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释向儒家的靠拢与三教的汇合
儒学的复兴，还与道、释二家向儒家的靠拢密切相关。
道教向儒家的靠拢与融会，是很自然的。道教的丹道论所依托的是宇宙论，而汉唐儒学的形上学亦取宇宙论。区别在于：儒家注重的是宇宙在自然的演变中如何“顺而生人”，道教关切的是把握宇宙演变的规则追求“逆则成丹（仙）”；“顺而生人”讲求在繁富的世间中如何成就道德，“逆则成丹（仙）”希冀摆脱世间的局限得以证入仙境。但是，在证成仙道的功夫上必须以尽量减少欲望，减少由欲望驱动而膨胀起来的种种斗争心为前提，故道教不仅强调身形炼养的“命功”，亦十分重视道德提升的“性功”。早期道教学者葛洪即已说道：“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3]及宋明时期，“性功”在修仙的意义方面被进一步地凸显，尤使道教与儒家和佛教的融会进一步地被强调。前引北宋张伯端《悟真篇序》已明确指称，儒、道、释三教都共同地关切“性命”，差别只在详略、显隐而已。北宋另一名道士常崇道称：“非道教无以升君子，非释教无以化下愚，非儒教无以理国家。”[4]此又从不同功能的互补性论三教会通。
至金、元时期之全真教，创敎者王喆更将“三教搜来做一家”[5]，规定信从者必读《道德经》《清静经》《般若心经》和《孝经》，所创教会亦多以“三教”命名，如称“三教七宗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等，三教圆融，成为宋明道教的基本趋向。
佛教于中古时期与儒家、道教多有争持，至唐代禅宗在境界追求上却已与道家相摄，入宋以后，亦与儒家交相融会。天台宗山外派高僧智圆，即自号中庸子，并作《中庸子传》三篇称：“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6]又作《三笑图赞并序》云：
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莫逆之交，其惟三公，厥服虽异，厥心惟同。见大忘小，过溪有蹤，相顾而笑，乐在其中。[7]
智圆认陆修静为道士，陶渊明为儒者，庐山高僧慧远与之交好，是为“三公”。“三公”“见大忘小”，“相顾而笑，乐在其中”，此即表明：“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宋禅宗大德契嵩更作《原教》《广原教》等文进一步阐明儒释相融之理。其论“情”“性”关系云：
万物之变见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万物之变化，以性可以观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语圣人之教道也。[8](https://www.daowen.com)
又谓：
情出乎性，性隐乎情。性隐则至实之道息矣。是故圣人以性为教而教人。……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男女万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则善恶以类变。始之终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无之至也。至无则未始无。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圣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适。[9]
按“性”“情”关系原是先秦儒家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有以孟子为代表的一派以“善”（不忍之心）论“情”，以“情”论“性”，主“性善”论，有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则以“欲”说“情”，在以“情”为“性”时，却有“性恶”说。佛教传入中国，初本不以“性情”入论，或亦有以“无明”为每个“有情众生”处生死轮回的根性，故实可视为“性恶”论。及如来藏学传入，才开始以“佛”（觉）论“性”，是可称“性善”论。显见，在佛家的“性”“情”关系观中，我们可以见到深深的儒家痕迹。契嵩这里直认“万物之变见乎情，天下之至在乎性”，“情出乎性，性隐乎情”，这样一种取“性”“情”论佛理的做法，无疑即集中地体现了儒释融会的倾向。有别的是，先秦儒家即便是荀子，也不排斥“情”，而更多地讲以“礼”节“情”；契嵩依佛家说法，以为有“情”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男女万物生死焉，是即堕入生死轮回而不能解脱，故虽亦以为“情出乎性”却更多地认“性隐乎情”而以“恶”论“情”。下面我们会看到，宋明儒家的“性情”观，已经更近于像契嵩等佛家的说法，而非先秦儒家的见解了。
何以在入宋之后会出现道、释向儒学靠拢以致三教（学）汇合的现象呢？这似乎要回归到古典文明的源头才能得到某种解释。中国古典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与古典游牧文明和商贸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后者所依赖的生存条件往往带有偶然性，所以萌生许多神话并培植出种种信仰。而前者所依赖的生存条件却是比较地确定的与比较地有规则的，所以虽不能无信仰然还是更重理性。所谓理性即是对外在种种不同生存条件作综合性与中和性的把捉。综合才能生物，中和才能成物。中国古典圣贤讲天地人、日月星的配合，讲阴阳、四时、五行的循环往复，都显示了这种综合性与中和性取向。汉唐儒家把先秦阴阳家、法家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汉唐道教把不同教派、不同地域杂散的神灵引入自己的信仰体系，在印度泾渭分明的各种佛教教派传入中国后均被以“判教”的方式整合为有序的理论体系，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巨大的综合与中和能力。
宋明时期的三教（学）的互相靠拢与融会，应该说就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综合与中和能力的再次呈现吧。
儒、道、释三教的融会，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便是，它使原先过于强调出世的道、释二教，得以走入世间而有所承担；另一方面则是，它同时又使过于讲求外在事功的汉唐儒家，得以转向内在心性而在精神追求上更有提升，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极高明而道中庸”，构成为宋明儒者的基本人格取向与处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