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
我是在西线战场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时临危受命，担任了总司令。对总体形势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感觉像一个置身于音乐会的钢琴家，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用一把古旧、破烂、走调的乐器演奏贝多芬的协奏曲。我所见到的西线环境在很多方面都背离了我过去所有原则，可惜战事瞬息万变，以至于我来不及施加太多影响。
我位高权重，该承担的责任自是不容推卸，我要对所有经我发号施令的事负责。如果个人良知和观点与希特勒的意见和命令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我只能择最佳效果，对后者进行解读和调整。和过去一样，这种事在那段时期也屡见不鲜。另一种办法是对希特勒开诚布公，晓之以理。努力过后倘若我没被说服，或者没能说服他回心转意，我一定会请辞。我知道自己如履薄冰，自上任后我在六个星期内见了希特勒四次，坦率地阐述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我发现他欣赏我的直言不讳。军人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有异议就拒绝一个有确凿理由支撑的主张或命令。从军多年，这个道理我不会不懂，同样也知道，有必要搁置那些在战争最后关头、最危急时刻出现的分歧。我自己向来是通过详尽解释，努力让下属们理解我的命令。
但西线的情况令我全然不知所措。我告诉自己：不同的指挥官有不同的方式，各种办法都有可取之处。我的前任冯·伦德施泰特明智地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总参谋部正统继承者自居。战区面积、责任、指挥系统如出一辙。他运筹帷幄，从自己的总部里发号施令，几乎从不踏足前线，也很少打电话，与上下级的联络差不多由其参谋长和参谋军官们一手包办。不可否认这样的指挥系统有优点：总司令耳根清净，无需为前线观感而劳神，他俨然高高在上的大主教，人们谈起他时唯有景仰。尽管道不相同，但我能理解冯·伦德施泰特的做派，只是无法苟同。战争进行到第六个年头，同头一年相比完全物是人非。纪律涣散比比皆是，我需要亲自联系指挥官和部队，需要施加直接影响力，后者再也无法省掉，原因尤其在于这时有太多事情缺乏共识。这套办法令双方都感到厌烦，但总归利大于弊，此间还可以透过表面文章窥见真实的人心。
我坚信，哪里有部队失利、战事告急，指挥官就该在哪里，因而除非受敌军所迫，我的战地指挥所都紧邻前线而设，并常常随之转移。拥有韦斯特法尔这样的总参谋长，夫复何求。我们在意大利就共事得默契十足，他对我的秉性了如指掌，一如我了解他一样。
西线总司令部下辖三个集团军群。我自己也长期指挥过一个集团军群，不会不知道位高权重意味着什么。集团军群的司令在各自防区和职权架构范围内完全拥有独立自主权，我亦有心充分尊重这样的权利，但现实中又往往因突发意外而出面干预，我也是不得已为之，我虽为老资格的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出身，却又属于空军，因而干预时总有几分惴惴不安。
三个集团军群司令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总参谋部精英或身经百战的将领。
师长们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人最近几个月才被提拔上来。正常情况下，他们之中有些人本来会被换掉，因为1945年春季举步维艰的大环境下，他们不一定能胜任战斗任务。出自当年那支裁减到10 万人的德国陆军的骨干将领太少，而军队成倍扩张得太快，大战这五年间伤亡又太大，要清理出不称职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尽力而为，可与此同时也要增加干预的职责。
这些年来，辞退德军高级将领成了惯例。原则上我并不赞同。许多出类拔萃的将才因此过早地被束之高阁，在战争后两三年里失去用武之地，而真正需要退役的人，却因为后继无人而多少被拖延了退役。如果我发现哪个指挥官丧失敬业精神，个人态度对士气产生消极影响，那我只能诉诸存在争议的最后手段。
更棘手的问题是，集团军群甚至更高一级指挥机构都直接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联系。战报直接呈报给最高统帅部或许能满足某些人的求知欲，缓解统帅机关的焦虑，却完全扰乱了上级负责人的工作节奏。
3月底，我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自己的大部分任务都没完成。即使付出巨大牺牲，还是输掉了萨尔―普法尔茨之战；敌人冲破了雷马根和奥彭海姆的桥头堡，为扩展行动建立了出发阵线。下莱茵河地区亦是如此，敌人眨眼之间就跨过莱茵河。盟军的目标大体轮廓昭然若揭：由主力军分割德国南北，同苏军会师；由英军夺取德军右翼所在的北海沿岸港口；由美军和法军组成的南方集群占领德国南部。(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究竟缘何沦落到如此触目惊心的境地？毫无疑问，要是拥有合理兵力和必要的装备，一支优良的德军尚能一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每个集团军群有几个装甲师或装甲掷弹兵师，再有一支能同敌人大体相抗衡的空军，那么一次“自由作战行动”是可行的。固然，H 集团军群不乏装甲师预备队却依然落败，这件事本身不足以驳倒上述论点，反而印证了我的观点：“自由行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它不绝于耳的疾呼之音一律被我拒之门外—伴着汽油等物资匮乏、士兵训练仓促，一个完美主义者记忆中的美好时光如今一去不复返。然而不可否认，仍有顽固的“自由行动”拥趸们烦扰着我，事实上还在我与手下指挥官们之间引发过信任危机。战争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我的将军们思想有了改观，对政治、经济以及战争前景也有了争议，这些都可以理解，但它们无法都超越一个简单的道理：真正的军人哪怕非议缠身，也会矢志不渝，树立光辉榜样，令下属由衷地无条件追随。即使在那段时期，我也看到了很多散发出这种力量的军人。
多年以寡敌众的经验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一个其实早在一战就了解的道理：无论内陆还是沿海，在主战场进行纯粹的局部防御—就像希特勒命令的那样，当面对海陆空一体化进攻时，绝不会有称心如意的结果。尽管我们在地面和空中都很虚弱，还是没有局部防御的余地，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为守住一处事先选定的地域而打一场“有限的运动战”。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多年的分歧到这时越来越明显，两者无法冰释的隔阂产生了一种阻碍性的影响，在很多时候也堪称是毁灭性的。结果，陆军总司令部感觉受到掣制和误解，希特勒则将失败归咎于陆军司令官们刚愎自用，他频繁指手画脚，哪怕最微小的战术问题也要干涉，结果均被嘲讽为纸上谈兵，他的战略命令和直觉被嘲讽为门外汉。这种暗暗的敌意葬送了积极主动的精神，破坏了统一指挥原则，也内耗掉了不少精力。
最后半年来，损失惨重，一退再退的战斗几乎耗尽了军官和士兵。许多军官精神崩溃，或者患病不起，要么根本不称职，偏偏这时基层军官匮乏得要命。士兵人数也令人失望，补充给前线的兵员则缺乏训练，毫无战斗经验，数量杯水车薪，而且来得太迟了，对战事于事无补。只有拥有一个睿智的指挥官，一批数量充足、经验丰富的部下，一套由老兵组成的核心班底，一个部队才能团结一心。
掉队士兵数量之庞大，足可见他们的部队已经支离破碎。作为传染效应和交通堵塞的焦点，掉队者无疑留有后患，但同时也不失为一座人才储备库。他们之中许多人确实是在战斗过程中同部队失散，或者从医院、征兵营归队途中迷了路。不过大部分掉队者属于另一种情况，他们实为逃跑，逃得离火线越远越好。前线后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是触目惊心，我遂下了狠招，组织起重重关卡拦截。由于仍有不少漏网之鱼，又成立了一支“战地突击搜查特遣队”，以便进一步收网。
德国空军这些年来日渐式微，已经指望不上他们能完成任何需要他们完成的事。对于空军的萎靡不振，本身亦为其中一员的我因爱莫能助更是痛心疾首。陆军一直批评空军一事无成，这有失公允，不过确实，如果领导层更加积极有力，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空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在敌人即将发起主攻时集中所有打击力量，可它已经失去了机动能力。如果将西线空军的三个航空师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易于管理的编队，当某一防区请求空中支援时，派出这么一支精练的空军，全力以赴地战斗，这样一来，西线空军的组织或许能有所改善。
战局安稳时纳粹党相当活跃，在很多地方活跃过头了，它已经从一个政治组织发展为货真价实的“监督”组织。由于党政机关无比庞大，许多达官贵人既没受过专业训练又缺乏合格素质，就被提拔到一个不相称的职位。几乎每个德国人天性中都渴望建功立业，这种心态在党内高官们的多管闲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纳粹党的党务总管鲍曼便是如此。正是此人喋喋不休地打报告，孜孜不倦向希特勒证明这个“监督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顶住上层的压力需要伟大的人格力量。有一些党员，尤其是年轻一辈确实做到了，但总的来说，纳粹党监视民众、军队并报告给希特勒，就这样毁掉了军队的合作意愿，还渐渐在官兵们之间引发难以容忍的冲突和憎恶。
在与军区开展合作的大区，纳粹党的大区长官作为“帝国防御委员”同样身负军事任务，他们有权干涉军队行政和经济事务。结果招致纠纷和对抗，抵消了合作所取得的一切好处。
西线总司令仅同纳粹党顶层的许多省长们维持必要的密切联系，因而不可能快速投入行动。于是一个手握大权的高级官员被安排进我的参谋部。这本是好事，但派来的是一个狂热党员，工作中碍手碍脚。我的参谋部不需要一个耳目，便以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将他赶走了。
另一方面，我们同宣传部一位特派员在各方面都合作愉快，后来他还帮我传递了和平试探者的消息和停战谈判进展。