16卷，86：18。
[617] 同上书，第7卷，40—41：103。
[618] 同上书，第7卷，40—41：106。
[619] 《新民丛报》，第7卷，40—41：101。
[620] 同上书，第7卷，40—41：104。
[621] 同上书，第16卷，86：20。
[622] 同上书，第16卷，86：27。
[623] 同上书，第16卷，86：20。
[624] 同上书，第16卷，86：16—17。
[625] 《国父全书》，第487页。
[626] 《民报》，第1卷，4：104。
[627] 《国父全书》，第481页。
[628] 《国父全书》，第481页。
[629] 《新民丛报》，第16卷，86：13。
[630] 《民报》，第2卷，12：104—105。
[631] 同上书，第2卷，12：59。
[632] 《民报》，第1卷，5：79。
[633] 《国父全书》，第481、483页。
[634] 《国父全集》，第3卷，第49页。
[635] 《国父全书》，第487页。
[636] 《民报》，第1卷，4：102—103。
[637] 《国父全书》，第483页。
[638] 《国父全书》，第481页。
[639] 《国父全书》，第481页。
[640] 《民报》，第2卷，12：127。
[641] 《国父全书》，第487页。
[64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886页。
[64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889页。
[644] 《新民丛报》，第13卷，70：16。
[645] 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57页。
[646] 同上书，第51页。
[647] 《民报》，第1卷，4：103。
[648] 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家：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坎布里奇，1971年），第107页。
[649] 斯卡拉皮诺与于子桥：《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伯克利，1961年），第33页。
[650] 同上书，第37页。
[651]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第1卷，3：9。
[652] 斯卡拉皮诺与于子桥：《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第5页。
[653]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34页。
[654]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台北，1967年），第214页。
[655] 同上书，第56页。
[656] 同上书，另见第55页。吴稚晖对其“小说”的标题作出了解释：“上下言宇宙，古今言历史”。
[657] 参阅上文，第147—149。
[658] 《新世纪》，39：154（1908年3月21日）。
[659] 《新世纪》，39：154（1908年3月21日）。
[660] 《新世纪》，39：154（1908年3月21日）。
[661] 《新世纪》，39：154（1908年3月21日）。
[662] 同上书，39：155。
[663] 同上书，39：155。
[664] 《新世纪》，39：155。
[665] 同上书，39：156。
[666]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74页。
[667] 同上书，第111页。
[668]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第165页。考虑到鞠普的论点及其读者的粗野天性，这个更为自然的逐字翻译“promiscuous copulation”（杂乱的交配），我认为是对“杂交”的最佳英译。但鞠普很可能是从马君武在1903年翻译的《物种起源》第6章“自然选择”之中采用了“杂交”这个术语。马君武的译文使用这个术语——极有可能是借用自日语——来翻译达尔文的单词：intercrossing（互交，杂交）和hybridism（杂交、杂种），当然，鞠普也有可能是自己从日文里借用这个术语的。“杂交”仍然是对应于“hybridization”的现代用语——而它的词源始终明晰可辨。参阅汪子春和张秉伦：《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第8页。
[669]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第164页。
[670]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第164页。
[671] 同上书，第164—165页。
[672]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第165页。
[673]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第165页。
[674] 同上书，第165—166页。
[675] 同上书，第166页。
[676]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第167页。
[677] 同上书，第170页。
[678] 同上书，第170—171页。
[679] 同上书，第169页。
[680] 同上书，第168—169页。
[681] 参阅上文，第303—304页。
[682]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224页。孟德尔的著作在1900年被重新发现。吴稚晖在1904年进行写作。
[683]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台北，1967年），第1卷，序言，第2页。
[684] 同上书，第1卷，序言，第1页。
[685]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第55页。
[686]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台北，1967年），第1卷，序言，第2页。
[687] 鲁迅：《坟》，第12—13页。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第2卷，第182页。
[688]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第2卷，第179—183页。
[689] 同上书，第2卷，第184页。
[690] 同上书，第2卷，第186页。
[691]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第2卷，第179—180页。
[692] 同上书，第2卷，第181页。
[693] 同上书，第2卷，第183页。
[694]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第2卷，第188页。
[695] 同上书，第2卷，第170—171页。
[696]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46页。参阅上文，第99页。
[697]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第2卷，第181页。
[698] 泷川龟太郎编：《史记会注考证》，第2卷，7：60。
[699]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第2卷，第190页。
[700]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312页。
[701]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208页。
[702] 再参阅上文，第204—205页。
[703]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第2卷，第182页。
[704] 同上书，第2卷，第188页。
[705] 同上书，第2卷，第157页。
[706] 克鲁泡特金：《革命家的回忆录》（纽约，1970年），第155页。
[707]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2页。
[708] 同上书，第1页。
[709]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2页。
[710] 克鲁泡特金：《革命家的回忆录》，第498页。
[711]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3页。
[712]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119页。
[713]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52页。
[714]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3页。
[715]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3页。
[716] 克鲁泡特金：《革命家的回忆录》，第498页。
[717]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7页。
[718] 克鲁泡特金：《革命家的回忆录》，第498页。
[719] 克鲁泡特金：《革命家的回忆录》，第499页。
[720]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6页。必须承认，在赫胥黎发表演讲之前，《互助论》里的三个章节已经作为论文刊载了。参阅此书第10页。
[721] 参阅上文，第155页。
[722]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04—107页，以及上文第162页。
[723]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13页。
[724] 同上书，第36—37页。
[725] 同上书，第37页。
[726]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222页。
[727] 同上书，第18页。参阅《庄子纂笺》，第22.6笺，第177页：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728]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62页。
[729] 同上书，第49页。
[730] 同上书，第218页。
[731]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60页。
[732] 参阅上文，第393页，注释。
[733]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9页。
[734] 同上书，第49页。
[735]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9页。
[736]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49页。
[737] 同上书，第59页。
[738]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49页。
[739]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其扉页背面为出版界的部分评论：“《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克鲁泡特金亲王撰写了一部富有启发意义和激发性的研究著作，此书展现了……非凡的魅力和宽厚的品格。”我完全认同这种评价。
[740] 同上书，第87页。
[741]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64页，以及上文第157页。
[742]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45页。
[743] 同上书，第37页。
[744]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222—223页。
[745] 同上书，第5页。
[746] 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上下古今谈》，第1卷，第47页。
[747]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13页。
[748] 《四书新解·论语》，15.8，第238页。
[749]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2页。参阅上文，第99页。
[750]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151—152页。
[751] 《四书新解·论语》，9.17，第158页。
[752] 同上书，7.30，第138页。
[753] 《四书新解·论语》，2.4，第70页。
[754]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152页。
[755] 同上书，第126—127页。
[756] 同上书，第141页。
[757]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78页。
[758] 同上书，第84页。
[759]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142页。
[760]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第141页。
[761] 同上书，第52页。
[762] 《荀子柬释》，第23章，第330页。
[763]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39页。
[764]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83页。
[765]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206页。
[766] 《孟子译注》，3.6，第79页。
[767]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195页。
[768]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212—213页。
[769] 《孟子译注》，12.2，第276页。
[770]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195页。
[771] 同上书，“出版界的部分评论”，扉页背面。
[772]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8页。
[773] 同上书，第13—14页。
[774]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8页。
[775] 同上书，第14—15页。
[776] 同上书，第3页。
[777]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2页。
[778] 同上书，第2—3页。
[779] 同上书，第60页。
[780] 同上书，第52页。参阅上文，第391页。
[781] 同上书，第60—61页。
[782]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61页。
[783]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61页。
[784]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87页。
[785] 同上书，第62页：“我应该首先指出，我是在广义和隐喻层面上使用‘生存斗争’这个术语……”
[786]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54页。
[787]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54页。
[788] 同上书，第57页。
[789] 同上书，第53页。
[790] 斯特宾斯：《生物进化的历程》（Englewood Cliffs，1966年），第65页。
[791]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53页。
[792]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56页。
[793] 同上书，第57页。
[794] 同上书，第57页。
[795]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59—60页。
[796] 斯特宾斯：《生物进化的历程》，第64页。
[797]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14页。参阅上文，第403页。
[798] 同上书，第61页。
[799]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2页。
[800] 同上书，第62页。
[801] 同上书，第61页。
[802] 同上书，第55页。
[803] 《荀子柬释》，第1章，第1页。
[804] 斯特宾斯：《生物进化的历程》，第147页。
[805] 斯特宾斯：《生物进化的历程》，第147页。
[806]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79页。
[807]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63页。
[808] 《孟子译注》，7.7，第168页。
[809] 康有为：《中庸注》，第30章，第54页。
[810] 《老子道德经》，第81章，2：24b。
[81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1044页。
[812] 《新世纪》，8：30。
[813] 参阅《新世纪》，12：45以及13：121。我不肯定是否李石曾创造了“互助”这个术语。也许是东京团体的某个成员，也许是某个日本人创造了这个术语。
[814] 同上书，5：17。
[815]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1001页。
[816] 同上书，第2卷（下），第1044页。
[817] 同上书，第2卷（下），第1043页。
[81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第482—483页。
[819]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93页。
[82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第483页。
[821]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93页。
[822]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59页。
[823] 同上书，第2卷，第885页。
[824]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第483—484页。
[825] 同上书，第2卷（上），第484页。
[826] 同上书，第2卷（上），第485页。
[827] 同上书，第2卷（上），第483页。
[828]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89页。
[829] 同上书，第2卷，第893页。
[830]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89页。
[831] 同上书，第2卷，第891页。
[832] 同上书，第2卷，第890页。
[833]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87页。
[834] 同上书，第2卷，第893页。
[835] 参阅上文，第399页。
[836]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86—888页。
[837] 同上书，第2卷，第891页。
[838] 同上书，第2卷，第890页。
[839]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87—888页。
[840] 同上书，第2卷，第888页。
[841] 同上书，第2卷，第892页。
[842] 同上书，第2卷，第892页。
[843] 同上书，第2卷，第888页。
[844] 章炳麟：《章氏丛书》，第2卷，第893页。
[845] 《民报》，第4卷，22：13。
[846] 同上书，第4卷，22：21。
[84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1041页。
[848] 《新世纪》，10：37。
[849] 《毛主席语录》，第65页。
[850] 同上书，第76页。
[851]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政论》（台北，1967年），第1卷，第29页。
[85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924页。
[853]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政论》，第1卷，第25页。
[854]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政论》，第1卷，第9页。
[855]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1035—1037页。
[856]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政论》，第1卷，第9页。
[857]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政论》，第1卷，第25页。
[85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1041页。
[859] 《新世纪》，8：30。
[860]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政论》，第1卷，第79页。
[861] 《新世纪》，1：1。
[862] 《四书新解·论语》，12.1。参阅上文，第275页。
[863]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政论》，第1卷，第50页。吴稚晖采用了儒家的（虽然听上去像是墨家的）术语“博爱”来指称“fraternité”。
[864] 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352页。艾斯利以达尔文的这几行话来结束了他的巨著：“如果我们让臆测变得不受约束，那么动物，我们的同胞会身陷于痛苦、疾病、灾难和饥馑——我们的奴隶承受繁重的劳作，我们的同伴为我们提供消遣取乐——它们可能在起源上与我们分享着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可能被融为一体——尊贵的血统。只可惜这种尊贵的血统无法理解这个遗憾的事实，即动物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奴隶，我们的同伴——以及我们的食物，正如许多人常常也是它们的食物那样。”
[865]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918—919页。
[866]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第58页。
[867]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第183—185页。
[868] 同上书，第186页。
[869] 《新世纪》，64：389。
[870] 同上书，54：233—234。
[871] 《新世纪》，54：234。
[872] 《新世纪》，54：234。
[873] 《新世纪》，54：234。
[874] 《四书新解·论语》，4.6，第93页。
[875] 同上书，7.29，第138页。
[876] 《孟子译注》，1.7，第15页。
[877] 吴稚晖曾经说过，中国民众的天性就像所有野蛮民族的天性那样缺少朝气，但他仍然暗示道，只要他们希望有朝气，他们还是可以有朝气的。参阅《新世纪》，61：345。
[87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907页。
[87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907页。
[880] 同上书，第2卷（下），第919—920页。
[881] 同上书，第2卷（下），第923页。
[882] 参阅《新世纪》，63：375。
[88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第870—871页。明德学院（ Middlebury College） 的尼古拉斯·克利福德（ Nicholas Clifford） 教授认为“ 斯土活” “ 可能是玛丽亚·W.米勒·斯图尔特（ Maria W.Miller Stewart，1803—1879），一位出生在哈特福德（ Hartford） 的黑人妇女，曾积极参加废奴运动（ Abolitionist movement）；其作品结集有1879 年出版的 《来自斯图尔特夫人之笔的沉思冥想》[ Meditations from the Pen of Mrs.Maria W.Stewart）。”（“斯土活” 应为美国女作家哈特丽· 比彻· 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译注）
[884] 《新世纪》，53：216。
[885] 同上书，58：298。
[88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914页。
[887]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另一句街知巷闻的口号，而这句经典语句的出处我想不起来了。
[88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949页。
[889] 参阅上文，第316页。
[89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1022页。
[891] 《新世纪》，39：154。
[892] 同上书，60：323。
[89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下），第1034、1037页。
[894] 同上书，第2卷（下），第1039页。
[895]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书信》（台北，1967年），第1卷，第3页。
[896] 《新世纪》，61：348。
[897] 李石曾：《革命》，载《新世纪丛书》，第1集，1907年，《新世纪》，第553页。
[898] 吴敬恒（吴稚晖）：《吴敬恒选集：政论》，第130页。
[89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924、930页。
[900] 《国父全集》，第3卷，第49页。
[901] 《国父全书》，第530页。
[902] 《国父全书》，第544—545页。
[903] 《国父全集》，第3卷，第131页。
[904] 与牟润孙教授的谈话。
[905] 参阅上文，第178页。
[90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1043页。
[907] 《新世纪》，1：3。
[908] 同上书，2：7。
[90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2卷，3：58。
[91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第1050页。
[911] 鲁迅：《热风》，第15页。
[912] 鲁迅：《热风》，第34页。
[913] 鲁迅：《三闲集》，第12页。
[914] 鲁迅：《二心集》，第24页。
[915] 同上书，第47页。
[916]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第270页。另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235页。
[91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第12页。
[918]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第9页。
[919] 同上书，第12页。
[920]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第270页。
[92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第38页。
[922]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35页。
[923] 参阅上文，第292页。
[924] 胡适：《胡适文选》，第56页。另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第12页。
[925] 《新青年》，第3卷，5：1—2。
[926] 同上书，第3卷，5：4。
[927] 同上书，第3卷，5：5。
[928] 胡适：《胡适文选》，自序，第2页。
[929] 《新青年》，第3卷，5：5。
[930] 《新青年》，第3卷，5：5。
[931] 胡适：《胡适文选》，第4页。
[932] 《新青年》，第6卷，3：274。
[933] 胡适：《胡适文选》，第72页。
[934]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第19页。
[935] 胡适：《胡适文选》，第69页。
[936] 《新青年》，第6卷，4：357。
[937] 胡适：《胡适文选》，自序，第3页。
[938] 胡适对“pragmatism”有多种译法，如“实验主义”、“实效主义”、“实际主义”等等。现在通译为“实用主义”。——译注。
[939] 《毛主席语录》，第56页。
[940] 《新青年》，第8卷（上），3：399。
[941] 同上书，第7卷（下），5：5。
[942] 《新青年》，第8卷（上），4：510。
[943] 同上书，第9卷（上），2：152—153。当然，在毛泽东心中，在他关于“两条腿走路”的指示中，这两条腿是现代和前现代的技巧。
[944] 《新青年》，第9卷（上），2：153。
[945] 萧瑜：《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纽约，1973年），第226页。
[946] 《新青年》，第9卷（上），4：555。（我加的着重号）
[947] 同上书，第9卷（上），1：7。
[948] 同上书，第13卷，3：358。
[949] 《孟子译注》，10.1，第232页。
[950] 《湘报类纂》，第2卷，第404—405页。
[951] 孙文（孙中山）：《发刊词》，《民报》，第1卷，1：3。
[952] 狄百瑞等编：《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资料集》，第812页。（ 引自《中国之命运》[ China's Destiny]）
[953]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
[954] 参阅上文，第336—340页。
[955] 《新青年》，第9卷（上），3：425。
[956] 同上书，第9卷（上），1：140。
[957] 同上书，第9卷（下），6：799。这位“狙公”是庄子所说的养猴人。他的猴子对早上得到三个橡栗而晚上得到四个橡栗的做法不满意，所以“狙公”就用早上给它们四个橡实，晚上则给三个橡实的办法安抚这些猴子。参阅《庄子纂笺》，第2.4笺，第14—15页。
[958] 《新青年》，第14卷，1：145。
[959] 《新青年》，第14卷，1：131。
[960] 参阅上文，第206页。
[961] 《旧约·撒母耳记上》（17：1—54）。——译注。
[962] 《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北京，1964年），第100页。
[963]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香港，1964年），第175页。（作者的引文与鲁迅的原文有出入。鲁迅的原话是：“但记得C君曾经告诉我，不但这些，[图书馆]连认真切实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国的杂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装起来：还是生着‘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的老毛病。”——译者）
[964] 《新约·马太福音》：“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7：3—5）——译注。
[965] 参阅《新民丛报》，第15卷，82：21；以及《国父全书》，第1页。
[966] 《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第100页。
[967] 《毛主席语录》，第75页。
[968] 鲁迅：《坟》，第202页。
[969] 《毛主席语录》，第225页。
[970] 关于老子的章节，参阅上文，第172页。关于毛泽东对它的“接受”，参阅《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动，决不施仁政。”当然，老子思考的是别的事情。
[971] 严复：《天演论》，第2部，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