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的国土,不许插外国国旗”
在晚清民国早期,辽阔的大西北向来都是外国探险者的天地,我国大批文物被盗取。请看:
俄国科兹洛夫于1908年在甘肃黑水城,掠走文献的编目有8465个编号,文献总数在15万件以上;
英国斯坦因于1900年至1913年,在新疆甘肃等地盗走文物文书、木简、古纸片、经卷、木板印刷本、敦煌写本、碑碣、墓志等182箱9 000余件;
法国伯希和于1904年至1906年,在新疆盗走写本、壁画、经卷等文物80余箱7 000余件;
日本橘瑞超于1908年、1910年在新疆、敦煌盗走佛经长卷、金刚经残卷、七身佛像、壁画、藏文木简等文物8 385件;
瑞典斯文·赫定仅于1889年在楼兰遗址即盗走汉文图书15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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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因此,在1927年斯文·赫定率大型远征队第五次来华拟往西北考察时,他与其他学者一起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由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徐炳昶任团长,采集品全归中国所有的协议。黄文弼作为北京大学学者参加了考察团,成为我国国际合作考古第一人(共吸收地质、水利、物理、博物方面的5名中国学者、4名中国学生,后来又增加了几名中国学者,但考古学家除徐炳昶以外,仅黄文弼1人)。中国方面还组成了负责管理考察团的常设机构——西北科学考察理事会,刘半农教授任理事长。(https://www.daowen.com)
当1930年去楼兰遗迹考察时,斯文·赫定竟将瑞典的国旗插在沙丘上,黄文弼当场提出严正抗议:“这是中国的领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他一边说着一边拔掉瑞典国旗,插上了中国国旗。

斯文·赫定(1865—1952)
斯文·赫定每日宿营,都要升起瑞典国旗,圣诞节聚餐时,也要在帐中悬挂瑞典国旗。这些行为“刺激”了中方团员,1927年10月2日,黄文弼和徐炳昶策划当场制作国旗(北洋政府五色旗),也搞了一个纪念仪式。第二年,1928年的双十节,黄文弼自己带领着一个工作小组正在库车县考察,也举办了纪念会。
当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欲因赞助西北科考而拟开通柏林到北京的航线,还派人从北京到新疆,一路上为未来开通航线做调查,如在沿途施放高空气球,探测万米以上高空的气流状况等。对此,中方团员极力反对,认为如此航线开通,德国人便可以不绕道海上,直接从空中经中亚抵达中国内陆腹地,干预中国事务,内河航运权已失,如今再失航空权,对国家权利不利。一旦汉莎航空公司得逞,将来胶州湾岂不又落入德国人之手,五四运动岂不是白费工夫!最终,由于徐炳昶与黄文弼通过负责管理新疆交通事务的包尔汉,劝说新疆督军杨增新拒绝了德方开通航线的要求。
1934年以修西安到新疆公路和黄文弼考察新疆教育为由的科考,因为斯文·赫定在新疆盗掘文物,黄文弼报告给教育部,因此二人发生激烈冲突。按斯文·赫定的说法:新疆地方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最终都向他妥协了,只有一个人绝不妥协,那就是黄文弼,他几乎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战争”,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此事的结果虽然不尽人意,但我们看到了黄文弼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大形象。
尽管如此,在国际合作考古中,黄文弼却以严谨、扎实和优异的工作赢得合作者的融洽配合。日后,斯文·赫定在他出版的《长征记》中,对黄文弼特别敬佩和赞赏。中瑞科学考察团双方友好合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