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聘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许寿裳
1948年2月18日夜，在台北和平东路青田街6号寓所发生一起凶杀案，死者右颊、右颈被柴刀连砍四刀，当场气绝殒命，年仅66岁。凶手在3天后被捕，不久便被以谋财害命执行死刑。然而，到底是“谋财害命”还是“政治暗杀”，70年过去仍是一宗谜案。这位不幸的死者就是时任台湾编译馆馆长许寿裳。
许寿裳与其《亡友鲁迅印象记》
许寿裳与鲁迅自1902年留学日本，同拜于章太炎门下，到1936年鲁迅病逝的35年间，始终保持着真挚的友情。1918年5月中旬，许夫人带着5个孩子自北京至南昌，没过几天，就患病逝世。鲁迅得知消息后，立即去信告慰。许夫人去世不到一个月，二女、三女亦相继患病夭殇。鲁迅又去信说：“夫人逝去，孺子良为可念，今既得令亲到赣，复有教师，当可稍轻顾虑。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对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他想得真深刻，不是普通吊唁的套语。”从1946年开始，许寿裳就开始撰写《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年在上海出版。1946年11月，他协助《台湾文化》杂志制作了一期《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系统介绍鲁迅。1948年1月31日，本来许广平与许寿裳已约定送周海婴到台湾读书，只因赴台日期未定，谁知2月18日许寿裳就惨遭凶杀，周海婴赴台读书之事遂成泡影。但这件事表明许寿裳虽然人在台湾，仍念念不忘挚友鲁迅的家人，可见两人友谊非同一般。著有《章炳麟传》《鲁迅年谱》《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等著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鲁迅挚友的许寿裳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任上，总是不忘宣传鲁迅。他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主任任上，上课时讲的内容多是章太炎、鲁迅等师友的著作，尤其对新旧文学论战和鲁迅的治学做人有很多介绍，并受到学生欢迎。他也对持久抗战充满信心，1938年11月6日，他在《西北联大校刊》第12期发表《勾践的精神》，希望青年学生“学着勾践的精神，对于我们抗战建国的大事业有所贡献”，并将勾践精神归纳为“有自信心”“有整个的计划”“能苦硬干”和“能持久战”，这“宛然是我们这次抵抗暴日的神圣战争的预兆”“只要我们学着勾践的精神，有自信，有计划，刻苦耐劳，长期抗战，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那么我们的抗战建国、革命大业，一定是成功的。”1938年7月，他作为历史系主任，还主持了张骞墓的发掘、保护和抗战史料的搜集，并与黎锦熙、吴世昌一起受命撰写张骞墓前碑文。他还与黎锦熙一起撰写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其中的“导愚蒙”“倡忠勇”“树人表”“拯民穷”和“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更是唱出了抗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精神。学校也赋予他新的使命，1938年7月27日，兼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1938年9月经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第38次常委会决议确认。(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就在许寿裳倾力拿笔做刀枪，为抗战摇旗呐喊之时，新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却以“主法商学院院长须超然而接近中央者”，并于1938年11月改聘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迫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就范，于1938年11月12日的第48次常委会议，按教育部电令“加聘张北海为该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同时“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先生一再函请辞去院长及兼代政经系主任职务案，决议：（1）准其辞职，（2）聘许寿裳先生为本校建筑设备委员会主席，（3）聘张北海先生为法商学院院长”（李蒸常委由黎锦熙代、徐诵明常委函告本日会议不能出席，由张贻惠代，胡庶华任主席）。这次会议还通过“本校校歌业经黎锦熙、许寿裳两先生拟就请核定案，歌词报部备核，并函许寿裳、齐国樑两先生查照第37次常委会决议案，请其介绍专家编制歌谱。”[7]许寿裳致函昔日同事谢似颜教授回忆此次风波时说：“自民二秋，弟兼长法商学院时，教部长别有用意，密电常委，谓院长宜择超然者，弟闻之，愤而立刻辞职，从此不与陈（立夫）见面，以弟之孤介，实难与此公周旋。”[8]
这次解聘与反解聘事件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潮。1938年12月9日举行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第53次会议报告：收到教育部致许寿裳函，“奉部令加聘许寿裳为该校校务委员”，1938年12月15日出版的《西北联大校刊》第7期亦发表此任命；1938年12月14日举行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又通过：“改组本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并请以许寿裳、李蒸、徐诵明、胡庶华、刘拓、张北海、蹇先器、黎锦熙、张贻惠九先生为委员，许寿裳先生为主席案。”[9]这两项任命，一为教育部，一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过去鲜为人知，但这显然是对“免去许寿裳法商学院院长，直接由教育部任命张北海为院长”引发的“反解聘事件”的安抚策略。
1939年1月18日举行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第59次会议，教育系李主任建勋签送心理仪器购置单一份，约需洋4 212元，请予照拨，以便购置案。会议决议：交建筑设备委员会统筹办理。1939年2月8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第62次会议修正通过建筑设备委员会签拟该委员会简章草案送请核定案。可见该委员会尚在行使职责，但是，许寿裳先生已于1938年11月10日辞去行政职务，于同月19日专任文理学院历史学系教授。许寿裳后人回忆：“十日晚，徐轼游先生来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氏有密电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主法商院长须超然而接近中央者，指定常委会聘张北海氏为过渡人，整理法商学院，先君闻讯，极为愤慨，立即辞职。缘法商学院之前身系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其前身又为北京俄文法商专科学校，俄文课程犹有保留未裁撤者，于是神经过敏，或别具肺腑之徒，对之另眼相看，而先君虽为老同盟会会员，后亦加入国民党，然始终反对党内有党，派中有派者，此或即陈氏目为非超然而接近中央者欤！”[10]之后，许寿裳并未离校，曾于1938年12月游汉王城，于1939年4月6日出席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生祭扫张骞墓，于5月7日出席钱玄同先生追悼会，1939年8月8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时仍为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1939年9月16日，自汉中乘汽车入川，19日抵四川成都，10月5日抵重庆，后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此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原体育教授、时任汤恩伯三十八军机要室主任的谢似颜，代转汤恩伯邀许任汤所创办的中正学院院长一职，儿子许世瑮收到国立西北农学院邀任讲师的聘书，但忧于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周伯敏由陈立夫任命，又是于右任的外甥，考虑儿子去后会使自己与陈立夫的纠葛再添变数，也“不满于党内有党”，厌于政治，故婉拒谢似颜（也让儿子婉拒国立西北农学院的聘请），于1939年冬与友人一道离陕入滇。
许寿裳，字季黻（一作季茀），号上遂，清光绪九年（1883）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秋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留学期间，曾与鲁迅合办《新生》杂志，并主编《浙江潮》，1909年归国。之后，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参事兼译学馆教习、国立北京大学及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7年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1922年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年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编译，1927年春任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参事、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书处干事、主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抗战时期，随校西迁入陕，1939年9月，离陕入川。1941年10月至12月任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成都华西大学讲座教授、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秘书，1946年赴台湾，历任台湾地区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等职。1948年2月18日在台湾寓所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