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贯通“性”“命”的最初努力
《大学》讲“明德”，讲“修”“齐”“治”“平”，讲“格物致知”，几乎完全不涉及儒家这种价值追求与功夫所在的终极来源与根据。收入《礼记》的另一篇著作《中庸》，与20世纪末于湖北郭店出土的《性自命出》一文，始把孔孟依主体情性建构的价值追求向存在世界推出，以为儒家的价值信念从存在论的角度寻找终极依据拓开通途。这里所说的“存在论”依据，所指涉的无疑还是“天”“天命”“天道”或“天地宇宙”等问题。我们说过孔子、孟子诉之于人类具有本原意义的世间真实情感，自有一种自然—天然的正当性。但毕竟他们并没有从“天”“天命”的角度立论。及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一说也涉及“天”“天命”，但是孟子主要是从人—主体的价值反省的角度、由内向外开出与证立的，因而他所说的“天”“天命”为一价值实体而非存在世界。《中庸》《性自命出》等文不同，他们已开始从人—主体情感、主体心性走出，走向存在世界，立足于存在世界由外向内审视，从外在世界的“天”“天命”“天道”天地宇宙运化的角度，来确保孔孟创设的价值信念的至当性。
先看湖北郭店出土的《性自命出》篇。该篇据推测可能亦为孔门弟子之作。文章在谈及“情”的时候称道：
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1]
这是说，人有“情”才是可赞赏的。如果有真情，即便过分也不为恶；缺少真情，无论如何也不值得珍惜。如果有真情，即使未做出来，亦已值得信赖。文章把这种真情称为“美情”，简直为“至情”之论。
为什么“情”具有如此至上的价值？《性自命出》认为，那是因为“情生于性”。该文称：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2]
这就是说，“情”之所以有如此价值，是因为它出自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又禀自于天命。在这里，“天命”自亦指自然—天然所得，但其以“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为说，则已明确点出，“天—命—性—情”之间，有一种从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贯通关系。“天命”被赋予客观存在意义，“性情”为由客观存在的“天命”下贯而成。“性情”的至当性获得了存在世界的确保。
《中庸》一文，在这一方面更有进一步的开展。
《中庸》与《大学》一样，亦为收入《礼记》中的一篇作品。作者为何人，同样有争论。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执认《中庸》与《大学》均为子思所撰。但比较两文的思想内容，差异较大。故是否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还当存疑。
《中庸》最引人注目的提法，是它的头三句话：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第一句“天命之谓性”，之所以为人们所关切，就是它把“性”与“天命”关联起来，视“性”为“天命”下贯而成。较之于《性自命出》更有展开的是，《中庸》对“天”“天命”是什么，有了若干论述。《中庸》写道：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大，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丕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又称：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中庸》这些话语，都是对具客观存在意义的“天”及其运化法则、“天地之道”显示的生化功能，以敬仰的心态作出描述。显然，《中庸》的“天命”—“天道”观，已具宇宙论色彩。《中庸》是借助这种“天命”—“天道”观，支撑起孔孟原来依托心性而开启出来的价值论。(https://www.daowen.com)
从具客观宇宙论色彩的“天命”—“天道”观，何以能够引申出、支撑起本属人—主体认可的价值信念呢？依《中庸》的许多表述，可以看到，这些价值信念就是从人—主体对天地生化伟力的敬仰、敬畏、敬祈中引申出来、支撑起来的。《中庸》称：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这里所说的“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也都是指从对天地、四时、日月运化的敬仰中，从效天法地的价值诉求中，成就人—主体的德性。
由是而看《中庸》“天命之谓性”句，就对孔孟原创儒学的拓展而言，它开始把价值信念的正当性与天地运化挂搭起来，使之获得一种存在论的意义了。但是依《中庸》的许多表述，实际上它并未认定人—主体的价值信念是由天地宇宙直接给定，而更多地是从人—主体对天地运化伟力的敬仰、敬畏、敬祈中引出。“天命之谓性”中的“命”的意义，凸显的乃是这种价值信念无需经过后天训习而得的一种本然—天然性。
再看《中庸》从效天法地的诉求中引申出来的价值信念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孔孟原创儒学都以“仁”为核心，但《中庸》更强调的却是“诚”。《中庸》称：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所谓“诚者，天之道也”，便是指天地宇宙之运化，本身即具诚信性。正因为它是诚信的，它使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依时而来，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应节而变，人类的生活由是才得以确保，人类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因之，天地运化之诚信是最重要的，人在效天法地中自然—天然地成就的德性，亦当为诚信性。这种诚信性既是自然—天然成就的，也就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故而，诚信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价值信念，便具有一种先验性乃至超验性。
无疑，《中庸》更推重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价值信念的先验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它并不排斥后天的人工训习。故它同时也讲“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于另一地方又说：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这是说，“诚（信）”作为自然—天然禀得的一种价值信念，本身即具自明性；但是如果这种价值信念后来受到遮蔽，也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训习，使是非对错得以明辨起来，而回归到“诚”。由“诚”而“明”和由“明”而“诚”，在功夫上是有别的，但是在追求诚德上却是一致的。
《中庸》从天地运化的诚信性引申出诚德为人的最高德行。又以为人一旦做到以“诚”为德，将可以进达“与天地参”的境界。《中庸》写道：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是说，一个人做到了“至诚”，即是尽得了自己的本性；个人的本性跟他人与万物的本性是相通的，所以尽得了自己的本性，亦即尽得了人与万物的本性；尽得了人与万物的本性，即为依天地自然—天然的运化规则行事，而参与了天地宇宙的化育。个人由之得与天地宇宙贯通以至于齐同，成就最高境界。
我们看到，原先在孔孟原创儒学那里，价值信念是从日常情感引申出来的，这种日常情感虽然具有自然—天然的品格，但孔子孟子毕竟并未直接予以确认；在他们深深有感于外在社会变迁的难以抗逆时，他们甚至不得讲“时命”；“命”与“仁”的分立与背离意味着外在客观时势与人—主体价值追求的分立与背离。及《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观念的提出，天地运化与人—主体认同的价值信念开始获得贯通。人—主体的价值信念在与天地运化发生关联之后，才真正被赋予了客观普遍意义。
但是，“天”“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天地运化的规则是怎样的，《中庸》也没有更多的涉及。《中庸》还没有真正建构起儒家脉络的宇宙论。儒家一脉的宇宙论，是由《易传》开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