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本心与凸显自我

白沙子回归本心的经历，与陆子、阳明子相近。白沙自述求学经历：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率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非务为高虚以误人也。[2]

白沙子这里所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即是说，作为价值主体的“心”，与被小程子、朱子视为客观存在的“理”，无法获得统一。亦就是说，从被视为客观存在的“物理”，不可能证入作为价值主体的“心”。由是，白沙子放弃向外求物理、求知识的繁琐路子，转而“求吾之约，惟在静坐”，在静坐中得“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因之回归本心，自信“作圣之功”，只在尽心而已。

白沙子回归本心之后，不再在外在客观必然法则的意义上，而只在“吾心”之体认上说“理”论“道”。他写道：(https://www.daowen.com)

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贵贫贱、死生、祸福，曾足以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增损于我矣。[3]

按，此处白沙子亦在谈及“心”与“道（理）”、“心”与“物”的关系。我们知道，阳明子对这种关系的回应，是以“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为说的。阳明子的说法难免关及存在问题，使人以为存在世界中的“物”与“理”，是依托于“心”的，无“心”即无“物”、无“理”。由是不免引发种种诘难。白沙子对“心”与“道（理）”、“心”与“物”的关系的回应，不取存在论的路子而取境界论的路子。依白沙子的说法，“道”显然指的一种精神境界。所谓“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此中之“大”含有“广阔”与“重要”双重意义。就是说，作为自然界存在的天地固然广阔而富有，但对于人来说，拥有自己的“道”（精神境界、道德信念）来得更为重要；天地万物（含贫富、死生、祸福）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与变迁规则，“我”不必得（不一定可以改变、可以宰制），但是“道”之于“我”却是可得的（内在于我，由我自己认可与执定的）；“我”既可得“道”，则“我”与“道”一样地“大”，“我”与“道”成为一体（广阔而重要）；“我”既与“道”为一，则天地与万物虽不必归“我”（任由我宰制），却亦不外于我（“天地虽大，且不我逃”）；天地万物不外于“我”，与“我”不构成为对待关系，不成为“我”的外在限定，是则“我”是最自由、最自足的。……显见，白沙子是从精神境界的意义上论“道”说“我”（我心）的。从精神境界论“道”说“我”，不需要否弃天地万物的存在性，只需要凸显“道”与“我”的超越性，其较之于阳明子的说法，更表现出一种圆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