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欢迎杨钟健参加“叫花子团”
1948年的秋天，笼罩在萧瑟秋风中的南京城，市场萧条，物价飞涨，人心惶惶。9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中央日报》第二版赫然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国立西北大学校长马师儒辞职照准，任命杨钟健继任。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戏贺杨钟健：“欢迎参加叫花子团”，意为当时大学校长第一要务是到处化缘，要经费，就像到处讨饭的叫花子一样。杨钟健抵达西安时，受到各界人士及国立西北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10月8日，杨钟健到校执事，他深知治理好学校的关键是人事问题，而人事宜稳不宜动。于是，他请岳劼恒仍担任教务长，关中哲任秘书长，原校长马师儒任文学院院长。他到校后没有解聘一个人，后来校情的发展证明，他将学校的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这些进步人士的手中是极富远见的。在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时，他在致辞中郑重地表明了他的治校思想：“我这一次来西北大学，绝不是来维持现状的，我对西北大学有一种抱负，希望能把西北大学办成进步的、充实的、合理的、名副其实的西北高等学府。为达到这个目的，不能抱妥协的态度，必须兴革新之志，尽力为之，希望全校同仁均予协助……本人来此，希望能造就一个良好的民主风气。”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他展出了自己的著作，全校教授和学生从心底钦佩这位真正的科学家。
对于国立西北大学来说，办学最困难的仍是经费拮据。杨钟健派人前往并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经多次沟通，教育部不得不以一袋面粉作为主食，以一袋面粉稍多之数为副食费的实物代薪发放方式，借以安定学校师生之心，求得一个平静的教书和读书环境。随着学校各项工作纳入正轨，学校渐有起色。1949年2月1日出版的第2期《国立西北大学地质通讯》报道：“本校自杨校长莅校以来，积极整顿，不遗余力，学校在任何方面均有长足之进步，对学校研究之加强，提倡尤力，故校中各社团、各学会莫不大形活跃。”“在本届自治会改选竣事后，工作积极展开……敦请教授出席指导，同学发言踊跃，自由民主之风气，洋溢校内。”
杨钟健（1897—1979） 《教育部公报》1948年第12期的任命公告
杨钟健先生主校时期，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的时候，特别是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下，已进入关中和陇东作战。国民党政府看到西安已不可保，图谋将国立西北大学等国立院校裹胁南迁。杨钟健先生到国立西北大学不久，就接到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密函，勒令学校迁往川南自流井一带。这一消息犹如一枚炸弹掷入校园，校内顿时掀起轩然大波。面对这一严重形势，杨钟健先生立即召开校务会议，统一认识，制定“反迁校”的策略。1948年11月中旬，胡宗南带着一批随从来到国立西北大学，宣布国立西北大学迁川的命令。杨钟健先生好像早有准备，他一边满口答应，一边又向胡宗南提出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在这一时期，南京政府教育部为迁校不断地向杨钟健施加压力，后来，甚至发展到企图以杨钟健先生的夫人王国桢（时在南京中央调查所）作人质的地步。杨钟健预见到西安不久就将回到人民的怀抱，便借口迁校经费不足，拖延以待，直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终于把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完整地留给了新中国。
杨钟健能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自觉地为人民保护这所大学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杨钟健就积极地参加了天安门的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行动。在北京大学，他加入了邓中夏、许德珩、黄日葵等人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积极参加宣传讲演活动。经邓中夏介绍，又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努力吸收新的思想，积极从事进步活动。杨钟健和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高君宇、黄日葵、魏野畴等人都有过交往。他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并主编《秦劫痛话》《秦钟》和《共进》等刊物，唤起民众的觉悟。这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竟说：“大共（共产党）、小共（共进社）都是一共”，共进社最后终于被奉系军阀查封。(https://www.daowen.com)
杨钟健出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虽仅为其科学人生的一段插曲，但却是西北高等教育历史篇章的重要一页。他在《杨钟健回忆录》中对在国立西北大学的经历，用两章内容做了详细回顾。笔者为购此书，曾与其夫人王国桢先生书信往来。
毛泽东给杨钟健的信
杨钟健校长任内的毕业证和杨钟健的夫人王国桢给笔者的信
杨钟健，字克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于陕西华县，曾在西北大学前身之一——三秦公学（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就读。1923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即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相继在北京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早在30年代，就曾兼任西北大学教授。1948年9月8日至1949年12月，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79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他一生发表有600多篇学术论文和2 000多首诗作，其《中国北部之啮齿动物化石》是我国古脊椎动物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